爲什麼小學同學都二胎了,而我還沒對象

新春佳節,常年在一二線城市加班的打工人,紛紛像候鳥一樣返回老家,過上了悠閒舒適的假期生活。

但快樂之餘也有不少煩惱,比如父母親戚們的年度保留節目——催婚催生。

呆在家裡,“再不嫁出去就沒人要了”、“你什麼時候能讓我們抱上孫子”之類的嘮叨不絕於耳;出門逛街,又偶遇大學畢業就回到老家工作的小學同學,寒暄幾句,發現對方不僅結了婚,生了娃,有人連二胎任務都圓滿完成了。

終於,你忍不住開始疑惑,怎麼呆在老家的同學結婚生孩子這麼容易,甚至輕輕鬆鬆生了二胎,自己明明也不抗拒談戀愛,卻連找對象都這麼難。

究竟是什麼,讓你們的命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結婚的時間,已經暗中註定

其實,命運的齒輪,從你們大學畢業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悄然轉動。

那一年,你的小學同學自覺對學術沒什麼興趣,早早找好了老家的工作,而你則順利考上了心儀學校的研究生,高高興興地決定繼續讀書。

但你不知道的是,相關研究發現,受教育水平會影響初婚年齡。通常來說,受教育水平越高,初婚年齡越遲[1]。

一項發表在覈心期刊《人口學刊》上的研究,使用2016年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居民初婚年齡就會上升0.11年[1]。

而且相較於男性而言,這一影響在女性當中的體現更爲顯著[2]。

因此不知不覺之間,在結婚這件事上,你的小學同學已經比你快了一步。

受教育程度與結婚年齡有很密切的聯繫 / 圖蟲創意

讀完研,你綜合比較了手裡的幾個offer,決定不回老家,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殊不知這一決定無形中又推遲了你結婚的年齡。

研究發現,城市規模會影響個體的初婚年齡。城市規模每增加1%,初婚年齡增加0.635年,並且隨着時代的變遷,這一影響還越來越大[3]。

畢竟,當你的小學同學在父母的幫助下輕輕鬆鬆在老家全款買婚房的時候,你和你的家庭可能還沒湊夠一二線城市的首付。

不僅如此,流動遷移的經歷也會明顯推遲個體的初婚年齡[4]。

廈門大學與廣州大學的學者們對於這一現象進行過詳細分析,指出流動時間越長,範圍越大,對婚姻的推遲效應越強[5]。

這種推遲效應主要通過改變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婚姻觀念與婚配概率這三類與婚姻相關的重要因素來達成[5]。

具體來說,在大城市工作的女性會因爲城市聚集效應獲得比小城市更高的收入,而更傾向於晚婚[5]。

而在大城市工作的男性雖然也會因爲流動獲得更高的收入,但由於大城市的同工同酬更爲完善,不同性別之間的收入差距反而縮小了,男性失去收入優勢,也會導致晚婚[5]。

流動遷移的經歷會對結婚的決策因素產生影響,推遲人們整體的初婚年齡 / 圖蟲創意

同時,大城市的婚戀觀念往往更現代化,不提倡早婚而更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也會讓個體更傾向於晚婚[5]。

另外,能否成功結婚還取決於能不能找到合適的對象。相較於老家,大城市的擇偶成本顯然也更高。

一方面,大城市的年輕人更多,擇偶範圍更廣,這意味着找到對的人需要花費更多的搜尋時間[5]。

另一方面,獨自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既脫離了老家的社會網絡,又很難在大城市建立新的社會網絡,沒有熱心親友們牽線搭橋,光靠自己,找對象的成功率自然也大大下降[5]。

所以,當留在大城市的你還在苦苦尋覓對的人的時候,你的小學同學已經早早發完了婚禮的邀請函。

留在家鄉的人,更容易兒孫滿堂

除了比你更早結婚之外,你留在家鄉的小學同學,在生育方面也比你有更多優勢。

一則發表在《南方人口》上的研究指出,初婚時間越早,生育意願越高。具體而言,初婚年齡每推遲一歲,生育意願就會降低0.54%[6]。

遷移也會影響生育意願。相關研究發現,當控制了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水平等相關變量後,遷移仍然對減少理想子女數量有較大作用[7]。

因此小城市的平均理想子女數量往往比大城市更多。

遷移行爲會影響生育意願 / 圖蟲創意

安徽財經大學的學者抽樣調查了省會合肥市與四線城市宿松縣20~50歲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後發現,宿松縣的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是2.48,而合肥市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只有2.13[8]。

此外,就實際子女數量而言,小城市也會比大城市更多。上述研究還指出,宿松縣平均實際子女數是1.68,合肥市平均子女數是1.36[8]。

而造成這一結果的除了生育意願,還有截然不同的撫養條件。

一則2023年12月發表的新研究建立了“生育意願實現度”這一指標來考量遷移對生育意願實現的影響。結果發現,遷移會對生育意願的實現造成顯著的抑制作用。遷移次數越多,生育意願越不容易得到實現[9]。

這本質上是因爲大城市的生活壓力更大,育兒成本更高[9]。

想必每個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都對此心有慼慼,面對超長的工作時間與高昂的房租,自己養活自己已經很不容易了,哪兒來的時間精力乃至金錢來養孩子呢?

相較於大城市,小城市撫養孩子的成本更低 / 圖蟲創意

相較之下,生活在家鄉的年輕人無疑輕鬆得多。不僅工作、金錢方面的壓力更小,更重要的是,生完孩子老人還能很方便地照顧。

衆所周知,嬰幼兒的養育是一項充滿壓力的複雜活動,不僅要每時每刻照看嬰幼兒的安全,及時響應他們的需求,還需要應付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瑣事。過大的育兒壓力甚至可能會造成父母的養育倦怠。

隔代撫養是很好的緩衝方式。退休的老人幫助子女照看孫輩,能有效降低子女生育與職業生涯之間的矛盾。

北京外國語大學與中山大學的研究者們發現,比起沒有隔代撫養條件的女性,有隔代撫養條件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齡更低,生育子女的數量更多[10]。

長輩的支持和幫助會降低育齡人羣的初育年齡 / 視覺中國

2020年發表在《人口與社會》期刊上的一則研究也指出,“有老人幫助”是絕大部分人羣生育二孩的核心條件[11]。

顯然,在家鄉獲取老人的幫助要比在大城市容易得多。

當大城市的隨遷老人艱難適應語言、飲食乃至生活習慣的種種變化,想着早點帶完孩子好回老家安享晚年時,你小學同學的父母已經興高采烈地抱着自家寶貝孩子串完了好幾戶鄰居的門,回家積極催二胎了。

不是每個人,都能抵抗催婚催生

除了客觀條件更適合婚育之外,就主觀意願而言,你的小學同學也很難不迅速結婚生子。畢竟,對他來說,想要抵禦來自長輩們的催婚催生,可比你難多了。

幾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婚姻都承載着非同尋常的社會功能與意義。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指出:“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把婚姻視作當事人間的個人私事,別的人不加過問的。”[12]

而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國,成家生育更是被視爲一種必須完成的文化任務[13]。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仍然是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共識。如果父輩不幫助子女選擇配偶、組建家庭,會被認爲是沒有盡到倫理責任或打破了家庭信仰[13]。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婚姻具有重要的社會和文化意義 / 圖蟲創意

因此,絕大部分的單身年輕人都飽受催婚之苦。2022年,一項對2021名未婚青年進行的調查顯示,68.2%的受訪未婚青年都經歷過催婚。其中,80.6%的受訪未婚青年坦言催婚增加了他們春節走親訪友的壓力[14]。

但身處大城市的你,只需要在春節期間直面催婚壓力。平常還有機會用不回微信、不接電話等方式進行數字隱身[13]。而你身處老家,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父母和親戚們的小學同學,可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僅如此,在熟人社會,“成家”被視爲個體擁有社會地位的前提。適齡未婚的青年不是被當成小孩子,就是被當成光棍。他們不具備人情交往的價值,也沒有話語權,被隱晦地被排擠在社會主流之外[13]。

因此他們往往很快屈從於無處不在的催婚壓力,光速結婚生子。

身處熟人社會的年輕人更容易屈從於催婚壓力 / 圖蟲創意

但其實,早早結婚生子的生活,很可能並不像催婚的長輩們描述得那麼好。

隨着現代城市文化觀念向鄉鎮與農村的不斷滲透,養孩子變得越來越複雜、精細,需要整個家庭投入更多的物質與精力[15]。

“對孩子好”意味着要給與最好的條件與最多的陪伴。不管是否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只要家庭沒能盡力對下一代進行照料與密集投入,就意味着虧欠孩子[15]。

因此,父母尤其是母親需要爲孩子做出許多犧牲和妥協,可能會導致自我實現受阻、經濟上陷入依附地位、夫妻關係緊張與親子關係過密導致的情感崩潰等問題[15]。

有時候,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會大大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 / 圖蟲創意

而隔代撫養也很容易成爲家庭矛盾的導火索。

老人們往往抱怨子女只關心孩子不關心自己,給的錢不夠買菜,還要倒貼自己的退休金。年輕的父母們則責備老人養育觀念陳舊,總是給孩子吃太多,還讓孩子看太多電視,玩太多手機[16]。

甚至,二胎兒童的出生還會不同程度的影響頭胎兒童的心理行爲發展[17]。可能會使得頭胎兒童感到被忽視或失去了應有地位,從而出現焦慮、嫉妒、退行、攻擊等行爲,導致同胞矛盾頻繁[18]。

想想同學一地雞毛的家庭生活,今年春節照例要面對的億點點催婚煩惱,是不是也沒那麼難熬了。

參考文獻:

[1] 楊克文, 李光勤. (2018). 教育獲得對初婚年齡的影響研究. 人口學刊 (06),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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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光勤, 馮亞芳 & 公衍磊. (2021). 城市規模對初婚年齡的影響研究——來自CLDS2016的經驗分析. 人口學刊 (0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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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費孝通. (2011).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 北京:商務印書館.

[13] 韓亞輝 & 郭智敏. (2023). 離鄉青年家庭微信催婚中的數字代際衝突——基於個體化的理論視角. 新聞知識 (06), 20-26+93-94.

[14] 中國青年報. (2022). 超八成受訪青年坦言被“催”增加春節走親訪友壓力.

[15] 班濤, 張茸. (2022). 爲人母難: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年輕女性的母職實踐、困境與調適. 當代青年研究 (04), 118-128.

[16] 章依娜. (2018). “生”而爲人,大不相同 ——生育政策影響下的鄉村家庭(碩士學位論文, 浙江大學 ).

[17] 宋佳, 田甜, 李婧, 張丹, 袁慧, 沈濛濛 & 胡幼芳. (2023). 江蘇省二孩家庭中學齡前兒童同胞關係現況及影響因素研究. 教育生物學雜誌 (01), 65-69+81.

[18] 朱凱麗. (2023). 二孩家庭消極同胞關係的個案工作介入研究 (碩士學位論文, 浙江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