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中國的基礎研究難獲諾貝爾獎？

（原標題：爲什麼中國的基礎研究難獲諾貝爾獎？）

基礎研究當下的根本困境

實質上指向經費分配結構問題

爲什麼中國的諾貝爾獎這麼少？

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沒有正面回答，他反問：“爲什麼中國年輕的科學家總處於‘飢餓’之中？”

莊辭是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科研處處長，負責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般來說，科研人員申請最多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面上項目，資助週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約60萬元的項目經費，平均每年就是15萬，“這意味着一個博士後的工資可能都負擔不起”。

在“基本上沒有實驗、從事純基礎理論研究”的理論物理所，莊辭觀察到，科研人員收入中有近40%需要從科研項目中支出，這就導致如果不爭取項目就沒辦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壓力都很大”。

她感慨，基礎研究領域能做出成績、最有創造力的年齡段一般是30多歲，而中國的年輕科研人員卻困於“追求短平快項目”的浮躁內卷之中。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召開的“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新聞會上坦率稱，解決“卡脖子”技術短板，需要從基礎研究上下功夫，從源頭上找。3月，國務院發佈的機構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讓人們聚焦這一關鍵問題：中國的基礎研究向何處去？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基礎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加強基礎研究，“要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佈局”“深化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改革”。

站在當下的十字路口，我們更需要回答：基礎研究需要怎樣的資助方式，什麼是真正的基礎研究？“無用”和“有用”間如何平衡、轉化？爲何中國的基礎研究一直缺乏對全人類有影響力的原創性、前瞻性成果？

激烈的項目內卷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已連續多年在兩會上呼籲加大對基礎研究的經費投入，他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礎研究事業發展迅速，取得了一些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成果，但整體上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相當大差距。

從研發投入總量看，2022年，中國研發經費（R&D）投入規模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爲1951億元，佔全部研發經費的比重爲6.32%，相較十年前的4.8%，已是一個很大的提升，但仍遠低於主要發達國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貽芳認爲，中國基礎研究的問題，一方面與總體的投入比例不足有關，更關鍵的癥結在於，6.32%的經費也沒有得到相對合理的分配，造成經費的使用效益不高。

中國當下的基礎研究以“中央財政支持”爲主，其特點是科研人員主要通過項目競爭的方式獲取，這些項目分佈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機構中，每類項目對應不同的資助額度和週期，項目評審也由政府機構組織臨時性的專家委員會進行，這種競爭是全國範圍內的優中優選。

一切圍繞項目的資助體系中，研究機構的運營、選題方向及科研人員的工資薪酬都和項目直接掛鉤。莊辭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作爲項目負責人，爲了“湊人頭費”，也就是給課題組的學生和博士後發得出工資，還必須不間斷去申請新的項目，造成一定的重複資助。

記者調查發現，這種“一拿到項目就有錢、沒有項目收入很低”的現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支持的科研機構很普遍，因爲財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業運營經費“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這筆錢主要用於“給員工發基本工資、基礎的基建和修繕、水電支付等”。王貽芳說，高能所基本是靠競爭性經費活下來的，從研究所（課題組）的科研經費來看，競爭性經費佔比幾乎是100%。

根據《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2022年部門預算》，2022年初，高能所支出總計25.7億元，其中基本支出4.38億元，佔17.04%；項目支出21.04億元，佔81.80%，也就是說，整個研究所的運營和科研經費中超過80%來自競爭性項目。在理論物理所，2022年的預算也顯示，項目支出佔比接近70%。

莊辭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因此，理論物理所90%以上引進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優青”“傑青”或“百人”“千人”，這些都是分屬基金委、中科院、中組部的人才項目，3~5年內會“自帶”幾百萬元的經費。如果沒有這些“匹配經費”，僅靠研究所自身，很難讓科研人員組建研究團隊和維持相對體面的薪資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論物理所的現狀仍是：很多科研人員根本招不起博後，項目經費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僅能負擔一名博後的費用。

2021年5月24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北京懷柔園區綜合極端條件實驗裝置超快電鏡實驗室內，科研人員在調試設備。圖/新華

一位不願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員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國家三令五申說科技人才評價體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問題是到了基層，無論對科研人員還是研究機構，都是憑“帽子”發錢，不可能不重視，甚至研究機構爲維持自身更好運營，也會鼓勵研究員多申請各類人才、科研項目，單位內部的排名或獎懲也都和項目直接掛鉤。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薛姝等在2021年發表的《當前我國青年科研人員面臨的主要壓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於評價考覈的導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員剛博士畢業就需要去申請青年基金項目，申請人數逐年增加，加劇了競爭。2019年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受理項目數比2014年增長54.4%，而資助項目數只增長9.4%。相應地，青年科研人員項目申請成功率持續降低，2014~2019年，青年項目資助率從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員申請項目的壓力逐年增加。

“現在，全國上下已經形成了一種激烈的科研項目內卷局面。”主要從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物理與天文學院教授李亮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他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在的科研資助體系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立起來，當時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以績效爲導向的資助體系設計是在資源有限情況下，如何讓科研經費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錢用在刀刃上”。但在一個推崇競爭和排序的科研支持體系中，最後一定會形成“馬太效應”，“已經拿到項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數頭部科學家經費充足，但還是不停申請經費”，真正應該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學家在成長期卻可能被邊緣化。

2018~2019年間，時任中國科學院條件保障與財務局局長的鄭曉年到中科院各所調研，發現“存量資金”比較大，且科研人員不願意花存量經費的現象很普遍。“我問科研人員，你爲什麼把這麼多錢留在手上，他說我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爭取到經費，沒經費就沒績效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2013~2018年曾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的楊衛曾指出，對於有限的、且增幅逐漸減少的科技資源，我國科學家目前通過相互競爭，呈現的是一種近於零和博弈的狀態。然而參考國際經驗，一個好的基礎研究環境應當是寬鬆型博弈狀態，能鼓勵更多自由探索，激發顛覆性成果。

基礎研究當下的根本困境，實質上指向經費分配結構問題。專家指出，基礎研究的典型特點是基礎性、長期性和難以預測性。對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基礎研究而言，這種以競爭性項目爲中心的支持模式會造成科研人員浮躁之風盛行，功利主義導向，在選題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內出成果，使得基礎研究有限的經費並沒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創性研究上，經費投入產出效益不高。“這樣的模式並不十分適合基礎科學研究，科研人員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來持之以恆地探索。”莊辭說。

2021年5月17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公佈，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LHAASO）”記錄到1400萬億電子伏特（1.4PeV）的伽馬光子，這是人類迄今觀測到的最高能量光子，有助於進一步解開宇宙線的奧秘。圖/新華

“最基本的穩定”

如何讓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把“冷板凳”坐熱？

作爲中國基礎研究和科學前沿的最主要資助渠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於2016年專門開闢了一類更長期資助——基礎科學中心項目，其目標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資助對象是高水平學術帶頭人牽頭的多學科交叉團隊，進行“五年+五年”的滾動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億元經費，如今降爲6000萬元，但相應擴大了資助範圍，每年支持的團隊也從三四個逐步增加到十幾個。

對於該項目的設立，基金委原主任楊衛解釋，除以競爭性支持爲主外，對科學研究需要考慮穩定支持的模式。因此，借鑑發達國家經驗，基金委啓動基礎科學中心項目，計劃圍繞一個重要的科學研究方向，對跨學科的大型科研羣體進行約10年的穩定支持，每年資助研究經費超過3000萬元，以期待在我國基礎研究地貌圖上隆起學術上的“世界高地”。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周忠和負責的“克拉通破壞與陸地生物演化”成爲2016年首批獲得該項資助的三個項目之一。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該項目經費管理比較寬鬆，但問題是這種項目太稀缺了，這雖然是一種穩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質上仍是一類競爭性很強的項目。莊辭也認爲，這類項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極少數人，目前競爭已趨白熱化。

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國外頂尖機構是怎麼做的？2019年，中科院組織了一個考察項目，旨在通過實地調研世界知名基礎研究機構，總結他國經驗，探索什麼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基礎研究科研組織模式，莊辭參加了這一項目。

她到訪的第一站是日本，並先後參觀了東京大學卡弗裡數物聯攜宇宙研究機構（IPMU）和京都大學湯川理論物理研究所，她發現，日本科研人員的薪酬體系和項目經費是基本脫鉤的。所謂科研項目經費只能用於組織學術活動和開展學術交流，不允許用於薪資。相應地，政府會給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經費來保障科學家收入和博後以及學生的工資，無需科研人員自己承擔。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員的經費寬裕與否並不影響其招聘學生或博後，招聘只看學術水平，比如IPMU爲招到全世界最優秀的博後，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員也可以自由選擇博導和合作導師，並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擔心導師是否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日本科研人員都不存在非得申請經費才能維持團隊存活下去的壓力，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安靜做學術的長期穩定的環境。爲什麼日本的諾獎得主這麼多？因爲他們的科研生態不急功近利。”莊辭強調。

曾當過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的周忠和認爲，真正對基礎研究有益的長期穩定支持，不是項目式的穩定，而是給科研人員提供一種“最基本的穩定”，即有一份體面而穩定的薪酬，這應該是由財政兜底的。現在的問題是，財政每年給研究所提供的穩定運行費太低，造成穩定與競爭性經費的比例失衡。

莊辭調研後發現，日韓研究機構從政府處獲得的穩定經費佔總經費的比例約爲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圓周理論物理研究所，政府穩定支持比例更是能達到80%。她希望，在中國，對理論物理所這類從事純基礎理論研究的機構，穩定支持的比例至少應在70%左右。

其實，中國學者多年來一直呼籲提高穩定經費的支持比例，但由於整個體制存在對以競爭性經費爲主體的路徑依賴，無論科研工作者還是管理者，對穩定性經費與競爭性經費的關係，一直沒有形成很好的共識。

李亮認爲，穩定經費支持涉及到資源的調配，落地過程中可能會有複雜的博弈，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具體支持比例是多少？對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和時間的研究領域，很多發達國家能達到70%~80%的比例，中國很難一下子提升到這一水平。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穆榮平分析說，目前的科研機構資助模式對於科研機構類型差異考慮不夠，沒有區分度。

“我建議根據不同學科的特點區別對待，對一些比較前沿、需要從更長遠去佈局的學科，比如高能物理，穩定支持的比例可以高一點，而對一些非常成熟且有強應用前景的學科，以競爭性爲主的經費模式更佳。”李亮說。

另一個最核心問題，就是錢從哪兒來？關於提高穩定經費比例的建議，身爲全國人大代表的王貽芳已經在兩會上呼籲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礙可能與中國多頭的科研管理體制有關。現有體制以項目爲核心，各類不同的競爭性項目分別出自科技部、基金委、發改委等多部門，它們只會盯緊自己手裡的項目經費，既沒有動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動。也因此，近年來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內部在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試點穩定經費支持等。

王貽芳指出，要從總體上推動穩定經費改革，就要從中央財政中額外劃出一筆穩定支持經費，具體到如何落實，匹配給誰，怎麼定義基礎研究機構，不是任何一個部門可以單獨解決的問題，需要在中央層面去統籌協調。本輪機構改革後，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員會或是一個解決經費問題的很好契機。

穆榮平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最好先由中央科技委對國家科研機構進行定位優化，明確要在哪些領域增加穩定支持，“一定不能盲目、輕易地去增加穩定支持”。

從世界範圍來看，多數國家對基礎研究的資助體系都採用“競爭性項目制+穩定的機構式資助”的雙軌模式，但不同國家各有側重。荷蘭、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以機構式資助爲主，美國和中國的體制比較像，以競爭性項目爲主，不過大部分科研人員能獲得一份“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並由政府兜底，與項目關係不大。多位專家還注意到，近年來，各國都存在逐漸強調競爭性資助，弱化穩定資助的趨勢。

王貽芳建議，可以先選取幾家中央直屬基礎研究科研單位進行試點，依照其過去獲得的競爭經費，按大約10%比例增加額外的穩定支持經費，“既能維持現有體系大體不變，也可以部分克服過度競爭的弊端，這種差異化的支持方式將帶來新的效益。”他解釋。莊辭也認爲，改革應從小切口開始，逐步推廣。她認爲，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切口”。

早在2021年，時任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葉玉江就透露，科技部將制定《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2021—2030）》，對未來十年國內基礎研究的發展作出系統部署和安排，其中包括：進一步加大對冷門學科、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並決定在前沿領域佈局建設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據瞭解，基礎學科研究中心的具體建設方案原定今年4月左右公佈。

在莊辭看來，基礎學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夠高，可以依託具有良好基礎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設，政府給予足夠豐裕的穩定支持經費，一種理想的運行模式是參照日本“世界頂級國際研究中心（WPI）”計劃。

日本在常規機構式資助外，創設了一種頗具“競爭性”的特殊穩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開始爲一些經嚴格篩選的基礎研究頂級機構提供10~15年的長期穩定資助，每個機構每年約有5億~20億日元的政府專項撥款。入選WPI的中心每5年要進行一次嚴格評估，根據結果確定是否繼續支持，評估標準很高，比如未來10年能否取得世界頂級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頂級專家，課題負責人中的外籍科學家是否達到20%等。

科研的自主權該給誰？

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所長王曉東看來，當下中國科研經費管理體制陷入的困境，背後還有一個更深的底層邏輯：科研的自主權到底該給誰？

王貽芳指出，當下，以競爭性項目製爲核心的科研管理體制中，科學研究的一切組織事宜由政府的項目管理官員來控制，他們擁有立項、組織評審、審批等權力。這種管理體制相當於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課題組，完全忽略或跳過了關鍵的中間層——科研單位。這與大多數國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樣，沒有充分發揮科研單位和專家的作用。“本質上其實是不相信科學家。”他說。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礎研究所所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目前，各類項目來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門，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對科學家所在的課題組只有保障義務和財務管理責任，但因爲項目不是自己選的，所裡既沒有資源、也沒有權力對項目任務進行調整，同時也不對項目的缺失或對錯負責。

該所長稱，在一個科研單位缺乏自主權的體制下，研究所像一個大賣場，課題組只是借這個平臺掛靠一下，然後從項目經費裡拿出一部分給所裡交“租金”。莊辭打了個更形象的比方：“科學家變成了僱傭軍。”

這種“僱傭軍模式”帶來的直接副作用是：項目選擇方向的失衡和錯位。站在科研單位角度，其對主要領域的發展方向和路線選擇缺乏決定權，自身也沒有足夠資源佈局。“有時單位想上的項目沒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覺項目能否被批准有相當大的隨機性，所以乾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項目都一口氣報上去，看哪個能中。這就是爲什麼基礎研究多年來的經費使用效益低下，因爲選題並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前述基礎研究所所長說。

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正面臨這樣的困境。在該所制定的“十四五”規劃中，有一個重點佈局方向是關於可控核聚變中的理論研究，這也是緊密結合國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莊辭說，研究所現有資源很難在這個方向上引進一批優秀的人才。“所裡非常希望能夠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圍繞重大核心問題做一些佈局、組織攻關團隊，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她無奈說道。

王貽芳建議，應給予科研單位充分自主權，將科研經費具體分配、使用權下放給研究機構。只有研究所自己纔有專業能力判斷，什麼是領域內真正前沿和重要的問題？什麼是真正的“從0到1”的原創性項目？站在整個機構統籌的角度，什麼是未來3~5年或5~10年應該重點聚焦的方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應由所長充分徵集科研人員的建議，並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後再確定。“對基礎研究機構而言，必須要有相當比例的項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裡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聚焦方向，每個課題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籤合同。”

另一方面，身爲“僱傭軍”的科學家自身也受限於項目預算的嚴格限制，沒有足夠自主權。

一位不願具名的科學家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一般申請到經費後，即使是項目負責人，對經費的自由調劑權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調劑權，如設備費外的差旅費、國家合作交流費等有變動，負責人可以自主調劑，但遇到想採購的設備買不到、設備漲價太多的情況等大變動，仍需要層層上報給基金委、科技部等項目管理部門，等待審批通過。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新民是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測實驗”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和國際合作組發言人，他分析說，在人才引進方面，首席科學家也缺乏足夠的自主權。在評定職稱、工資和績效等方面，都要歸所屬科研單位的行政管理。

因此，在這樣一個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體系中，作爲科研管理機構的政府、負責組織研究的科研單位和一線科學家之間，權責是模糊和失焦的。“這也是爲什麼2019年全國多地實行科研經費‘包乾制’改革後，項目經費實行定額包乾，只定總量，對執行細節不做約束，本是爲了放權給科研人員，但現實中卻起到了反向刺激，讓人們想申請更多項目的原因。”周忠和說。

一個真正實踐“自主科研”的研究機構是什麼樣子？

2003年，作爲中國科研體制改革“試驗田”的北生所開始籌建，其目標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王曉東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長，他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北生所目前每年能獲得2.5億元的穩定經費支持，分別來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華大學。北生所實行理事會下的所長負責制，行政、財務完全自主。

作爲所長，王曉東不會對科研人員進行任何干預，各實驗室主任擁有絕對研究自主權和人才招聘自主權，在頭5年，每個實驗室都能均等從所裡獲得200萬元/年的匹配經費，課題組負責人無須爲了經費而申請任何項目或爭任何“帽子”，團隊的博士生工資也由研究所承擔。

但絕對自由下，也有絕對的殘酷。北生所內部評估非常嚴苛，每5年進行一次，評估標準爲學術成果是否有足夠國際影響力。受邀參與評估的“國際小同行”數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書面回答三個問題：依據過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課題負責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學能否得到晉升？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沒有對你所在的科研領域產生影響？課題負責人所做工作和今後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爲該領域中的領軍人物？第一次評估，前兩個問題必須通過；第二次評估，三者都要滿足。首次評估通過後，實驗室經費升至每年300萬元，如果評估失敗，實驗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員都要離開。“所以我們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實驗室主任的權責利是一致的。”王曉東說。

在他看來，真正的基礎研究，多數是以穩定經費、嚴格評估這種方式推動。穩定支持前提下，一個科研管理系統如果缺乏完善內部評估體制，沒有淘汰，很快就會陷入“養懶人”“吃大鍋飯”的泥淖，每五年進行的一次嚴格小同行評估可以從制度上杜絕這點。“坦率說，專業的基礎研究機構是不能養人的，每個科研人員一定都像運動員一樣參與殘酷的全球競爭。”

這種模式下，近年來，北生所在細胞程序性死亡、感染與天然免疫等多領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但20年過去，它仍是中國科研體制內的“特區”，模式沒有得到複製和推廣。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王曉東說，北生所二期已經落成，實驗室還要繼續擴張，後續需要更多資金支持，這些錢從哪兒來，仍是擺在面前的一道難題。“北生所現在是否還承擔着體制改革試驗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傢什麼性質的研究機構？這些都還沒有定論。”

對北生所的未來，王曉東的希望很簡單：“它如果真的能成爲中國一個正常的研究所就挺好。”

對於“什麼是正常”的提問，王曉東說，“就像北生所模式與國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沒有本質區別一樣，大家不覺得北生所有多麼獨特，就是一羣科學家在好奇心和榮譽驅動下去做自己的事，他們在意的也是中國頂尖的學術水平能產生怎樣的國際影響力，而不是自說自話。”

自由探索還是需求導向？

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的第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四個面向”，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結合起來。

2018年11月16日，國際頂刊《科學》罕見發表了一篇評價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改革的社論。文章稱，基金委從2018年下半年開啓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學與技術研究範式近年來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即“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緊密結合、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相輔相成、跨學科研究凸顯重要性”。

基金委改革明確了四類研究的資助導向：鼓勵探索，突出原創（Ⅰ）；聚焦前沿，獨闢蹊徑（Ⅱ）；需求牽引，突破瓶頸（Ⅲ）；共性導向，交叉融通（Ⅳ）。社論對這一分類有着精準的概括：好奇心驅動的研究、科學前沿問題研究、經濟社會所需的研究、應對重大挑戰的跨學科研究。

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圖/視覺中國

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和評審需要區分所屬的科學類別。記者查閱2019~2022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集中於受理情況》年度報告後發現，四年間，申請項目中，選擇第二、第三類項目佔比不斷上升，一、四類項目佔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項項目申請中，選擇第三類“需求牽引”的項目最多，佔申請總量的45.14%，第二類“聚焦前沿”項目比例是44.57%。與之相對，第一類“鼓勵探索”項目僅有5.05%的人申請，但回到2019年，這一數字還是17.98%。

也就是說，改革幾年後，越來越多的申請人選擇做“需求導向”型項目。2019年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李靜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國家科學評論》期刊專訪時曾表示，他推測，幾年後，需求導向的申請數量和資助金額可能會適當提高，“這個估計一方面來自經驗，另一方面也因爲基金委會加強對需求導向研究的關注⋯⋯如果現在不能通過改革使資助系統適應新的形勢，我們將會失去機遇。”李靜海強調。

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起，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就成爲全球範圍內推動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的一個重要舉措，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基礎研究同國家利益相聯繫，在任務驅動下，“有組織的基礎研究”亦隨之興起。

多位專家認爲，國內當下現實中“存在一種危險的傾向”：更加重視需求導向型基礎研究，純自由探索型的基礎研究被相對弱化。

上海交通大學物理與天文學院教授李亮認爲，基礎研究中有一類，短期內看不到任何未來的應用場景，比如尋找質量的來源或正反物質不對稱起源，這些問題是關乎宇宙發展和演化的終極問題，不能用簡單需求去套。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周向宇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目前過於強調“自由探索和需求導向”的二分法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誤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礎研究是漫無目的的，實際上，其目的是構建新的科學知識體系。

“17世紀，萊布尼茨提出猜想：人類邏輯思維是否可以符號化？這是現代數理邏輯的開端，19世紀，英國數學家布爾爲解決這一猜想，發明了布爾代數。20世紀中葉，‘信息論’之父香濃把布爾代數和數字電路聯繫起來，從電路設計到後來的集成電路、芯片都受此影響。這就是無用之用。”周向宇說。

王曉東說，應該把這種“真正頂尖的、爲全人類作貢獻的探索性科研成果”當作國家的名片。人類的知識是有邊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邊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義驅動，才能去做這件事。社會需要營造一種支持英雄主義的科研環境。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些年一直沒有涌現出重大原創性的基礎研究成果，這就是房間裡的大象。”

“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往往是未經檢驗過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風險、難以預測、跨學科等特點，專家通常難以達成一致意見，因此建立在評審專家共識基礎上的傳統項目模式並不適合資助這類項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識”資助模式。

作爲支持基礎研究最主要渠道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2020年起開始設立“原創探索計劃”項目，旨在資助“從0到1”的原創性研究工作。研究內容由申請人自行提出，不限領域或方向，只需要兩名國內外有較高影響力的同行專家推薦即可，相關學部審查通過後，可獲得1~3年的資助，每年資助強度不超過100萬元。

李亮認爲，這是一種很有益的嘗試，但步子仍邁得太小，每年通過的原創推薦項目很有限，“多數通過的項目背後都由院士推薦和支持”。楊衛建議，基金委應繼續夯實推薦者的責任，進一步擴大項目資助額度，容忍一定的失敗率，並採用滾動式支持，“重點不在於你支持了多少項，而是確實支持了一些好的項目”。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還應擴大面上項目的資助率和資助強度，其單項資助強度曾一度達到八九十萬元。近幾年，基金委資助資金的總池子逐年擴大，但面上項目被其他各類項目所稀釋。2021年，基金委面上項目總資助金額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年度撥款的49.3%，十年前，這一數字能達到66.5%。

本輪機構改革後，原屬科技部的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科學技術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被劃入基金委。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穆榮平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可能是一種信號，未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會增加前沿引領技術研究開發與創新的資助功能。

穆榮平認爲，科研資助模式應該是一個“喇叭口形”，在“入口”處，應儘可能資助數量足夠多的高風險、探索型小項目。隨着對某個科學問題的認知越來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個相對明確的方向，資助項目數量逐步減少和資助強度同步提升。當研究開發聚焦到重大應用目標並有相當積累時，需要更加系統性、高強度資助，此時科技領軍企業實質性參與至關重要。越往後端越聚焦，企業參與積極性越高，到“出口”處，企業自身就有動力出錢資助，不需要政府資助。

“因此，在‘入口’處的基金委在資助時如果過度強調目標的清晰性，則容易導致項目前瞻性不夠，相當於喇叭口一開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必須有一個非常大的喇叭口。”穆榮平說。

專家建議，隨着中央科技委成立，下一步應從頂層設計上理順整個基礎研究資助體系，對同類項目進行清理，明確不同科研管理機構的資助定位，比如基金委更聚焦原創性或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以長期滾動資助爲主；科技部負責與國家戰略需求相關的重大專項和國家實驗室，抓大放小，進行“有組織的科研攻關”。

201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定“十三五”規劃時，楊衛曾提出了對中國基礎研究的三個總體目標：2020年達到“總量並行”，學術產出和資源投入總體量與科技發達國家相當；2030年達到“貢獻並行”，力爭中國科學家爲世界科學發展作出可與其他科技強國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貢獻；2050年達到“源頭並行”，對世界科學發展有重大原創貢獻。

“現在來看，2020年實現學術產出總量並行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但當時還有一個期望，即投入到基礎研究的資源可以與歐美大體相當，後來這點沒能完全實現。2030年實現貢獻並行目標預計會有一定的難度，當初預測時對全球科研合作的預測顯得過於樂觀，對2050年實現源頭並行目標也還要再觀察才能判斷。”楊衛說。

中國的基礎研究向何處去？楊衛說，還是要回歸本質，在有較充足經費保障的前提下，讓喜歡自由探索的科學家自由探索，想要解決國家重大戰略問題的科學家繼續爲國出力，每個人都能在各自的領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從事基礎研究的榮譽感。

發於2023.5.1總第1090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中國基礎研究向何處去？

記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