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湖城的“詩和遠方”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視物質的匱乏與精神的空虛爲人生最大的兩大痛苦。這一觀點與馬克思不謀而合，後者也認爲物質和精神的整體豐盈方纔構成一個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

而細究這一命題，物質的富足固然容易量化，精神的富有卻當如何界定？

中國古語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節”意指行爲素養、“榮辱”涵喻道德觀念，二者自然是精神文明的組成要素，但時下人們的追求和嚮往顯然不止於此。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並把“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列爲到2035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這便使得探討和理解精神富有的當代內容成爲一項亟待提上日程的工作。

在全國範圍內，這樣一座城市的先行先試引起了我們的關注：

2017年，湖州獲評全國文明城市第7名；

2020年，湖州於全國率先、全省首個獲得市縣兩級全國文明城市“滿堂紅”，並以全國地級城市第1名的成績通過複評；

2022年，湖州城鄉收入比縮小至1.61，還被定爲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首批“縮小城鄉差距領域”試點。

經濟發展均衡、文明建設領先，故而湖州成爲了研究精神富有市域實踐的理想空間。在5月15日，由《黨建》雜誌社，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共湖州市委聯合主辦，精神富有市域探索理論研討會即將在太湖南岸召開。

這座城市的精神富有之路，值得我們探討。

前蘇聯著名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以“讓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發生關係”，道盡電影作用於人們精神世界的無窮魅力。

作爲播放電影的硬件設施，截至2019年底全國銀幕已達69787塊，但仍有超過100個縣級行政區沒有實體影院。國家電影局發佈的《關於加快電影院建設促進電影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指出，在影院建設快速發展、銀幕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影院建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縣級城市及以下地區覆蓋不足的問題正越來越突出。

要如何保障廣大農村地區的“電影自由”？

在長興李家巷鎮石泉村的農家書屋，合上窗板、拉下銀幕，就是一座農村數字影院。“暑假給孩子們放‘熊出沒’等動畫，週末給中青年放熱播大片，節假日重點突出主旋律和紅色教育，平時還兼顧爲老人們放曲藝節目。”志願者如數家珍般介紹，由縣城影線對點支援、定期播送，農村便可擁有與城市別無二致的影視資源。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書房”類公共文化設施近2.5萬個。今年3月，《浙江宣傳》曾以《“書房”招牌不能一掛了之》爲題發文，呼籲探索“有書有房也有客”的有效運營模式。

石泉農家書屋給出了“綜合文化活動空間”這一解答：不僅是承擔借閱功能的圖書館、放映功能的電影院，還是爲孩子們舉辦“開蒙禮”和文輔教學的少年宮，更是長興石城書畫社40多名會員的交流與活動基地。

石泉村肇建於南樑文學家吳均，到明朝吳氏一脈以“一門四進士”達到了文化領域修習的頂峰。現在，石泉農家書屋就設於昔年的“吳府官廳”內，一縷承襲數百年的書香至今濃郁悠長。

而在公共文化設施與文化產品的供給之外，文化人才對鄉村精神文明生活的支撐則更爲至關重要。

包括石泉村在內，長興縣的15個村迎來了“文藝村長”。通過引導縣文藝家協會、高校（院團）等單位的文藝工作者與有需求的鄉村結對共建“文藝共同體”，“文藝村長責任制”明確了每月駐村不少於2次、每月23號固定駐村的緊密型合作機制，可以有效解決傳統送文化下鄉過程中“蜻蜓點水”“熱鬧一陣”等弊端。目前，已有1000餘人次文藝志願者下沉村莊，累計服務達280多天。

“村裡沒有商場和文化館，想學習舞蹈也沒地方找老師去。”石泉村的文藝骨幹牛牛（化名）早就是個“廣場舞達人”，但苦於缺乏正規指導。自從有舞蹈家駐村，她的藝術夢想終於照進現實。

文藝村長幫助石泉舞蹈隊排演了兔年春晚上備受讚譽的舞蹈節目《碇步橋》。同在江南，歷史悠久的石泉村裡也有這麼一座凌波延伸的古韻石橋。腦筋靈活的牛牛建議直接在河瀆之上進行表演，今年的“村晚”氣氛想來也能不輸“春晚”。

帶着這支曼妙的舞蹈，今年石泉村村民還決心參加李家巷鎮的排舞大賽。鎮小，卻別有洞天——以“中國風”爲主題，在本地村莊參賽外另有5支其他區縣的優秀舞蹈隊受邀前來“踢館競技”。拿獎難度不小，但有了專業老師的輔導，牛牛和隊員們練習格外有動力。

高品質的文化服務，使鄉村生活有了比廣場更廣闊的舞臺，更使田間地頭裡的民俗遺產進化爲藝術殿堂上的鄉土文化。

舞龍，是長興民間由來已久的慶典儀式。長興縣李家巷鎮青草塢村會噴彩煙的“鴛鴦龍”，在遇到進駐該村的舞蹈家鞏超後，產生了別樣的化學反應。

“傳統舞龍動作往往大開大合、音樂就是敲鑼打鼓，從審美角度來說尚嫌粗糙。”在鞏超的理解中，青草塢村舞龍的“辨識度”就在“鴛鴦”二字的浪漫意象中。他根據雌雄兩條龍“相識-相知-相愛-相守”的表演情節，設計了柔美細膩的現代舞元素以表現江南之戀的繾綣與美滿家庭的幸福。

得益於文藝村長的整理改進，今年“鴛鴦龍”成功入選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湖州獲評的唯一一個傳統舞蹈項目。

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文化資源呈中心化富集，周邊鄉村地區則長時間處於文化娛樂服務低位供給狀態。在一些相對發達的村落，如做耐火材料發家致富的長興縣李家巷鎮許家浜村，村民衆籌300餘萬自建文化大禮堂，並自請輔導老師組建了模特隊、皮划艇隊等多個文體項目。但更多村莊的“文化荒漠化”現象，依然有賴政府搭建長效機制來引入汩汩活水。從農村影院到農家書屋再到文藝村長，城鄉均衡的精神富有之路在湖州打通了“最後一公里”。

“爲了給孩子們頒這個書畫獎，我的車輪胎都開壞了4個。”爲了鼓勵中小學生培養書畫類才藝，書畫家金祖樑奔走於各個學校及政府部門間。他每年自掏腰包發放8000元獎金，從2017年至今已有23人獲評。

這是德清縣一項可統稱爲“民間設獎”公益慈善活動的剪影。從農民馬福建自發拿出1萬元設立“孝敬父母”獎至今，25年來各類獎項已達81個。從該活動的蔚然成風中，我們可以得到三點啓發：

其一，“民間設獎”樹立和弘揚了“以愛傳愛，以德傳德，以美傳美”的良好社會風尚。

凡人好事，最爲感奮。當事人自可以選擇“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但外界應當主張爲其留名留痕。由該領域德高望重者親爲頒獎，代表的則是社會層面最廣泛的認可與當地民衆最親切的讚賞。如“帶頭致富”獎，便是乾元鎮養殖大戶忻金山爲表彰和鼓舞該鎮辛勤勞動者所設。

“百姓設、百姓選、百姓評、百姓學”的示範效應和“好人有好報”的激勵機制，培養了見賢思齊、向善向上的“德清現象”。

這裡先後涌現出了時代楷模1例，全國道德模範2名，中國好人8人，浙江好人35人。“民間設獎”的獲獎“羣像”有1萬多人，佔據該縣實有人口的1.6%。積極投身於慈善事業者更達到平均每40位居民中就有1人，以“清禾公益”——2021年度全國學雷鋒志願服務“四個100”最佳公益組織爲例，活躍在該組織30個項目中的志願者數量也已超1萬人。

其二，“民間設獎”始終不改初心，一直保持着接地氣的設獎准入門檻。

2007年，德清縣政府引導成立了民間設獎協會，民間設獎領導小組形成並出臺了民間設獎管理辦法，吸引了大量愛心企業家。近5年來，更有法人以基金會的形式參與“民間設獎”。2017年成立的幸福阜溪公益基金，便是德清現行民間獎項中最大的一個項目。目前19個企業獎勵項目，其委託基金會管理資金已高達1100多萬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間設獎”的品牌示範效應不斷擴大的同時，以基層羣衆爲主體的“草根爲草根頒獎”仍然活躍。譬如“杏鬆草根文藝獎”的設立人孫杏鬆，這位退休老人所發2000元獎金數額雖不高，卻是他從自己養老金中拿出來的。

“敲鑼鼓、戴紅花、張紅榜”，可喜“民間設獎”從未將榮譽意義置於物質形式之後。平等地歡迎社會各行業各羣體加入，個人的水滴方能匯成政府、社會達人、經濟達人、普通民衆都廣泛參與倡導優良風尚的滔滔洪流。

其三，以公益傳承破解“做一次好事不難，但做一生好事很難”。

德清“民間設獎”是多個獨立慈善個體同頻共振出時代文明之音的典型，但其“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對鄉賢榜樣的過度依賴。也就是說，當設獎人因年歲、健康、經濟等原因無法繼續維持獎項運作時，好不容易打造出社會號召力和公信力的公益品牌便有廢弛的遺憾。

“金老，獎金可以設得稍微低點，要不就兩年發一次。”在頒發雲岫書畫獎時，金祖樑就經常遇到帶學生參賽的老師如此好言相勸。他心裡很清楚：“別人是在替我心疼荷包，就怕我的經濟情況負擔不起、維持不了。”

從中，“草根”設獎的脆弱性便一覽無遺。在最近一次的民間設獎協會年會上，金祖樑鄭重地將“品牌傳承問題與可持續性發展”提上了討論議程。

對此，政府引導和協調民間設獎領導小組推出了“替補機制”，對於力有不逮者可“子承父業”，由設立人推薦親友代爲運營；還可建立“轉讓機制”，對於財力不支者可“招兵募馬”，經政府審覈公證後引入其他個人或組織注資。唯一被強調的要求，就是確保所有的傳承都秉持公益非商業原則。

在道德土壤已十分深厚的德清，尋找“民間設獎”繼承人並非難事。事實上，金祖樑便透露，早已有不少人向他表達過注資的願望。這些或三千元、或五千元的點點善念彙集起來，在當代中國實現了曾經司馬光在理想中構建、卻無法於現實中看見的人民高度自我管理，成爲湖州精神富有之路上又一道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風景線。

我去過安吉，袖風起漣漪、眼跌落谷底，林升煙雨。

我醉入安吉，觀霧打啞謎、與婦問俚語，茶歇杯底。

一大片竹裡，一大片烏雲。遠山有縫隙，喧外的癮。

——柳爽《安吉安吉》

以一首《漠河舞廳》傳唱大江南北的民謠歌手柳爽，在安吉採風時寫下了如是悠遠淡雅的歌詞。

這不是安吉第一次成爲“藝術繆斯”。

在2019年，兩位音樂人蔡松鶴與戴勳還曾發起爲期三個多月的音樂季，用40多場音樂節將全國各地的民謠帶入當地一個名爲上墅的鄉鎮。

山居於安吉，音樂爲何能成爲浪漫而跳躍的因子？

法國學者讓·博丹認爲，自然環境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心理特點。從此觀點出發，多丘陵河澤的地理環境，發展出了中國人重在品山水意境的審美文化。

早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風》裡，便收錄了覆蓋現在15個省份的地方民歌，“採風”一詞也由此而來。現在，通過召喚藝術從業者回歸山野鄉居的探索，戴勳正在爲中國當代鄉村音樂尋找理想的安放之所。他在上墅經營的“大麓音樂山谷”，正是幾千年間中國人用含蓄雋永的審美表達鏈接起音樂、文學與鄉土的無數次行動之一。

“舞臺設在村中一棵亭亭如蓋的百年古香樟樹下，對面就是綠油油的茶山，歌唱的時候恍惚間如同與樹靈、茶仙和山神對話，定居的念頭就油然而生。”現在，主唱劉堃和他的低苦艾樂隊已正式簽約進駐“大麓音樂山谷”的藝術家工作室。

全國各地的藝術人羣集聚上墅，江南山水生活的愜意閒適帶來了音樂創作的無限靈感。動人的音符迴盪在山間，也啓發着這裡的居民追求富有生機的精神生活。

《樂記》有言：“樂者，樂也。”音樂生於歡樂，更是人的性情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但原本，個性內斂的安吉人很少主動表達對音樂的喜愛。

數不清參加了多少次大麓音樂節，在與天南海北的藝術家交流的過程中，安吉青年沈健感受着藝術賦能鄉建的益處，也逐漸走上了獨立音樂人的發展道路。他將自己的安吉情懷糅入了作品《春望》中：

“山谷裡的小溪，樹梢的鳥。春在樹林裡遊蕩，那些等雨的種子、發芽的草。風微微在原野上，那些春耕的漢子、用鋤頭畫的莊，姑娘在屋檐裡望。”

同樣將變化看在眼裡的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地“玩”起了音樂。

71歲的上墅村民應發堯組建起了老年文藝班，編排越劇、快板、民樂合奏等豐富的節目。因爲經常去報福、杭垓等其他鄉鎮“走親”演出，這個聲名在外的文藝班還逐漸成了安吉各地老年音樂愛好者定期匯演的“總部”。

在應發堯的印象中，最難忘便是一位已經95歲的老太太上臺表演的場景。儘管年邁到喉嚨只能發出細微的聲音，她仍然堅持唱完了整場戲。“大家就是因爲覺得很開心”，談及現在的音樂氛圍，老人神采飛揚。

1969年，美國紐約州貝瑟爾小鎮舉行過一場爲期3天的音樂節。地方官員估計，當時現場人數足有50萬，並且還有100萬人狂飆在趕來的路上——汽車一臺接一臺，長龍似地延伸出上百公里，一直擁堵到華盛頓大橋。

這就是迄今世界音樂史上最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更被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研究《伊甸園之門》盛讚爲“唯一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

貝瑟爾小鎮與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上墅鄉與大墅音樂山谷，當作何比較？或曰：

有似曾相識的發展路徑。幾十年間，東西方的音樂創作不約而同，先後都踏上了一條迴歸自然的幽徑。

卻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內核。製造出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是美國迷惘而叛逆的“垮掉的一代”，所謂“愛與和平”的神話實際只是烏托邦。而當下的中國藝術家們，逃離都市的早高峰卻不曾逃避現實生活，奔向鄉村則是因爲嚮往更豐富的精神世界。

或許可以期待，這場以音樂之名的“理想藝術生活方式的前期試驗”，能夠在山青水美的湖州開闢出一塊真正的精神原故鄉。

湖水盪漾、荷葉擺動、荷花盛開、彩蝶撲飛、荷花變龍、蛟龍嬉戲、龍變荷花，化舞龍爲龍舞的“長興百葉龍”展現出江南水鄉的唯美意境，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而在成立之初便擔負着傳承任務的浙江百葉龍公司，則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細節——公司超百名員工中，只有2人專職從事百葉龍藝術表演，其餘全爲兼職演員。

對此，總經理黃宏財笑着做了如下解釋：

首先，掙錢“養活”百葉龍是現實需求。

9個人、2條龍、100萬，這是2005年浙江百葉龍公司的前身“長興大劇院”在踏入市場化經營大潮時僅有的全部家當。

通過構建起涉足會務、電影、廣告、健身等多元化產業的商業版圖，同時走放棄供養非遺表演藝術家、選擇培養兼職舞龍藝術團之路，才爲浙江百葉龍爭取到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的空間。

平時，旗下員工從事策展、禮儀、設計等各條事業線上的主職工作，維持起企業的商業運行；業餘，由2名專職老師帶領進行表演訓練，參與龍舞可以在工資之外另獲得演出收入。

十幾年過去，而今的浙江百葉龍已擁有7家子公司、新三板掛牌上市，成爲湖州首家、浙江第二家成功登陸新三板的國有文化公司。

以此爲基，浙江百葉龍便可承擔起非遺文化弘揚、數字影線下鄉等社會公益職能，發揮了長興大劇院、長興展覽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功能。每年，共計完成公益大型文演和惠民演出50餘場，向長三角多地中小學生普及百葉龍非遺藝術近5萬人次。

其次，吸引更多人傳承百葉龍是深層目的。

每年，浙江百葉龍還無償開展舞蹈培訓超50次。通過免費提供龍舞道具和指導老師，目前在電廠、醫院等事業單位和職校、武校等教育單位已有20多條“業餘龍”起舞。

“一方面，可以爲老百姓豐富文化娛樂生活提供一種新形式。另一方面，可以爲大型文藝表演儲存‘預備隊’。”黃宏財表示，規模最大時有7條龍翱翔舞臺。各單位受訓過的業餘舞師都會積極報名補充人手，“在表演津貼之外更關鍵的是與有榮焉”。

試想，首都國慶60週年聯歡晚會上，當一羣護士、教師、會計師和檢票員在天安門廣場金水橋舞起百葉龍，這便是“人民節日人民慶”的真實寫照。

現在已經說不清，到底是爲了擴大百葉龍傳承才選擇了“兼職”之路，亦或是“兼職”模式無心插柳促成了非遺文化的普及。總之，條條大路通羅馬，百年前一個叫做天平的小村子裡過節纔有的“花龍燈”民俗，現在已發育爲一道長興全縣參與的文化風景。

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走出了用市場化運作壯大非遺民俗現代傳承的獨特路徑。當中蘊含的實用主義精神，則與千年來“湖學”理念中“明體達用”的實幹家思想不謀而合。歷史已遠，但城市的文化性格始終一脈相承。

在“精神富有”這個宏大的主題下，政府提供均衡充裕的公共文化資源、民衆以文明自治全面提升個人修養、新湖州人在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中揮灑藝術才華、企業利用市場槓桿撬動文化遺產的活力新生——多主體、多面向、多路徑，各司其職、各盡所長，這就是市域精神富有實踐的“湖州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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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 出品

作者 | 谷青竹

編輯 | 陳 瑩

統籌 | 查一鳴

排版 | 靜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