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武漢張繼先醫生看到第一例新冠病人
“這個事情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是濃重的一筆。這個濃重不是褒義詞也不是貶義詞，它就是一個事件而已。但是對人的影響，對人類的影響，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因爲這個事情改變了很多。這是沒辦法改變的東西，你只能是接受它。”
——張繼先
撰文｜王一葦
責編｜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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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張繼先約採訪是八月。那天，武漢下着小雨，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門診樓訪客稀疏。
內科診室找不到她，一打電話，那頭她的聲音直衝腦門：“不是診室！我在住院部。”
從主樓跑到副樓，我上了電梯，進入5樓的呼吸科病房。光線昏暗的樓道里，左邊是略顯空蕩的病房，每間住着一兩位病人，右邊是醫生和護士的辦公室，門緊閉着。
“您在哪間辦公室？”
“我怎麼會在辦公室呢？你到底去哪兒了，我怎麼沒看到你？”
一個聲音中氣十足，從前方的藍色屏風後傳來，與電話裡的聲音交疊。話音甫落，一位短髮的小個子醫生穿着白大褂從屏風後搶出幾步，朝我迎來。
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是武漢最早上報新冠病例的醫院。它離華南海鮮市場不到三公里距離，打車10分鐘能到。2019年12月26日，一對夫婦入院看病，確診爲不明原因肺炎。
作爲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敏感地意識到問題，將病例上報醫院和區疾控中心。此後，她全身心投入前線的救治，直到疫情結束。
我跟着張繼先進入一個小房間。迎面是兩架高低牀，鋪着藍綠格紋的牀鋪。這是病牀改裝的醫生們的休息室。牀對面是一排灰色落地更衣櫃，中間貼着字條“請週三下夜班醫生換牀單被套”。疫情中，這是醫生們難得小憩的場所。也是張繼先不工作時常待的地方。武漢疫情解封后，張繼先並沒有請假休息，週二週四繼續在門診，剩下的時間就在住院部。
“你就坐牀上吧。”張繼先拖了把椅子坐下， 捋一捋隨身眼鏡的黑色珠帶。
採訪中，張繼先的電話不斷，有的是病人來預約問診，有的是疫情相關的活動安排。她與往常一樣投入工作中，疫情期間的經歷成了她不願觸碰的部分。
“每個人的心態都有變化，”她說，她最大的感觸，是對 “活着” 很珍惜。
知識分子：您是武漢最早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醫生。2019年12月26日和之後的幾天，具體發生了什麼？
第二天早上，（我們走）常規的流程，問了一下這個病人的治療效果怎麼樣，病情有什麼變化。
大概9點多鐘，神經內科大夫打電話請呼吸科會診（老爺爺），我們呼吸科醫生就過去一看，這個人情況比較重，雙肺多發的磨玻璃影，呼吸非常不好。他有糖尿病，曾經中過風，肢體活動不是太好，剛入院時只有複視，雙影，身上沒有力氣，所以去了神經科。
任何一個人的病情，有多種疾病的情況下，一定要看以哪個病爲主。複視不要命，呼吸系統要命，那肯定是呼吸專科先治。所以他要轉到呼吸科來。
到了病房，要給他安排牀位，他就說要跟那個老太太住一間。我們病房都是男女分開的，就奇怪他爲什麼要男女混居。這會兒才知道他們倆是夫妻。
把他們安排下來都到27號上午11點了。我看這兩個人有點奇怪，就跟兒子說，你看你爹媽都得病了，肺上還有點重，要不你也去查一下。他就查了一下，當時沒有（觀察到）什麼症狀。
知識分子：您當時怎麼想的？爲什麼讓他們兒子去查？
張繼先：因爲夫妻兩個都得差不多的病，兒子也在一起，或許兒子也有問題。
知識分子：當時會想象這是個什麼樣的病嗎？
張繼先：不太會想到，只是說順帶查一查。一般情況下不可能一家兩個人同時得病。就是肺結核的病人，一家兩個人同時得肺結核的情況也是很少的。兒子一查，血象（也稱血常規，指全血細胞計數）是偏低的， 淋巴也是低的，CT跟他爹媽非常像，他病變的範圍少一些，但病變的性質是差不多的。那個問題就大了。這一搞就到了中午12點多。
這種情況肯定要上報。中午12點行政下班了，都吃飯去了，下午2點上班我就開始找人，一個個地找，就報到了（江漢）區疾控中心。報了以後區裡很快就來人了，做流行病學調查以及取樣，檢測病原體。
張繼先：我們跟他們說， 這個東西肯定是不對的，可能有麻煩，讓他們（區疾控）趕緊來，他們就來了。當時也是要求要會診，因爲那時候範圍不大，我們呼吸科再加ICU的王（夜明）主任一起坐着討論說了一下。
後來快下班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在華南海鮮（工作）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又各來了一個，一共四個人，加這三個人一起就七個人了。我們就繼續彙報，接着院裡組織大討論。
那天是星期天（注：2019年12月29日），1點多鐘，我建議10個科室的人一起來，呼吸、消化、循環、內分泌、ICU、放射、檢驗、藥學、感染和醫務部。這10個人是有跟患者疾病相關的專業知識的人，比如有糖尿病，就把糖尿病的醫生找過來，萬一（患者的症狀）是專科的併發症呢？我不屬於那個專業，有些可能不太清楚，需要他來定奪。
醫院會診完了，不明原因的，才往上面報，區疾控再過來。
知識分子：12月27日第一次區疾控來之後，有什麼反饋嗎？
張繼先：希望（有）啊，但是他們沒有。第二天星期天，又報了，他們又來了，還是同一撥人來做流行病學調查，以及取樣。我說，怎麼又是你啊？他說區疾控就那麼幾個人，不是我是誰？
知識分子：他們來了幾個人？
張繼先：那天就來了好多，有區裡的有市裡的，還有省裡的，我都沒分清楚哪個是哪個。
知識分子：他們有問你詳細情況嗎？
張繼先：我們專業不一樣，他問不出來。我是搞臨牀的，他搞流行病，流行病學我也不懂。我們沒辦法交流。
知識分子：什麼時候知道病毒核酸序列的？
張繼先：大家知道的時候我就知道了，（2020年1月）7號還是8號吧。是官方途徑知道的，我們醫院跟我說的。
知識分子：當時是什麼反應？
張繼先：在這之前就反應完了，星期五（12月27日）我們已經開始弄，都按傳染病的方面在做，（防護工作）寧可過，不可少。
星期五下午人家來做流行病學調查是全副武裝的，N95的口罩，防護服，全有，搞得嚇死人的。我們找醫院裡要，他有，我們也應該有。醫院說防護服沒轍，口罩可以給。就給了N95的口罩。平常我們戴這種普通的口罩，星期五之後我們就開始戴N95的口罩。
星期天以後，我讓人訂了一批帆布的一次性手術衣。醫院沒有防護服，除了金銀潭沒幾家會準備那玩意兒。
知識分子：您被稱爲“疫情上報第一人”、“吹哨人”，獲得了記大功、推薦爲全國勞模等獎勵，您怎麼看這些評價和獎勵？
張繼先：“吹哨人”，我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表述不是很正規。你說第一上報人那倒是真的，這是實事求是的東西。給我的獎勵很大，我真是有點受不起。我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因爲我們做醫生的職業習慣，該到哪裡怎麼做，都有一個程序性的東西。叫拉響警報的人，也倒是可以接受。
知識分子：雖然拉響了警報，但是真正傳達到公衆的時間有些延後了，會覺得這個有些遺憾嗎？
張繼先：也不能完全叫遺憾。畢竟它是個新發（疾病）。新發的東西要給人家一個認識的過程，只是說以後在科研上面更要強一些，搞快一點，可能會更好。
知識分子：12月底您接到病人的時候已經意識到有人傳人的風險，但直到1月20日正式向公衆公佈，這段期間是什麼心態？
張繼先：很焦慮，非常之焦慮，那不是一般的焦慮。官方的口徑說不人傳人，但實際上跟我們看的情況不一樣啊。你不焦慮不着急（不可能）。在那之前我們已經在改造病房。因爲這種格局是不能收傳染病的，所以我們當時就搬到一樓去了。把一樓徵用了。一天的功夫都收滿了。還有病人要進來，進不來。
一層樓只有37張牀。改造以後，位置就佔住了。醫生至少要值班室吧，還有醫生護士的休息室、配藥的地方。原來病房一層都可以47張牀，現在只變成37張牀，10間病房就不能用了。病房數量減少了。但是病人又那麼多進不來，你說咋弄呢。
進一步改造才能收病人。我們是第三批公佈的定點醫院（注：新冠疫情早期，武漢一批醫療機構經改造後作爲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及確診病例的定點醫院。第三批定點醫院自1月27日陸續投入使用，共可提供牀位6000張）。
知識分子：牀位有限的情況下，作爲醫生如何決策？
張繼先：應該是儘量都收進來，輕點的可能是在家裡。畢竟突然一下發生那麼多病人，所有醫院都被擠爆了。
那個（時間）點還有很多普通病人。我們醫院一開始收病人的時候，還有200-300個普通病人，他們同樣也需要照顧。你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或者撿了西瓜丟了芝麻，兩邊都要搞。但是人手也只有那麼多。
因爲要改造，沒有那麼多牀位，肯定要擠佔其他的醫療資源。我們當初的做法就是，病人稍微好點，我們儘量勸病人出院。相當於把住院標準放鬆了。在以前的話肯定要病人好個九成，我才讓病人走。我們現在好個七成，八成，就趕緊讓病人走了。有些病人不願意走，覺得萬一在家裡又復發了又來，又麻煩。但我還是儘量跟他做工作。你看我們現在這都是發燒病人，住在這裡別人傳染你了，又發燒了，不白治了。“連哄帶騙”把病人騙走了。
知識分子：當時覺得跟病人溝通是一件比較有壓力的事？
張繼先：跟病人溝通要講究藝術性。
知識分子：國務院和衛健委派了三批專家過來調研情況，您有接觸到他們嗎？
張繼先：沒有。沒有到我們院裡來。我知道他們來了，但他們沒到我們這裡來，我也沒到他們那邊去。
知識分子：您說過不要將華南海鮮市場作爲判斷標準，爲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
張繼先：很明顯，我們那裡七個人三個不是華南海鮮的，四個是華南海鮮的，不能說都只有華南海鮮是一個點，其他的不是點。只是說沒有找到源頭。
知識分子：但是第一批專家來的時候，包括當時還沒有出方案的時候，確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注：根據中國青年報報道，1月16日，國家衛健委發佈了第一版“國家級”診療方案，制定了確診標準。在此之前，武漢市衛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要求患者“具備流行病學史和臨牀表現者”才能夠納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流行病學史的四條，三條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還有一條要與符合病例定義者共同生活、居住、學習、陪護、同病房的人員或未採取有效防護措施的診療、護理的醫護人員。對於這一標準，據中國青年報採訪的國家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標準的存在。）
張繼先：這個東西是可變的，以臨牀醫生判斷爲準。後來華南海鮮附近一片的人有症狀，你說這些人不是（感染），那不可能啊。
知識分子：您自己有對源頭的猜測和想法嗎？
張繼先：想不出來，我想破腦袋都沒想出來。到現在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知道源頭到底在哪兒。
知識分子：從1月27日第四版新冠診療方案開始，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指徵做了調整，從“一般治療”中刪除，被列入“重症、危重症病例治療”的措施。關於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有一些爭議。您怎麼看激素的使用？
張繼先：我是贊成激素有效的。我覺得用激素可以治療病人，只要把劑量和時間掌握好，對病人肯定是惠大於弊的。
激素有很大的風險，很大的副作用，這是很明顯的。激素用的好當然是對病人有好處，用的不好是很麻煩的事情。2003年SARS的時候很多用的大劑量，一天一千毫克的。很多人治療以後股骨頭壞死，留下終身殘疾。我們現在沒有用到那麼大的量，不能大也不能少，控制他的體溫，延緩炎症風暴，減輕肺間質水腫，這肯定是有效的。也沒有發現那麼嚴重的併發症、後遺症，所以我認爲這個是非常有效的藥物。（注：關於治療新冠重型、危重型病例，國內外的診療方案都推薦了糖皮質激素，國內常用甲潑尼龍，國外常用地塞米松，對使用劑量均有要求。）
知識分子：您的救治工作以重症病人爲主，有哪些重要的經驗？
張繼先：最重要的經驗，是要怎麼準確地判斷病情，這就牽涉到業務能力的問題。準確地判斷病人的病情情形，不能單純靠實驗室檢查。實驗室檢查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標準。還要根據病人體檢的檢查結果。
知識分子：有些醫生總結重症病人的病程三個星期，您自己的觀察？
張繼先：不一定。看起病到醫院是什麼程度，是一發病就來，還是待了幾天再來。臨牀表現開始看，比如第一個病人，老頭以神經系統表現，不表現爲肺。老太太是表現爲肺，發燒咳嗽，都不一樣。還是有差異。
知識分子：目前您還在追蹤新冠患者的康復情況嗎？
張繼先：之前看過的患者都在繼續追蹤。大部分都還好，少部分還是有些危險。有些人還是差一些。有心慌、氣短症狀，有脫髮。國家對新冠康復這塊也是投了很多錢，正在慢慢做。（長期後遺症）現在還不曉得。
知識分子：疫情中有什麼事是現在想起來比較遺憾的？
張繼先：有時候聽到在一起（共事）的人，他們家裡或是他自己得了病，覺得很傷心，我就想一定要搞清楚他是咋得上的。有的人問得出來，有的人也問不出來。只能是上下班的途中，或者接觸了病人。無意中接觸了誰，那誰知道啊。 有時候看到很重的病人，你還不覺得很傷心，你平常很熟悉的人，人家得了病要快掛了，覺得悲催的很。
1月25日去世的（耳鼻喉科醫生）樑武東是我們醫院的職工。他退休了，沒在醫院上班。但是他生病了回到醫院來看病，是我給他看的病。之後轉到金銀潭，他在那邊死了。來的時候好好的人，到那兒幾天就死了。我還在想是咋治的，一定想搞清楚，總結經驗教訓，怎麼樣把病人往活的方向治，最好不讓他死。但那時候得不到他的治療方案，也忙得稀里嘩啦的。
有時候看到那些病人真的是可憐。他需要治，但又沒牀治，想幫他又幫不了。再看有些病人，家屬送過來之後，他們對望的那種眼神，讓你真是也很難受。
你別讓我老回憶疫情中的事情，我真是不想回憶。我覺得（醫護人員）每個人心態都有變化。我就不願意回憶過去。你們這些記者一來問，問得很心煩。你不去想就只當這個事情忘了。雖然這個事情忘不掉。就人類歷史來講，這個事情肯定過不去，但我就不願意總是去揭那塊傷疤。
知識分子：就算跟家人也不會講？
張繼先：不談，我在家裡跟家人也不談這些方面的事情，談一些其他方面的，啥事情都談就是不想談這些事情。跟同事也不談，只談現在和將來，不談過去。談過去也要把這一段時間跳過去，之前的事情可以談。
知識分子：現在還會有比較脆弱的時候嗎？
張繼先：醫師節不是還要說抗疫的故事嗎。聽到人家的那些東西，想到當初那個狀態就還是有些忍不住。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艱難，但是真的不願意再過多地回憶。
知識分子：疫情中，醫院也發生過患者因爲住不到牀位，持刀威脅醫護人員的情況。您怎麼看疫情後的醫患關係？
張繼先：那肯定是有的，發瘋要住院的啥事情都做的出來。他爲了求生，也是迫不得已。他只想活，採取的行動有些過激，能理解，但是我也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因爲你不能威脅別人來自己生存。所以怎麼樣看待人生，怎麼樣看待死亡，國人還差很大一截教育。你不能把你的活建立在別人的死之上。
中國人把命看得過於重，老外把命看得過於輕，他要求自由，不願意戴口罩，死就死了。國人嚇得要死，一聽到自己得病，嚇都嚇死了，這種情況也有。把問題看得太重，太可怕了，不能正確對待。醫生也不是萬能的，也有使勁全身力氣救不活的。願望是好的，但不是有好的願望就一定有那麼好的結果。這次有新冠肺移植，有三個人做了肺移植，大部分人都死了。你說醫生沒盡力？我盡了力但是達不到目的，你說怎麼辦呢。
醫生肯定是任何人都離不開的，每個人都需要。生老病死。開始在醫院，死也在醫院裡死。醫生這個職業是陪伴着人的一生走過來的。這個職業也很神聖。但實際上在中國，醫患關係是很差的，老不尊重我們，老說我們。這個事件以後，有些人對醫生的看法有些改變，但我不知道這種改變能夠持續多久。希望他們能永遠記得我們這個好，永遠不要把矛頭對準我們。
知識分子：這次經歷給個人帶來哪些變化？
張繼先：對“活着”很珍惜。活着還是好。那麼多人，不管有名沒名，有錢沒錢，生了病都一樣，都是病人。活着就是勝利。新冠的經歷和之前接觸病重的病人不一樣，那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沒有認識的那麼深刻。這次太短暫了，一下子你周邊的熟悉的看得見的那些（人），前兩天是好的，後兩天就不行了。能活着就是命大。什麼都是浮雲，都是身外之物。不要那麼積極搶着，爭這個爭那個有什麼意思。
這個事情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是濃重的一筆。這個濃重不是褒義詞也不是貶義詞，它就是一個事件而已。但是對人的影響，對人類的影響，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因爲這個事情改變了很多。這是沒辦法改變的東西，你只能是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