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統雄專欄》一個公務員的犧牲與政治文化改革

勞動部因「智能就業服務系統」標案，主管謝宜容的科幻想像，與承辦吳員的實務條件無法溝通，結果主管更爲憤怒刻薄，而部屬卻爲實質相當簡單的工作而過勞、心力憔悴而以輕生吐冤。（中時資料照）

勞動部北分署公務員輕生案，壓死駱駝的最後二根稻草是：情緒管理-即職場霸凌、與政治文化-即裙帶官蹭紅務虛的問題，但累積互動增強的主因：「知識溝通」更必須正視，也可以適度解決。

本案就是因「智能就業服務系統」標案，主管謝宜容的科幻想像，與承辦吳員的實務條件無法溝通，結果主管更爲憤怒刻薄，而部屬卻爲實質相當簡單的工作而過勞、心力憔悴而以輕生吐冤。

在一串糉子式出鍋的職場霸凌中，海科館長陳素芬更被控標案徇私，可見標案利益，也是霸凌的增強因素。

過去40年我先後承攬、指導、評審十餘個部會與地方政府的資訊系統。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線後，政府標案其實效率增加，流程簡化。有法制比沒有法好，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仍是關鍵因素。

本文將說明：

一、40年標案變遷，透明度合理性增加，但「上樓找人」現象仍在。

二、資訊系統標案避免想像，落實需求規格的UML方案。

三、爲何小案出大難？如何由蹭紅務虛，提升爲治理落實的政治文化。

1980年代資訊系統剛剛問世，我先後擔任「神通電腦集團」DTP子公司的執行主管與日商Looktech 科技公司的總經理。起步時，剛好一位部會首長是我老師，因協助其電腦化而一炮而紅。

當時各界纔開始電腦化，需求量不高，不可能靠1家機關存活，另有一個部會也在招標。我趕緊去投標，結果採購科長和我講了大白話：

「我3家投標單都已經有了，但你們公司很有名。你上樓找秘書長談，他如果交代我，下次我會把你放進去。你這次不要硬投，標不到，還給我找麻煩。」

另外3家其實只是1家，他們母公司關係很好，但並非資訊本業，能力有限，只能作封閉式的「檔案系統」，就是「檔案總管、資料夾」，那時一般人已經覺得很稀奇。

而我們能做「資料庫」「試算表分析」「區域網路」（網際網路還沒有誕生）比他們高了不止3個檔次。

我想，若向秘書長介紹以上技術，當時都是「天書」，他那麼忙，顯然也聽不進去。講別的事，我又不知如何表達。

我就決定去評審會上見真章，拚真本事。

不料，我投標後，卻被一個奇怪的理由認定不符資格，連評審會都去不成。

在5年多業界生涯中，發現政府招標有2類，第一類就是必須要有關係。和民間作生意，如果對方懂技術，會全力壓低售價，只留30%左右的利潤，勉強可活。但和有關係的政府部門作生意，一定由100%利潤起跳，我認識的同業拿300~2000%以上的比比皆是。

第二類，是「清官」當首長，則是憑本事。我投標某個有科技性質的部會，評審全部是頂尖大學的知名教授，雖然盤問嚴格，我們還是拿到高分第一。

當時仍是「底標議價制」，「清官」堅持按照政府規定，只給15%利潤，根本活不下去。有先進告訴我，因應辦法很多，包括：估價單大灌水，或先拿到單、日後再找理由強迫追加預算，或「放長線釣大魚」，這一單認賠，但在過程中把這家納入爲囊中之物。

前2項與我個性不符，做不來。「放長線」我要和董事長談，董事長說各事業全部「利潤中心化」，不會貼補，如果虧就收掉。當時資訊系統前景未明，各軟體公司都不大，我們也不過30來人，所以董事長不是絕情，而是企業成功者的霸氣。

我棄標後，該部部長與我原來並不認識，投標過程中他也沒出現，卻特地請我去一談，願意延期開標，期望我再回去按底價接標，我只能感謝與婉拒。

後來我只好經過「手套」去建立關係，董事長警告過我，這樣並不適當，必須自己去經營應酬。

1992年我一位老師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到臺大創辦研究所，師資開2個條件：第一、電腦輔助教學；第二、英語授課。現在感覺很平凡，當時卻找不到人，所以執意邀請我返校教書。雖然待遇有天壤差距，但工作的興趣與快樂感更重要，我也由資訊系統的承攬者，轉變爲指導者、評審者了。

2003年「政府電子採購網」上線後，招標程序標準化，效率增加，流程簡化，更重要的是有了透明化的基礎，資訊系統招標累積20年經驗，也更合理化了。

當前資訊標案所見到的全是「有利標」，不致發生因能力強，反而必須棄標的情形。得標廠商、評審名單也都可以公開。

那北分署的吳員爲何還被屢屢退件呢？因爲我觀察到2類主管仍然以不同方式存在。一類只要把預算用出去就好，自己不管，其實也已發生另類缺失。第二類則是有獨特的想像，更糟的是有圖利的行爲。

先不談主管的情緒管理部分，在資訊系統標案中最重要的是「需求規格書」，國內幾乎全部都是以文字表現。唯許多主管腦中想的，無法以文字精確說出，而部屬爲主管聽寫的文字，又未能符合主管的想像。

這個問題在國際上早已發生，而以「圖形式需求規格書」來解決。當前最普遍的就是統一塑模語言（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爲16個系統開發圖。對系統的預期，以圖形表現比以文字表達精確也簡明得多。

其中第一個「使用個案圖 Use Case Diagram」適合由招標者提出，定義需求，而其他由得標者製作，完成預期。

「使用個案圖」是英文的直譯，意譯就是「誰？做什麼」的需求圖。又分爲2套，第一套是對常見需求的「系統使用個案圖設計」，第二套是對新創事業系統的「商業模式使用個案圖設計」。

我退休後，年年接受全國各地大學或企業的邀約去介紹UML，期望成爲必須接觸資訊系統者的「科普知識」，也能在實務上產生「知識溝通」的效果。

如果北分署的吳員能夠採用這套工具作報告，當主管謝宜容發現自己也畫不出來，或許就無法亂髮脾氣了。

當前元件與模版盛行，一般資訊系統已是組裝超過新創，輕生之吳員要連續1周工作近16小時，報告仍被退件，在實務上並無此需要，除了文字報告較難溝通外，就是情緒管理與更大環境的政治文化。

賴清德和卓榮泰的經歷都很公開，並沒有接觸過資訊科技的記錄，極可能只因AI一詞爆紅，存在一種「萬能科幻的想像」，就把它當成「全能偉大政府」的代名詞。

而民進黨的政務官與裙帶官，不乏「馬上得天下」的將才，卻少有「馬下治天下」的使命感，從勞動部、財政部、經濟部…一連串資訊系統出包的事實觀察，這些官員對自己職責內有關資訊科技的部分，都未作最基礎的瞭解。

「行動創新AI內閣」是賴清德公佈閣揆時「交付」卓榮泰的，他對AI沒有任何定義，就是蹭而已。

卓榮泰被戴上這頂帽子後，在多次宣達「AI內閣政策」時，喊出的「五打七安」「行動101策略」口號，都與AI沒有直接關係。

AI並非新詞，而是早自1950年代電腦誕生時，對未來發展的「抽象預期」，期望資訊系統能夠模仿人類的學習、推理、規畫、感知和理解，執行需要智能的任務。

AI一詞具有科幻感，每隔幾十年就會回燒一次，主因是技術有新演化，或是有令人注目的新產品。與它有關的功能除了「神經網路」算是特定技術，其他全部是長期演化的課題，只是有了新產品。

這波的AI，主要指自然語言處理、自動產生音影檔案與自駕，都是電腦開拓期就在研究的功能，只是年初出現了大衆易用的產品。

「智能就業服務系統」就是「配對系統」的一種而已，是全球應用排名前3的系統之一，範例何止千萬，是大學生的基礎習題，哪需要龐大工作量？所謂「做不出來」，應是「智能」2字無法迎合主管的想像。這就是個很普通的系統，如何創造出謝宜容想要向賴清德、卓榮泰邀功的幻影？

當前政府資訊系統標案問題，不在「太困難發不出去」，而在「太容易而有可能驗收浮濫」。因爲經過全球40餘年強力開發，常用系統幾乎都有先例、甚至模版化了，只要改個介面就可上線。

經濟部3年前的「五倍券系統」原始碼出現簡體字，遭網民大酸是抄襲，凸顯廠商連修改都沒做完整，不論廠商或官方都太偷懶了。

財政部不久前爆出「重複中大獎案」，後來財政部宣佈原因是廠商自行操作「亂數種子控制」增加「加權功能」。這個理由很特殊，因爲這樣做反而會增加程式難度、人力工時等成本。如果沒有財政部、廠商、中獎人聯合作弊的證據，便無法排除，廠商又是拿其他賭博系統作模版，其中本來有作弊的程序，也是完全沒有檢查就套用了。同案的「AI人氣王比賽」得獎名單，日前又發生爭議，抄襲與驗收方向的調查與亡羊補牢應有必要。（請參見本專欄《重複中大獎？電賭知輸贏！國賭亦然》）

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電子採購網」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法制框架，以上談到的各個資訊系統，都是小菜，衡諸超思蛋、風電、綠能…等大標案的弊端，「先上樓找長官」仍是關鍵因素。

當前2位萬能部長之一，在大學時代就已經是「國民黨黨棍」級的名學生，擅於運用資源，後來一路四面玲瓏，在多種領域標案後都常聽到他名字，而他一手提拔的事業集團也正在涉弊訴訟中。謝宜容所屬的「菊系」一貫具備地方派系聲大氣粗、不吝全拿的豪氣。這種人節節高升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值得關注。

我在神通機構時，各子公司的三級以上主管，都必須上「會計科普課」，不是要去背會計準則，而是要了解管理會計的基礎理論與實務，這是大型組織非常有益的制度。

當前社會愈來愈複雜，公共事務愈來愈有互動性，「資訊、經濟、會計、統計」對各部會可能都會產生影響，各高級主管，或許也都有了解這4門科普知識的必要，才能從蹭紅務虛的文化，昇華爲治理落實的文化。

一位公務員犧牲了，期待賴政府的並非止於道歉，而是政治文化改革。

（作者爲臺灣民調創始人／世新大學資管系前創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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