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獎－從「民族主義憤青」到「和平主義者」

這一切的轉變，始於入學一月後。在社團集體招新的「百團大戰」上，我看到了口述歷史協會的招新，知道目前有一個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的項目。就在那一瞬間，心裡莫名地震動了一下，忽然生出一種莊嚴而沉重的使命感，我覺得我應該加入進去，而且我一定要加入進去，我要真正地走到這些老人的面前，聽他們講述當年的事情，哪怕會有些沉重……

第一次跟着組長去採訪的時候，組長就告訴我們，我們的採訪不完全同於以往的此類採訪，我們要把視野放寬，把時間線拉長，不要把重點過多地放在那六個星期的直接傷害。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我和我們組的同學，每次花幾個小時的時間奔波在路上，也曾經挑燈夜戰，把老人和我們的交流從錄音轉變成文字，不知不覺，竟然也積累了幾萬字。也就是這個過程中，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仇恨淡漠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強烈的「悲天憫人」的情感。

也許這就是口述史採集不同於其他歷史研究的地方，太鮮活，太真實……之前看過很多大屠殺這方面的紀錄片，也許正是因爲他們的鏡頭只對準了那六個星期，也許是因爲在整理編排的過程中加入了太多人工雕琢的痕跡，看起來有些生硬，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是一瞬間的震撼和憤怒，以及對日本人的仇恨。可是從做口述史以來，儘管從老人們口中聽到的故事糾正了一些之前紀錄片中被誇大的部分，卻毫無減少歷史的殘酷性。這些故事，可能因爲裡面有太多的細節、太長的時間線而無法被完全呈現在公衆面前，但是它們給人們帶來的震動，卻是其他任何資料都無法比擬的。

我喜歡一個人在深夜整理這些稿件，看着眼前冰冷的文字，八十年前的苦難似乎就近在眼前，那些老人的形象越來越鮮活，彷彿又成了當年的花季少年或還是懵懂的兒童，他們和家人一起過着最平常的日子，並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是突如其來的災難讓所有事情的軌跡都發生改變，那些理所當然永遠不能實現。現在，那些八十年的故事，從這些老人的口中說出來，一開始彷彿只是記憶中別人的生活，可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下去，竟又是生動如發生在自己的眼前……看到最後，我以往的狹隘的怒火完全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深的無奈。殺害他們，傷害他們的是日本人，可是在這後面，是時代洪流裹挾下的小人物的命運，而那個時代，就是戰爭。

有一次，我在整理蔣樹珍老人的稿子的過程中，看到她講述的一段故事：日本人問她的外婆要雞蛋，但是因爲她們是寄居在別人家，其實並不清楚，就說沒有，結果日本人進屋搜出了雞蛋，舉槍要打死她的外婆，她和哥哥跪下來一起求他們，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人把旁邊的一條狗打死了，沒打到她的外婆。當時的情形，我每每想像起來都還是驚心動魄：命懸一線之時，自知必死，而槍響之後發現自己還活着，死的卻是旁邊的一條狗，而這一切對於那個日本人而言，僅僅是一念之差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在驚心動魄之後，我竟然會去想，這個臨時移開槍口的日本人是不是一瞬間想起了自己遠在日本的母親和孩子；當我看到幾乎所有的老人都說日本人殺人都要以「殺敗兵」爲由，震動之餘，我竟然又會去想，在那種局勢混亂到已經沒有必要掩人耳目的情況下，這樣的理由是不是他們對自己的安慰……我甚至還想過，除了少數狂熱分子，大量的日本士兵在執行長官的命令槍殺這些無辜平民時，他們的內心是什麼感受？還有那些參與搶劫、強姦的日本士兵，他們那時候到底在想着什麼？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他們爲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想，這恐怕就是這次採訪帶給我的最深刻的東西。它讓我直面了歷史的殘酷，卻也讓我丟掉了有色眼鏡，我學會了從小人物的角度去看歷史，從細節處去想像去摸索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不是模式化的宏觀認識。在他們的講述中，我逐漸萌生了一種感覺，可能就是所謂的「人文關懷」，我的關注點不再是那些數字，而是「人」。哪怕當年的南京城有一個平民死在日軍屠刀之下，都值得我們的悼念和追懷，因爲他是一個人，一個被戰爭改變了命運的人，而幕後的黑手，是戰爭。

對於這些老人來說，我可能只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匆匆過客，甚至沒能記住我的相貌，可是於我而言，這些老人和他們所講述的故事卻讓我重新思考我對待歷史的方式，對待當下的方式。

我想，我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憤青」了，我要做一個「和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