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山西礦工，拍出了平遙最佳電影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 | 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一部國產電影上映了。它在平遙得了許多獎，但幾乎沒人注意到它。

當你看到導演和演員列表的時候，會發現這是一些非常陌生的名字，沒有老戲骨也沒有流量明星。

但這部電影背後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電影。

2013年，在地下500米的山西礦井下的礦工菅浩棟一定想不到，自己能站上2023年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領獎臺。

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榮譽、桐葉榮譽，三個獎項同時頒給了這個山西青年。他的第一部長片電影《夜幕將至》，把他三次推向了領獎臺。

他的發言在微博上被網友注意到：“如果這100萬獎金是真的，就能把錢都還了。”臺下的觀衆發出了愉快的聲音，或許是因爲“借網貸拍電影”，聽上去像一個堂吉訶德般的冒險故事，不像是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事。

路人也許聽完就忘了，頂多只能記得這個領獎的導演是個挺幽默的青年。但菅浩棟沒在開玩笑——他爲了拍《夜幕將至》，跟學長借錢，跟11年沒見的同學借錢，最後真的把能借出錢的網貸都借了一遍，有的還逾期了兩年。

我在北京北四環外的一間工作室裡見到了菅浩棟。和我的想象區別不大，他是一個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男人，穿着深藍色的毛衣，戴着一副黑框眼鏡，就像在大學圖書館裡經常能遇到的普通男同學。讓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山西口音，帶着土地的粗糲質感，愣愣地紮在北京的冷空氣裡。

89年生人的菅浩棟，出生在山西、陝西與內蒙古三省交界處的山西省忻州市河曲縣坪山鄉。

在他自己的文字裡，是如此記錄這段出身的：

在村裡，家家戶戶認可的只有一門營生：成爲國企礦工，工作穩定，收入可觀。

和村裡的大多數人一樣，菅浩棟的祖父和父親就是礦工，二叔也因爲礦難去世多年。礦工是他們對一個男孩職業發展的唯一想象，畢竟國企大單位的“金飯碗”，別人擠破頭都搶不上：“我們村大部分人都想有一個國企煤礦所謂的正式編制，我爸覺得我學了煤礦這個專業，一輩子就不用愁了。”

菅浩棟偏偏在這條既定道路上拐了一個彎，於是他成爲了這座村裡誕生的第一位導演。

讀中學的時候，菅浩棟就是一個文科氣質很重的男生。

學習成績不好，還留過幾次級，眼睛近視，又坐不到第一排去。但好在他並不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孩子，他鐘情閱讀和寫作。

說起來他自己都樂，當時他看的還是韓寒的書和郭敬明主編過的《最小說》。條件有限，在農村的學校，唯一能接觸到的書本就是學習用的練習冊，“閒書”不多，但菅浩棟已經很滿足。

後來他成年之後，纔看到了路遙和餘華。看《平凡的世界》的時候，他爲孫少平哭了好幾次：因爲他覺得他們倆太像了，都成爲了礦工，都過着坎坷而不甘的人生。

和許多80後與90後的青春期一樣，菅浩棟也想自己寫小說。但不一樣的是，他是真的寫了，不光是寫，所有文字都變成了飛揚的畫面，這些畫面在他的大腦裡揮之不去。

後來，父親爲了讓兒子日後能成爲礦工，執意讓他在高二退學，去讀了雁北煤校的中專，這樣一來，中專畢業就能下井。

可惜，菅浩棟不是一個順從的兒子，他自作主張，報考了大同大學。在這所中專裡，他是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唯一遺憾的是，他上的仍然是採礦專業。

進行到這一步爲止，菅浩棟和電影的關係，仍然是坐在觀衆席上的局外人。

直到有一次，他在大學的禮堂裡看到了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看電影，也是他第一次被這種藝術媒介震撼。似乎是神明遞來的邀請函，總有一個聲音在說，那個跑出貧民窟的人，是電影裡的主角，也可以是臺下的他。不甘心在礦井下度過人生的山西青年冒出了一個釘子般的念頭：拍電影。

大同大學並沒有電影相關的專業，唯一能和電影產生聯繫的，就是學生會組織的社團。

當時的菅浩棟是文學社團的社長，認識了電影社團的常標，後來，這個人成爲了他第一部獨立電影的攝影師。二人一起討論電影，也是在這個時期，菅浩棟終於看到了賈樟柯，就像一個漫無目的在大海上航行的漁夫，看到了一絲熟悉的微光：他們都是山西人，都想拍同一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既然賈樟柯可以，是否意味着其他山西青年也可以？

如今說起來都是遙遠的回憶。在大學時期，菅浩棟拍過自己的短片，也試着拍過MV，他偷偷預支生活費買了一臺價值2000元的三星DV機，剪輯、錄音和後期都是在百度上自學的。他還給常標的短片做過男主角。有趣的是，菅浩棟人生唯一一次男主角，演了一個與《夜幕將至》相反的故事，命運在這裡形成一個閉環：

“那部短片叫做《牢山》，說的是一個青年想要離開村子，外出闖蕩，最後做了礦工，一輩子被困在山做的牢裡。”

可是菅浩棟不同，他逃出去了。煤礦曾經是他的牢籠，電影就是他在牢籠裡仰望的一小片窄窄的天空。

畢業之後，菅浩棟去了山西長治的潞安煤礦，成爲了一名礦工。但這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輕易妥協的故事。他去煤礦的原因無他，只是爲了給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攢錢”。

上大學的時候，菅浩棟去過幾次北京，見識過真正的劇組是什麼樣的。成爲一個迷影愛好者不需要負擔，但成爲一個電影導演，兜裡不能沒錢。沒錢，就沒有劇組，沒有攝像機，沒有收音器，也就意味着沒有電影，他的一切理想最終都會消散成一陣煙。

於是菅浩棟以一種赴死的決心，過上了屬於工人階級的生活。

“礦井每天三班倒，分成早班、中班、晚班。下井前要開1個小時安全會，坐礦車下井要1個小時，在井下作業8個小時，出井又是1個小時，然後洗澡換衣服，這一套下來，12個小時就過去了。”

央視紀錄頻道曾經跟拍過菅浩棟，爲他拍一部名叫《小人物的大電影》的紀錄片。畫面裡的他相比現在更加瘦削，最突出的是那張黝黑的臉，全部被一層厚厚的煤灰覆蓋，完全辨認不出是誰。

在年輕人對體力活充滿濾鏡的當下，菅浩棟回憶起他的第一份工作，仍然感到絕望——那是一座地下500米的監獄。

第一次下井，菅浩棟見身邊的老工人們沒有戴口罩，天真的他也有樣學樣，結果到了井下才發現，不戴口罩根本無法呼吸，煤灰堵住了鼻孔和氣管，像是攥住了脖子一樣。第二天，菅浩棟趕緊戴上口罩，沒想到更痛苦。原來，老工人不戴口罩是有原因的：

“你想想看，頭盔、礦燈、眼鏡、口罩，這一套下來，整個頭都被包裹住沒法呼吸，尤其是戴上口罩之後眼鏡會起霧，霧氣和煤灰混在一起就變成了黑色的泥水，人的眼前什麼都看不見。”

菅浩棟所在的班子，是礦工裡最辛苦的掘進隊，也是最危險的一線工作。

一個煤礦要採煤，首先要開闢一條巷道，才能把機械設備和礦工運進來，菅浩棟就是在一線開路的礦工。

“現在是21世紀，可能大家都以爲礦井已經很先進了，其實並不是，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工人。”

他告訴我，掘進機就像一輛坦克，在礦道里猶如巨獸，而他們這支小隊，負責跟在巨獸的身後，把枕木和鐵絲網安在巖壁上。如果當天輪到了稍微輕鬆點的活兒，比如撿煤，就算運氣好，至少還能和旁邊的工友說說話。如果是比較沉重的作業，連續8個小時都淹沒在轟鳴的沉默裡。

城市人總會美化自己沒有經歷過的體力勞動，對於菅浩棟來說，這些關於勞動的回憶並不是浪漫的，肩膀上的血印是真實存在的，吸入鼻孔的煤灰也在他的肺泡裡留下痕跡。

在礦井裡，他最享受的時間是掘進機壞掉的時候。機器維修，工人們就有機會可以摸會兒魚。

菅浩棟會和一位工友找一條沒人的巷道，然後關掉頭頂的礦燈，躺在一片漆黑的巷道里。“那是純正的黑色，看不見一絲亮光，我們會躺下來聊一些有希望的東西，比如週末出去吃什麼玩什麼。或者，我會躺下來構思自己的電影劇本，那些畫面就在我的眼前飛。”

痛苦唯一的好處就是滋養創作。躺在礦道里的菅浩棟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贖》，他就是安迪，礦井就是他的肖申克，當他最後逃離這裡的時候，還是會時不時想起那段黑色的時光，那段時光折磨了他，也讓他成爲了最瞭解煤礦的中國導演。

他在煤礦掐着手指度過的15個月，實習期到手3000元，轉正了之後升到了6000元，每個季度還會發獎金。菅浩棟的出勤率特別高，於是在這一年拿到了11萬的工資，刨去生活費和交際應酬，剩下了5萬塊。如此生活三十年，他本可以在河曲過上一份“屬於正常人的穩定生活”。

但這些錢，他全部都用在了自己的第一部獨立電影上。

當菅浩棟把自己在煤礦上用命掙來的錢投到電影《光盲》上的時候，村裡人都覺得這家人瘋了。

《光盲》拍的是一個關於老無所依的故事。村裡有位老人名叫菅廣福，年輕時就失明瞭。他外出打工，靠盲人按摩爲生，年老時回到村子，卻發現鄉野衰敗，土地因煤礦而塌陷，老宅變成了危房，老人站在黑色的煤礦上躊躇，不知去向何方。

央視紀錄頻道在2015年跟拍菅浩棟的時候，他正在拍攝《光盲》。

用今天的話來講，這支拍攝團隊就像一羣大學生組成的草臺班子，一會兒收音出問題，一會兒場記出問題。主角是盲老人菅廣福本人，羣演則是村裡的鄉親們，這是菅浩棟的父母拿着菸酒挨家挨戶請來的。

父母雖然嘴上責怪他“不務正業”，但行動上一直想辦法幫助他，這是罕見的“東亞父母支持搞藝術的孩子”的案例。父親嘴上罵他放棄了國企的鐵飯碗，但缺人手的時候就出去拉人，要麼就自己親自演。

尤其是母親菅採連。村子裡的人議論多了，說菅浩棟瞎折騰，母親就會懟回去：“我兒子不賭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麼就是一場空了？”

菅浩棟告訴我，其實村民的演技就是沒有演技。“導演一定不能去給演員做示範，因爲做了示範，呈現出的效果就會變形，他們不用演，平時什麼樣，鏡頭裡就什麼樣”，對於菅浩棟來說，這是現實主義電影和商業電影最大的區別。

當然也有意外發生。有些村民聽到維權的片段就慌了，害怕日後被上面找麻煩。這種困難即便是菅浩棟的父母也擺平不了。

也有村裡人問菅浩棟，拍電影賺錢嗎？怎麼賺錢的？能賺多少錢？

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爲他也不知道，甚至連怎麼拿龍標都沒想過。當然，這部電影最後也沒有上院線，更沒有賺到一分錢，只是作爲獨立電影參加了一些影展。

去中國臺灣參加南方影展，是菅浩棟人生第一次坐飛機。在此之前，他更熟悉的是地下500米的礦井，但和礦井比起來，萬米高空更讓他興奮。

那一次，菅浩棟也加到了畢贛的微信，詢問過他有關赴臺證的問題。後來，當菅浩棟在平遙得獎之後，豆瓣上的專業影迷們經常把他和畢贛放在一起對比。一個是南方系的貴州方言，一個是北方系的山西方言，拍的都是故鄉的故事。

“我和畢贛是同齡人，我們都是89年的，也許也是有些緣分在。2015年的時候，我拍了《光盲》，畢贛拍了《路邊野餐》，萬瑪才旦拍了《塔洛》，當時我們一起入圍了中國獨立影像展，他們兩個是劇情長片競賽單元，我是展覽單元。”

但機緣和運氣不和人商量。《路邊野餐》和畢贛在那一年火遍了互聯網，那些先鋒的鏡頭和臺詞讓年輕人發狂，17萬人給他的這部成名作打出了8.1分。而另一邊，菅浩棟的《光盲》在豆瓣暫無評分，短評也只有24條。

現實主義的笨拙和厚重，註定不會讓菅浩棟成爲年輕人熱捧的先鋒導演，但同時，這份實誠的剖白也打撈了他。

林旭東（《天註定》《三峽好人》《江湖兒女》剪輯師）曾經當着菅浩棟的面評價他“像第五代導演”：沒有技巧，拍的是更傳統的故事。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紅衛也評價過菅浩棟是一個“特別實誠的孩子”，這種實誠幫他拿到了平遙的獎項。因爲他的電影並不是爲了討好影展口味而拍的，他只是想拍一個自己的故事而已。

“一個實誠孩子，他去做一個藝術電影是合拍的。導演這個行業裡頭，雞賊的多，實誠的少，但是雞賊對於電影來講不是壞事，因爲畢竟我們要掙錢，但是這裡會有一個矛盾，就是如果你太雞賊了，你真的不要做藝術電影，因爲會被看出來。”

這其實也註定了，菅浩棟並不是一個賈樟柯的複製品。

每一個山西籍的電影從業者，都逃不過賈樟柯的名字。菅浩棟甚至能準確回憶起他和賈樟柯的五次偶遇，像一個小學生一樣複述了他和賈樟柯擦肩而過的瞬間——

“第一次是在中國臺灣的南方獨立影展的酒店門口，兩個山西人在臺灣偶遇；第二次是在賈導的山河故人家廚麪館，辦了一次山西導演獨立電影的展映，我問他還記不記得我，他說記得；第三次是在第一屆平遙國際電影節，《光盲》進入了展映單元。”

第四次偶遇很有趣，菅浩棟當時已經拍完了《夜幕將至》，受疫情影響，平遙國際電影展一再延期，菅浩棟帶着電影的DCP回了大同。那是年末的冬天，就在家門口萬達負一層超市門口，他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賈樟柯告訴他，自己是來勘景的。

最後一次，是臨近平遙國際電影展開幕前，主辦方問菅浩棟詢問電影DCP，希望他寄回來。結果菅浩棟生怕不安全，坐着高鐵從北京趕回山西，親自護送了自己寶貴的孩子。就是這次，他在賈樟柯的公司門口碰到了他，兩個人感嘆緣分，聊了幾句。

在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賈樟柯說了這樣一段話：“這片土地充滿故事，充滿艱辛，但是有些條件，一些孩子就會脫穎而出，有一份光就會發亮。”是他爲山西的青年導演撕開了一個小口子。

和現實中的偶遇與欣賞不同，在互聯網世界，許多人借用賈樟柯批判過菅浩棟。豆瓣網友會直接指出來，《夜幕將至》看上去很像在模仿《小武》。

關於模仿賈樟柯的問題，我不是第一個詢問菅浩棟的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但他每次給出的答案都是一致且純粹的：初稿花了半個月就寫完了，寫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當你自己作爲一個導演和編劇去創作的時候，尤其是到了現場，你根本顧不上去致敬或模仿某個導演，你要解決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一定要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這些故事都發生在山西，都用了同樣的山西方言，所以大家更容易看到相似性。”

與其說致敬，菅浩棟更願意提起另一位土耳其導演錫蘭。錫蘭鏡頭裡下雪的土耳其，讓他想到了下雪的山西。與其說《小武》，不如說《夜幕將至》更像是一部致敬《野梨樹》的作品——

一個青年的歸家之路，以及他如何與自身，與父親和解的過程。

鄉愁是男人的奧德賽。對於菅浩棟來說，他對山西的情緒是複雜的。

在山西河曲的農村裡，家家戶戶都要種地。圍繞着苞谷、小米、土豆和小麥長大，幹農活就變成了逃不掉的課後作業。菅浩棟告訴我，他不僅從小要給家裡幹活，週六日還要給老師的家裡幹活，一頭紮在地裡，累得像頭驢。

他不是一個愛幹體力活的人。所以，“逃離”是他前半段人生的關鍵詞。

只要逃出去，逃到縣城去，就不用下地幹活了。後來他接着逃，從縣城逃到了大同這座山西第二大的城市。後來，他再也沒有想過具體要逃到哪個目的地，他只知道自己唯一的動作是離開。

離開山西后，他開始了北漂生活，靠拍網劇謀生，做過錄音師，做過副導演，打過雜。寫的劇本無人問津，拉不到投資。影視行業隨着疫情三年降至冰點，他也從東南四環的十八里店搬到了通州，又從通州搬到了燕郊。到了三十歲，人生仍然一片白茫茫。

他一路逃跑，但逃跑後卻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最後拍的電影又回到了故鄉，像是命運在和這個山西青年開玩笑。

《夜幕將至》的故事，就是從這裡說起。

在山西深冬的河面上，黃河凝結成冰，一個名叫樑哲的山西青年，北漂失敗，爺爺去世，他拎着破行李箱回到老家。事業和愛情兩手空空的他，一無所有，灰頭土臉，留在北京的行李還被房東從出租屋裡丟了出去。

下了大同的大巴車，他轉乘了中巴，上面是一些他認識的鄉親，這些村民抽着煙，議論着這個從北京返鄉的青年。下了中巴，他又碰巧順路搭上了發小的拉煤卡車，在煤車上，兩個人解開了多年來的誤會。

下了卡車，他在鎮上看到了一座寺廟，算命的說，他的姻緣就在附近，於是走了兩步，他走進了一家海鵬理髮店，在這裡，他和初戀重逢，已經結婚生子的初戀爲他洗頭剪髮。

緊接着他又轉乘了一輛金盃麪包車，最後，穿着一身孝服的父親站在大山之間的路口等他，父子倆沉默地騎着一輛摩托車往家的方向駛去。到家的時候夜幕將至，白天到黑夜，剛好是一個北漂青年返家的路程時間。

在一個漫長的長鏡頭中，電影來到了最頂點的高潮，沒有一句臺詞，只有呼嘯的風聲，以及逐漸由深藍轉爲淺墨色的蕭瑟天空，山西的石頭山凌厲地杵在那裡，注視着這對父子。父親騎着摩托不語，大風將野草刮成了一個球體，從摩托車前跳躍下落。

風是神來之筆，也是電影的饋贈。菅浩棟記得，第二天就要殺青了，他害怕大風會影響拍攝，只好硬着頭皮拍了一條，回家剪輯才發現，一切都來得那麼自然。沒想到正是這個鏡頭，讓他的電影終於有機會被許多影迷記住。

命運有時候就是說不清楚。

畫面中的父親扮演者，正是菅浩棟的父親

男主角樑哲的經歷就是菅浩棟個人經驗的映照。每次從北京坐高鐵回大同，從大同坐大巴去縣城，從縣城坐中巴回鄉裡，最後搭車回村子，總共要換四種交通工具。

樑哲被衆人環繞逼問的場面，也是菅浩棟體會過的經驗。

沒有婚姻，沒有幾十萬的存款，沒有車和房。當同齡人都在老家結婚生子的時候，選擇離開故鄉闖蕩的自己，反而活得更像個笑話。

拍攝《夜幕將至》，菅浩棟除了借網貸，什麼苦都受了一遍。

整個劇組都是年輕人，最大的也不過88年，場記還是山西傳媒學院的大三學生。由於拍的是公路片，大量場景需要在室外實拍，山西臘月的氣溫能低到零下二十四五度，志願者們也陸續離開了。後來，劇組只剩下二十六七個人，錄音師走了，跟焦員也走了，硬盤也壞了。

拍攝拉煤車鏡頭的時候，卡車車頭是90度的，劇組只能在車頭外面焊一個大鐵架子，把機器擱上去。但機器擱上去之後，又會遮擋司機的視線，擋風玻璃也是直的，攝影機還會反光，畫面全部穿幫。於是菅浩棟想辦法，把器材用黑布遮住，所以那段戲，司機開得特別危險。

有趣的是，連扮演司機的都是菅浩棟的表弟。

菅浩棟爲了拍電影，不會在乎多幹了什麼活，反正都是爲了省錢。搬機器，鋪軌道都是他親自上，甚至到了後期，電影宣發用的海報，電影的片尾字幕，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做出來的。劇組用的五菱宏光，也是家裡人一輛一輛借來的，劇組司機也是鄉親們，誰會開車誰就上。最後撞壞了好幾個車牌，賠了好多道具錢。

在《夜幕將至》的結尾，演職員表隨着民間嗩吶配樂《大得勝》向上滾動，你能看到無數個菅姓的幕後人員，甚至製片人都是菅採連——菅浩棟的母親，一位農村婦女。這部電影就是靠家庭作坊的力量，攢出的一部私人作品。

《夜幕將至》在平遙獲獎那天，菅採連激動得跳了起來，給菅浩棟的父親打電話。當時，父親還在煤礦看大門，以爲是詐騙，就掛了。

而這個從山西煤礦中專走出來的年輕男人，最後將《夜幕將至》的首映禮開在了北京大學的禮堂裡。

戴錦華坐在臺下是這樣評價的：

“你把它當作一個公路片也可以，你把它當作一個回鄉故事也可以，你把它當作現在青年導演很擅長的‘寫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我在裡面非常真切地看到了我們某一種共同的情緒的映照——我們的迷惘、我們的挫敗、我們的不甘和小小的躁動。”

這是一個笨拙的，沒有炫技的故事，甚至不需要知識分子和迷影青年煞有介事地分析什麼花裡胡哨的隱喻。而這份笨拙讓他擁有了更寶貴的東西。

菅浩棟告訴我，他其實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學歷不高，非科班出身，普通農村家庭，山西的小縣城——這樣配置的一個普通人，想在中國成爲一個成功的電影導演，幾乎是癡人說夢。畢竟連北影導演系畢業的人，都不一定最後真的成爲導演。

曾經有個朋友牽線，把粗剪版的《夜幕將至》給了北影一位非常資深的剪輯老師過目，這位老師給張藝謀那代人剪過片子，他看完之後問菅浩棟，“你是學什麼專業的？”

菅浩棟回答自己是學採礦的，對面撂下了一句話：“你覺得什麼人都能做得了導演嗎？”

我本以爲這句話對他而言，會是一句不小的打擊，結果他只是笑了笑。在煤礦上，被老工人指着鼻子罵，前面的苦他已經吃得太多了，電影的苦都不算什麼。和煤礦比，有電影拍，有獎金拿，已經是賺了。

在菅浩棟的朋友圈裡，他逐個感謝那些幫他宣傳的人，每天費力地一座座城市跑路演，他將《夜幕將至》稱作自己的第一個孩子。這不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過分理想主義的、搞藝術的人，更像是一個賣力的房產中介，他生怕在慘淡的排片率下，有人錯過自己精心準備的故事，有人誤解了故事的原委，有人因爲沒有流量就立刻劃走。

回到見面那天，我問菅浩棟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爲什麼想要當導演？

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我不是因爲想做導演才拍電影，而是因爲我想拍電影才做了導演”。

幾年前，算命的告訴他，工作第二年會離開煤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覺得好準；但算命的說他28歲之後就會順利，他又開始犯嘀咕：明明到了30歲也沒順啊。

現在再看，今年35歲的他，或許終於等到了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