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產後抑鬱到底是不是種病？！

隨着生產力發展，人類的生活條件也是越來越好，許多以往不受重視的病變成爲熱議話題。產後抑鬱便是其中一例。

作爲一種精神類疾病，產後抑鬱在西方世界同樣經歷了曲折過程，才逐步獲得相對完整的認知。

20世紀初 產後抑鬱概念並沒有被所有人接受

如同今天的網絡討論那樣，在產後抑鬱剛剛被突出的20世紀初，大部分人對之抱以“不被理解”、“不願包容”態度，甚至會因爲誤解而選擇潑髒水。

即使在相對進步的西方世界，當時的環境仍舊強調重男輕女。所以女性普遍缺乏選舉權，即便有幸獲得務工機會，拿到的工資也會大打折扣。由此導致的婦女運動此起彼伏，卻很少有女同胞把產後抑鬱真當回事。

婦女合作會旗幟

此時，英國婦女合作會長期關注女性勞工疾苦，並注意到婦女在產後所經歷的各種精神痛苦。但文獻表明，相關的表述不涉及任何具有醫學背景的詞彙，反而更像是對“精神錯亂”的和諧表達。不過，這種人文關懷至少輻射到這一領域。

與之相對，專業的精神病學者反而更傾向於潑髒水。在他們的倡導下，產後抑鬱被視爲一種有遺傳性的精神錯亂。在那個優生優學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這就意味着女患者的基因理應被優勝劣汰，以免下一代跟着遭罪。

在男性主導醫生行業的時代 產後抑鬱總會被打爲精神病

產後抑鬱獲得正視 已經是20世紀後期的事情

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左翼運動此起彼伏。女性再解放乘勢而起，要求公正對待孕產婦女所承受的、來自社會與家庭的精神壓力。特別是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公衆人物，如瑪麗·奧斯蒙德、布魯克·希爾茲公開講述自身的產後抑鬱經歷，從而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到了80年代，98%都的分娩都發生在醫院。起初，這被視爲一系列“異化”，包括男性佔主導的醫院被視爲父權家長制的一種壓迫，醫生被認爲是流水線作業的某種執行者，嬰兒與產婦的暫時分離更被看成是有違人道主義的行爲。

由於公共衛生系統進步 大部分嬰兒都是在醫院內完成分娩

儘管公共衛生體系的廣譜往往偏左，還是被視爲父權制的產物，甚至知情同意權都被看成父權制霸王條款。但恰恰是這一類的醫學進步，爲人們重新認知產後精神病變提供了條件。尤其到世紀之交，醫學界在攻克抑鬱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標誌之一便是抗抑鬱藥--氟西汀的問世。

同樣，人們對產後抑鬱也有了更深入認知，意識到這種病變與孕產期劇烈的激素變化息息相關。由此造成情緒低落或波動、焦慮、狂躁、挫敗感、壓抑感、失眠、厭食，嚴重地會導致自殘或傷害嬰兒乃至周邊的人。其持續時間會在2周以上，通常發生在分娩後3-4個月內。

母貓更容易因腸道菌羣失調而抑鬱

事實上，類似情況不僅發生在女性身上，一些雌性哺乳動物也會有類似的反映。例如狐狸和倉鼠，都會在受到刺激的情況下吞食自己的幼崽。這也是一種類似的精神病變而導致的行爲。既然產後抑鬱不是矯情而是病，那麼就不應該遭到任何形式的污名。

這原本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然而故事並沒有到此畫上句號......

科學研究的進步 爲產後抑鬱洗脫矯情污名

人類學家阿瑟-克萊曼，中文名凱博文

人類學家阿瑟·克萊曼因照顧自己的妻子，從而得出諸多顛覆認知的新理論。在有感於女性的精神經歷得以合理化後，他又提出產後抑鬱不僅僅是一種內分泌失調導致的病變，必須將婦女遭受的家庭、職業、社會變化帶來的心理影響也列入考慮。

這種多元化的人文關懷當然有必要，它從身心兩方面對產後玉玉的致病因子進行了分析。但事情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克萊曼預期。在左翼人文社科有意無意的助攻下，越來越多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滿將產後抑鬱歸結爲生理病變，並強調一切都是父權制社會壓迫的鍋。

產後抑鬱問題 終究躲不過女權主義的必然加持

除前文所述的“父權制醫院”帶來“異化”之說死灰復燃，克萊曼所提及的家庭、職業、社會變化、照顧孩子，以及由此帶來的職業發展停滯、家庭責任壓力與社會輿論壓力，統統都可以視爲父權制危害。更爲激進的結論，則是男性讓女性獨自承擔孕產帶來的傷害。

與之對應，單純的有病治病--不管是服用藥物、調節激素，還是進行心理疏導，都被視爲惡臭男性的甩鍋。病情描述也隨之變得極致誇張，如原本僅有數月的發作時長，被延長至終身。顯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算是對當初忽視產後抑鬱的全面反彈。

產後抑鬱問題 逐漸成爲女權們的拿手武器

爲反擊女權 產後抑鬱的範圍逐漸由女性擴大至男性

然而，相關問題的轉機再度出現。因爲有全新的科研成果證實，產後抑鬱不僅是人畜共患病，還是一種跨性別病變。

2018年，英國醫學院研究委員會和倫敦大學學院發佈的研究顯示：21%的新手爸爸們都曾經歷產後抑鬱。雖然低於女性的39%，但足以顛覆認知。美國《兒科》雜誌也曾發表的數據調查，認爲男性患有產後抑鬱的比例爲10%，只比女同胞低了4個點！

新手奶爸同樣會遇到產後抑鬱

此後，進一步研究還揭示，男女所經歷的產後玉玉並無本質不同。男人體內同樣會發生激素變化。在育兒所帶來的職業發展被拖後腿、家庭責任與社會輿論壓力等催化下，導致情緒低落或波動、焦慮、狂躁、挫敗感、壓抑感、失眠、厭食，乃至自殘和傷人傾向……

這些抑鬱父親很容易產生自殺念頭，且比普通人高出20倍。英國皇家空軍前軍官、取得博士學位的約翰·克萊頓，作爲衣食無憂、事業成功的高學歷男士，就在孩子更親近母親的挫敗感折磨下，選擇了自殺，一度震驚了社交網絡。

儘管涉嫌剝削代孕媽媽 同性情侶之一的Simon（左）還是患上產後

甚至，產後抑鬱也不再侷限於直男直女。正如左翼人文社科的研究，既然其更多地源於社會心理因素，那麼LGBT羣體也完全有可能遭受產後精神病變的折磨。澳洲有一對同性情侶Simon Leyshan與Holt Meyers通過代孕獲得後代。很快，Simon就被確診產後抑鬱。

在東方，知名男星李承鉉是出現在公衆視野中的一個案例。但相比於女性，不管是非女性自己，還是公衆輿論，其給予非女性產後玉玉的關注只會更少。尤其是在非西方世界，那裡原本就不太關注精神與心理疾病，且因父權制頑疾而片面強調男性堅韌。

李承鉉的公衆身份並沒有讓男性產後抑鬱獲得更多關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