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是與生命與生活息息相關(上)

繪圖/黛安

(時報文化提供)

文學究竟如何走進我的生命中?我想應當是八歲那年,總陷溺在一個夢境中:我坐在一個巨大方塊上,方塊漂浮在外太空中,天幕上有閃爍的星星,四方有許多緩慢飄飛的灰黑方塊,接近我,又飛走。

在沒有科幻電影可看的一九七○年代,小腦袋裡究竟如何形塑出這麼生動的畫面?我的第一堂文學課是從大量閱讀中開始的,鄰居大姊姊葉潔宇送了一大箱書,裡面有《封神榜》、《三國演義》、《說唐》、《地心歷險記》等中外文學。在此之前,我們家的書櫃裡只有《古文觀止》、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南宮博的《中國歷史故事畫傳》和一些父親準備特考的會計學教科書。

奇幻的小說總讓人入迷,買不起兒童讀物的窮孩子,就跑到國語日報的出版門市,鎖定東方版的少年小說,一個下午囫圇吞棗讀三本,帶着滿滿的故事情節回到家中。絕對是腦神經太活躍了,到了夢裡,總是會偷偷搭乘着巨大方塊升空,漂浮到外太空去。

到了中學以後,閱讀量大了,又讓升學考試折磨,夢中總在算怎樣也算不對的數學,倒是白天的閱讀探險變得更豐富。

中學時期的臺北正是威權與開放交替的空間,城市裡到處涌現新奇的文字,特別在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一帶,臺大與師大生活圈中,過去懸爲禁書的五四新文學、黨外政論雜誌、各色文學同仁刊物乃至左翼的經典論述,都悄悄從禁忌或邊緣的角落現身,或以粗製濫造的翻印之姿,或隱沒作者姓名,飽足一九八○年代時,學子們好奇的閱讀慾望。

在此之前,魯迅、周作人、沈從文、巴金、老舍等這些耀眼的文壇巨擘,教一紙禁令給冰封在文學史中,就連大學的中文系裡,也乏人研究。在讀高二那年,筆名艾農的趙潤海翩然到辭修高中教書,擔任「寫作研習社」的指導老師,他帶領一羣不知現代文學爲何物的孩子,讀沈從文、周作人、魯迅、老舍、茅盾、張愛玲,讓我們有機會回溯斷裂的五四傳統,帶我一堂又一堂精彩的文學課。他也極耐煩地幫我批閱詩作,從極爲散文化的行與行間,告訴我何謂「詩的語言」,告訴我斷句該如何運用,我從他工整的眉批中望見了意象、節奏與結構的奧妙。

艾農一邊寫作碩士論文,一邊指導中學裡的文藝社團,給同學開了一張長長的新文學書單,由我負責張羅來,供讀書會討論,《吶喊》、《徬徨》、《邊城》、《駱駝祥子》這些現在俯拾可得的名著,可難倒了一箇中學生。

在高二某個週末午後,信步從羅斯福路轉往東南亞戲院,在兩旁盡是小吃、成衣攤販的小巷道中央,站着一個黑衣男子,瘦削、白晰的臉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鏡,身前擺着一隻OO七手提箱,裡面放着一疊疊書,我好奇往裡一瞟,居然有魯迅的小說。

黑衣男子用特務交換情報的謹慎,低聲推銷《吶喊》、《徬徨》、《阿Q正傳》給我,還附贈《關於魯迅》的史料彙編一冊。我興奮地接過書,翻讀翻印自香港,字跡有些模糊的書頁,當下掏出錢買了下來,順便帶了沈從文的《湘行散記》。

臨走前,男子說:「我下週還會來,不一定在戲院旁,也可能在臺大附近。」

我記下了特務先生的囑咐,可是從此在溫羅汀一帶瞎混,再也沒見到他的蹤跡。

倒是從那個時候起,翻版的二、三○年代文學開始大舉出現在臺大附近的書攤上。販賣禁書成爲一股挑戰權威的知識力量,禁書攤有的擺在騎樓下,更妙的是有書商乾脆用貨車載書來,掀開帆布篷,不但有錢鍾書、沈從文、老舍、蕭紅和茅盾的小說,就連《資本論》也赫然在列。我原本立志非中文系不讀,但在送志願卡前,受到簡易老師的鼓勵,就踏進了東吳法律系。

大學時期我就讀於東吳法律系,我曾經在延平南路的法學院中遇見蘇格拉底。法學院老師的教育強調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因爲蘇格拉底善於一對一的個別化教學,常藉審慎的問答諸難,叩竭學生心思,善於因材施教。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的教學法就經常利用蘇格拉底式辯論,強調法律案例解析,學生必須事前預習並書寫摘要,老師於授課時不斷提出質問,讓課堂經常保有張力、火花與現實的省思。這段時期,我加入了「南風」和「曼陀羅」兩個詩社,保持大量的文學閱讀習慣,也藉由參與辯論活動,更熟悉了公共演說與修辭學的基礎。

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之交在溫羅汀逛禁書攤,固然頗爲刺激,其實在舊書舖子挖寶,更會見到一些「隱姓埋名」的好書。汀州街上的「公館舊書城」從靠近公館圓環邊上開始,到如今搬到汀州路三段,一直都是我搜羅書籍重要據點。高中時買到精裝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或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沒打上作者的姓名,買的時候根本不識貨,買後束之高閣,應付聯考去,等上了大學後,拿給吳彩娥老師鑑定,才知道原來是大師手筆。

「公館舊書城」的吳老闆整理書籍的本事一流,狹仄的店面裡,品類清楚,特別是文學書籍,依照開本排列,井然有序。窮學生零花不多,所以目標就鎖定七○年初頗爲流行的三十二開本「口袋書」,像是文星書店、大林出版社、晨鐘出版社的系列作品。舉凡余光中的《左手的繆思》、《逍遙遊》、王文興的《龍天樓》、施淑青的《約伯的末裔》、王尚義的《狂流》、林海音的《作客美國》、何凡的《不按牌理出牌》、於梨華的《變》、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多半折扣後,一本只要十到廿元,當時閱讀成癡的少年,一舉能多帶幾本書回家,自然不會放過。日後這些見證現代主義文學風潮的出版品,還能供寫作論文的研究生參考,倒是始料所未及的。

窮小子除了在舊書攤翻找文學經典,看看過期黨外雜誌外,偶爾走進「香草山書屋」或是「書林書店」,都會有莫名的驚喜,找到文學圈同仁雜誌發行的刊物,或是詩人自行出版的詩集。特別是香草山書屋,本來在傅園旁,後來搬到對街上,作家託售的詩文集,多半放在矮櫃子裡,俯身尋覓,找到心儀的書籍,到櫃檯結帳時,體貼的店主人會放進一張精美的書籤,上面寫着泰戈爾的詩,配上精美的插圖,讓人難忘。

研究所我在傳播學院遇見另一個蘇格拉底,是在街頭談哲學的教師。在歷史上蘇格拉底是兼業教師,不以教書養家活口,他每天徘徊雅典街頭,聚衆傳道授業解惑,求以普渡混混沌沌的雅典同胞,他不在乎有無固定的教室、教材及學生,只要大家向學,求責去愚。政大傳播學院的老師們帶領學生一起從事媒體改造運動,推動公共電視法制化,進行媒體監督,讓學生體會知識與社會實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更細密地教導了學生修辭與寫作的方法。

我在政大新聞所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堂寫作課,臧國仁老師的「採訪寫作研究」、鄭瑞城老師的「雜誌寫作」還有林元輝老師的「報導文學」,都精彩絕倫,我保留了老師們的授課計劃表與讀物,一路帶進中文系我任教的課堂,成爲我的秘密武器。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臧國仁老師就把「採訪寫作研究」這門課,設計成「做中學」的編採實驗室,所以我們一批菜鳥研究生,每週既要讀大量的新聞、採訪與認知科學的論文,同時要到新聞現場採訪,開線索會議,競爭上版面的機會。

臧國仁老師的翻轉教學,讓學生自主學習,他可一點也沒放過自己。我們寫的每一篇稿子,他都細心批改,細到提醒我:「文蔚,請買一本《如何使用標點符號》,你不太會用分號和句點。」更重要的是,老師教會我如何更生動地書寫,避開形容詞,讓文句有力量。

相對於當時許多新聞寫作課,多半在練習「改寫新聞」,或是採訪寫作,臧國仁老師已經導入「企劃寫作」。有個練習是要我們提出「雙十節」的新聞企劃,在節日期間多半都是華僑歸國、國慶寶寶這一類的新聞。我到圖書館翻各種年鑑,找到《世界發明文獻中國名人錄》,逐頁查詢,有四位發明家是雙十節誕生的,於是企劃報導他們的創意與貢獻。搭配剛找到一本有趣的論文,研究「二十位傑出發明家的生涯路」,對發明家的特色、人格以及生活態度較有認識,因之覺得這個題裁也相當可行:「辛亥年革命建國,看今朝發明濟世。」作業上繳,老師似乎覺得還可以,上課時小小表揚了一下。

老師把我們丟到現場,不僅僅要跑新聞,企劃故事,還測驗我們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信任!當年正好是立委選舉,因此有個作業是到不同立場的候選人政見會,採訪聽衆。於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選擇了兩場政見發表會,一場是民進黨的顏錦福,一場是國民黨籍的鬱慕明。我一直記得在金華國中禮堂,顏錦福的政見發表會會場中,許多聽衆熱情說出支持反對黨的理由。這次的採訪經驗很難得,讓我一生都樂於試着和陌生人談話,練習發問,打破藩籬。

另一個有趣的作業是,跟着一位資深記者跑一天新聞。我請民生報記者薛荷玉當我的業師,她十分熱心,配合程度甚高,主動連絡,並對此次採訪工作提出規劃與建議。我在十二月十二日早上跟着她走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隆盛接任環保署署長不久由於接近大選,因此報社重點放在選舉新聞上,而且張署長上臺後對於許多的政策漸漸趨向保守,因此恐怕沒有有趣的新聞故事。

記得當天薛荷玉還帶我採訪她的副線──科技。這一條線是中國時報記者李景駿介紹的,內容是國人開發出的電視繪圖板,特點在於可以畫動畫,並且結合教育功能,十分有趣。我側面觀察,薛在採訪這一則新聞時因爲對於事件較爲陌生,問問題使用較多開放性的問題。事後,我們各自寫新聞稿,老師還要我比較專家和生手寫作的差別。如今回想起來,一位老師願意壓縮課堂時間,同時導讀理論,指導採訪,修改文字,是多麼難得啊!我總覺得在通往傳播學院的長廊,我應當遇見蘇格拉底了。我的傳播學院中,有臧國仁老師願意不斷和學生辯論,批判思考,逼問我們究竟一門課程究竟該如何教?又該如何學?成爲當大學老師後最重要的養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