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的勵志與悲慘 有的只能安心做學霸
原標題：高考改革︱“小鎮做題家”的“勵志故事”和“悲慘世界”
“小鎮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理狀態、心智結構。圖爲2019年5月28日，河南安陽市滑縣第二高級中學，高三學生在教室內學習，備戰高考。 人民視覺 資料圖
今年4月，筆者收到一位友人的電郵，他說自己畢業於復旦大學的中國女友劉滬，來自偏遠農村，夾在上海的新生活和過去的舊生活之間，時常倍感折磨。她出身寒門，再成爲上流人士的情形，像極了司湯達小說《紅與黑》中的主角於連所經歷的人生，雖在不斷攀登人生階梯，內心卻始終有掙扎。
這位友人講的故事讓筆者想起在過去長達七年的追蹤研究中碰到的一個個農村和小鎮青年。最近一次追蹤訪談約在一年前，其中一位訪談對象名叫小月。她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在深圳一家公司已入職近兩年，後又跳槽到另一家。2014年的初次訪談，我們在一間自習室見面，小月有些拘謹，談及學業和生活，她說自己不善言談，社交不多。而這次，她顯然已經更加健談，但仍然告訴筆者，自己“不善社交”，與同事相處或聚會，總有難以名狀的隔膜，融入有點困難。
她問筆者：“你的研究的對象是不是都有這種情況？”
“小鎮做題家”：勵志與悲慘
劉滬和小月的故事，與社交網站豆瓣中一個名爲“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的興趣小組中一些自嘲爲“小鎮做題家”的年輕人的故事，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
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來自農村、小鎮，憑藉優異成績進入“985大學”，但很快因家境較差以及英語口語和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現適應受阻的情況，情緒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輕者覺得“不適”，中等者覺得“迷茫”，重者則覺得“抑鬱”。“出身卑微”就像是“苦役犯”這張名片之與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時常讓他們進退維谷。
不同之處在於，劉滬和小月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同一故事的另一側面。儘管過程艱難，不乏煎熬，但像劉滬和小月這樣的農村和小鎮青年都成就了自身的“勵志故事”：都在一線城市打拼，一位進了一家一流的法律公司，另一位則進入了一家頂尖的科技公司。“悲慘世界”和“勵志故事”統一在一個個鮮活的初步實現了社會流動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個體身上。
筆者在始於2013年，涉及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四所“雙一流高校”近兩千名學生的追蹤研究中發現，有近30%的學生來自農村和小鎮，總體來看，儘管面臨諸多學業和生活方面的挑戰，他們大體依然能夠保持和城市學生相當的學業水準。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他們堅信教育改變命運的人生箴言，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他們的確花了更多時間在學業上。
在針對大一學年學業的調查中，我們發現，農村和小鎮學生較城市學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用於學習。和城市的學生比較起來，他們花在打遊戲上的時間更少（前者週一至週五共6.3小時，後者共5.2小時）；週末用在學習或做實驗上的時間更多（前者週末共2.4小時，後者週末共2.9小時）。
在我們訪談過的百位學生中，大部分受訪的農村和小鎮學生都認爲，在學習能力上，他們“和城市學生都一樣”。因而，“小鎮做題家”並不暗示客觀的學習能力比較，它之所以能引起農村和小鎮學生的共鳴，顯然是因爲表達了一種自我嘲諷，“小鎮做題家”們已經厭倦了單靠學業實現的救贖。“改造自己”顯然是一項更爲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年，在武漢一所名校學習的吳越接受訪談時告訴筆者，學業之外，休閒、娛樂、交往，在城市場景中能夠大方得體，都是這項工程不可或缺的環節。他的同校同學李哲也告訴筆者，讓她覺得開始變成城市這個陌生世界一員的儀式，是她試着去逛公園、旅遊，試着欣賞這個新世界。而這些都不是自己曾經生活的舊世界的常態。在法國社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看來，這些儀式宣告了跨越社會階層者進入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新世界。問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像吳越和李哲那樣稍微順利地融入新的環境。筆者研究的農村和小鎮青年，經常在接受訪談時提及“覺得自身的社會能力不足”，在新的環境中難以自妥。
在接受訪談的數年間，中山大學的周深反覆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來”，“朋友圈很小”，覺得自己大學的生活“不完整”。由於不知如何經營自己的大學課餘生活，上海交通大學的李一同學在接受訪談時表示，自己時常覺得大學生活有所欠缺，只好寄情學習。與後來“小鎮做題家”的自嘲遙相呼應，他表示：“我只好安心地做個學霸了！”
在我們調查的近兩千名學生中，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大一參加各類型學生組織的比例和大二成爲學生幹部的比例都明顯低於城市學生，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面，低於城市學生14個百分點。在筆者與合作者正在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我們進一步發現，在適應在大學的第一年，農村和小鎮學生在個人社交能力方面，更多自我否定而更少自我肯定。而此又影響着他們在非學業方面的探索。這意味着，這些學生與他們所經歷的大學始終是兩種意義上的文化世界。
農村和小鎮青年的上述困境遠非“小鎮做題家”一詞所能盡述。針對社會流動，主流的話語體系一般從經濟福利的角度出發，賦予其純粹的正面含義，認爲實現了社會流動就是萬事大吉。但農村和小鎮青年的社會流動經歷告訴我們應當重新審視個體的社會流動體驗：它還包含了更爲豐富的主觀的非經濟的情感維度。
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指出：向上流動的過程意味着個體融入新的地位文化，流動的階層穿越者極有可能要處理因出身階層和目的地階層之間的衝突關係而經歷社會心理問題。高等教育機構常被視作精英階層的“守門人”。當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時，他們更可能經歷更差的情緒體驗，例如容易有壓力感，意志消沉；在陌生的大學環境中難有歸屬感。
援引布爾迪厄的話來說即是，高等教育機構遠非一個文化上中立的環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層的文化規範和遊戲規則。這意味着，進入異質的被主流話語體系定義爲更爲高階的文化中，農村和小鎮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價。而這正是上述興趣小組及其評論區一個個故事背後的基本邏輯：“小鎮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理狀態、心智結構。
結構固化：社會流動文化障礙背後的故事
農村和小鎮青年的心理代價有其深層的結構性根源。
在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看來，脫離一種地位文化並進入另一種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動，甚至身體的調適。農村和小鎮青年持續的內心衝突往往是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身份認同缺失所帶來的結果。
在武漢一所名校的訪談中，筆者遇到吳潔，開始訪談的兩年間，她的穿着風格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總是藍色牛仔長褲搭配圓領T恤。吳潔說自己只在乎學業，不會向其他同學學習穿着搭配。當討論到自己是否覺得已經開始變換身份，成爲這個城市的一員或中產的一員時，吳潔默默流淚，說自己永遠也不會變成“他們”。
正如社會學家李路路所注意到的那樣，當今社會的結構化和階層化趨勢愈加明顯，基本的階層邊界日益清晰。在地位等級較爲剛性，合法性地位獲得困難的社會中，流動則更有可能導致地位焦慮或文化疏離的困擾。這些都提醒我們留意日益形成中的社會分層體系的結構特徵和它的持續影響。另外，隨着階層結構的不斷固化，地位優勢的代際傳遞手段變得更加隱秘且複雜，文化資本投資即是一項重要的隱秘投資策略。
在分析農村和小鎮青年在大學期間面臨的社會成就弱勢時，我們的研究顯示，家庭的早期文化資本投資策略能夠較好地解釋農村和小鎮青年學生與城市學生之間存在的差異。較好的早期文化資本投資能讓學生擁有更多參與大學社會活動的意願，讓他們對自身的能力有更多自信，亦讓他們擁有在精英環境中被認可的更多的“文化技能”，讓他們儘早在精英環境當中獲得歸屬感。
在我們針對百餘名學生的訪談中，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在談及參與學生會、團委或者社團聯合會等半官方類型的學生組織時，往往都會提到自己不輕易報名，因爲“自己沒有能力勝任相關的工作”，或者“沒有城市的同學那麼自信”。
例如，在訪談過程中，武漢的一位農村背景學生曾提到自己競選院學生會某部門委員的經歷：“當時覺得如果更自信一點就好了，老師在班上說要選一個××委員，我就想上去競選了，只要走上去，在黑板上寫上自己的名字，然後發言說說自己的想法就好。但我就沒那個自信，覺得什麼都不會，不像城市的同學，才藝什麼特長都有，而我就沒有。我想，到底要要不要上去呢，我正猶豫的時候，另外一位同學就上去了。我就放棄了。”
對於來自農村和小鎮等傳統弱勢羣體的社會成員來說，他們的家庭，一般既較少針對一般性文化消費活動進行投資（例如個人才藝訓練），也較少針對高雅文化（例如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和藝術館等）活動進行投資。這本身或意味着他們在精英環境中獲取競爭力的難度在不斷加大。
大學可以爲他們做什麼？
小說家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一書中所勾勒的奮鬥故事令幾代人心醉神迷。
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罕見社會變動和流動大潮中，主人公孫少平，物質生活貧乏，卻儘可能汲取精神上的養料。在那個社會結構初步鬆動、精神生活開始豐富起來的年代，物質生活的苦難和精神層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實現社會流動的雙重註腳。
如今，社會的面貌和階層穿越者的流動故事又是另一番圖景。物質方面的進擊並未一定帶來精神的富足。“悲慘世界”和“勵志故事”都是農村和小鎮青年初步社會流動征程的腳本：個體間差異可能只在於，其中一面對有些人、有些時刻而言是副本。
“小鎮做題家”不是一種客觀能力敘述，而是一種社會流動中個體的心智結構，諭示了或稍輕或沉重的心理代價。它提醒我們向上的社會流動本身的正面意義毋庸置疑，但只從經濟維度描述社會流動故事則有可能使社會流動本身的意義狹隘化，要深入關注農村和小鎮青年在流動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爲深入推進高等教育公平，不僅要重視繼續推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方面的平等，更要重視推進不同社會羣體間平等的就學體驗。
對大學而言，這意味着什麼？
首先，擴容。要持續推進更多農村和小鎮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在一個以新社會階層增長爲特徵的轉型社會當中，流動中的個體可能較少需要應付各類社會和心理壓力，因爲目的地階層當中有着大量擁有相似流動軌跡的人，和他們建立社交聯繫可能更爲容易。讓更多農村和小鎮學生進入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機構，有助於他們發現更多“自己人”，有助於降低他們被邊緣化和孤立的風險。
其次，文化賦能。地位文化的高低等級關係是階層穿越者心理和感情代價的重要來源，長期以來，鄉村被賦予了落後、貧弱等更爲負面的文化內涵。城鄉權力關係的不平等格局是“小鎮做題家”涌現背後的深層原因。它的逐步消解至關重要。更爲重要的是，我們既要肯定同時作爲文化機構的大學在傳遞主流價值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認識和研究鄉村文化和價值觀在大學中的地位及其對農村籍學生教育體驗的影響，更要賦予鄉村和小鎮身份以正面的文化含義。
最後，文化增益。首先，大學的相關管理人員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入學教育等形式幫助農村籍學生了解高校的文化內核，讓他們克服參與重要類型學生組織，參與學校各類活動的文化障礙；其次，文化資本的積累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農村學校，除正規的學科教學課程外，大學可以考慮介入，開設興趣班，爲農村孩子培養個人才藝創造機會；再次，推動城鄉文化資源的供給平衡，爲普通農村學生創造接觸圖書館、文化館、科技館等文化資源的機會，這也是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