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片往事》的破局與誕生
起心動念
2019年中的盛夏，我產生了寫作一本中國芯片產業史的想法。當天，我忙與一位資深媒體人——陳慧玲前輩交流。
陳慧玲前輩是我進入芯片報道的老師。此前，我剛到北京從事媒體報道，因原來是做房地產投資的，又是純粹的文科生，對於技術名詞一竅不通。
剛巧，陳慧玲前輩是我的領導，她此前在一家成立了將近二十年的島內電子產業專業媒體——電子時報（digitimes）工作了幾乎同樣的時長，是一位老將，對於臺積電、華爲、富士康等聲名卓著的電子企業具有很深的瞭解。
我臉皮厚，經常向她請教。她也向來喜歡提攜後進，經常在拿一張紙畫來畫去，爲我演示講解。
數月後，陳慧玲前輩離開大陸。臨走前，我們在地壇公園閒談，她贈送了一本《方賢齊傳》，這是她操刀的一本記錄島內科技政策推手——技術官員方賢齊的傳記，其中翔實地記載了島內芯片產業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步時的情形。
那時，我碰巧在讀胡啓立寫的《芯路歷程》。有了《方賢齊傳》，我得以對比兩岸芯片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進而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方賢齊傳與芯路歷程
當時，我正好在做一個基於地域維度的芯片產業文章，編輯張麗娟老師和媒體前輩歐陽洪亮都十分支持。第一篇寫上海，難度不小，我專門找來系列著作研讀。
陳慧玲前輩爲我推薦了另一位資深媒體人宋丁儀老師，宋老師轉而爲我推薦了十多位芯片業內的資深人士，一舉解決了我的採訪難題。
正是在採訪過程中，我意識到了一本專門的芯片產業史著作的重要性。
講互聯網產業史的很多，講商業史的更多，但芯片這麼重要，成系統的著述卻寥寥無幾。即便是以往出版的關於芯片產業發展歷程的書籍，大多非常專業，一遍看下去都無法看懂。因而，爲大衆撰寫一本通俗的芯片產業史十分必要。
有了這個想法，我初步擬定了一個書籍大綱，並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出版人呂徵。
那時，我以爲出版很簡單，急於敲定，應付着寫了三千字交給呂徵算是樣章。沒想到，呂徵是個老炮，等到面談的時候，一連問了我將近十個問題，我無法給出明晰的回答。
本來，我以爲寫書像平時那樣寫文章就好了，未料出版人如此較真，頓時泄了氣。呂徵也是個極有耐心的人，他建議我先寫完書再說，出書很複雜，不着急。
我也真就沒着急，一直擱筆。
一本書的破局
轉眼間，到了2020年中，之前我寫的一篇文章中的主人公聯繫到了我。
遲遲未動筆的中國芯片產業史，突然間有了眉目。
歷史的見證者就擺在眼前，我十分興奮。2020年8月，我前後列了一百個問題，在線上與受訪者訪談了五次、長達十個小時。正值盛夏，我居住的北京老破小酷熱難當。一次訪談兩個小時過去，我往往是汗流浹背，走路都有點發虛了。
隨着線上訪談的進行，我愈發感覺到線下拜訪的必要性。2020年8月下旬，我跑到重慶拜訪了受訪人。交流過程中，他提到一位朋友的父親在1980年代去美國“鳳凰城”菲尼克斯引進芯片生產線，最後獲得表彰。
剛聽到的時候，我很是驚訝，不相信一次拜訪還能再順一個精彩的故事。我當即表示要實地拜訪。2020年9月，我與這位受訪人和他的朋友相約深圳，再做一輪訪談。
等到了深圳，我終於見到了當年參與重慶川儀六廠美國芯片產線引進工程的許傳江前輩。他已有八十多歲，但身體仍然健朗，尤其是思路極其清晰。
訪談前，我草擬了一份提綱給許前輩的家人。訪談時，許前輩幾乎是按照提綱的問題順序，不需要提示，滔滔不絕地講了三個小時，當中還回答了若干簡單的專業問題，答完總是能夠回到原來的話題和邏輯上去。
在深圳訪談許前輩
對許前輩的訪談，讓我意識到，中國芯片產業史是一座巨大的金礦，從中能夠挖掘的絕不僅僅是芯片，還有家國情懷、改革勇氣與奉獻精神：
許前輩的父親許成章，是四川著名的進步文人。早在1940年代爲四川開明軍閥劉文輝的秘書，各種機要文稿多出自許成章之手。
解放前，爲尋民族大義，謀中華獨立自由之路，許成章領導衆多愛國之士辦了一份民主進步報紙——《西方日報》。在這方愛國陣地，他常鍼砭時政，鞭笞不公，發激昂慷慨之言，由此受到國民黨迫害，以共匪之罪下至成都將軍衙門大獄。許成章受囹圄之災而矢志不渝。
許前輩的第一份工作，是錦州的遼寧晶體管廠。1960年代初，東北興起了包括半導體在內的新興工業建設，成爲當時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遼寧晶體管廠地處遼西小城，卻在半導體新品研發上十分激進，成爲工交部表彰的全國典型。
許前輩1984年去美國引進的3微米芯片產線，在川儀六廠上下的無私奉獻下投產。當時，許前輩帶領近40位工程師，在美國吃泡麪學了三個月，經歷離子注入機爆炸的事故，幸而安全回到國內。經歷萬重困難，最終生產出高良率的電話機芯片。
接連兩輪採訪，徹底爲本書打開了局面，我也因此愛上了重慶這座城市。
之後，我經常去重慶拜訪相關的受訪者，與他們喝酒聊天。好友閆佳良開車載我到北碚的川儀六廠舊址遊玩。沿着盤山公路一路顛簸，站在山城雲霧繚繞的公路上往深山處望去，我真切地體會到了當年三線建設的佈局與困難。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做完實地探訪，就該寫作了。
這時，我尚無明確的寫作思路，只是根據受訪人的敘述平鋪直敘，再補充以必要的背景信息，如果想到有意思的線索，也會四處收集材料。但總的來說，第一輪寫作類似於無頭蒼蠅，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主線。
但是，我還是低估了一線訪談帶給我的收穫。沿着許前輩給出的零零星星的關鍵詞，我在一箇舊書網上收集到了大量關於錦州1960年代新興工業建設的資料。
基於當年的人民日報、1980年代平反的小冊子，以及錦州市政協出版的官方資料集，我發現，一個計劃經濟時代國營半導體工廠——遼寧晶體管廠發展壯大的故事躍然紙上。
由此，我找到了中國芯片產業發展史最難補齊的一塊——1960年代的開端。
一個新的故事又誕生了！
錦州故事給了我全新的啓發。這是一個由口述者提及、但大部基於公開歷史檔案構建的完整故事，證明了一線訪談應該與可信度較高的一手資料做充分的交互。
一手訪談與一手資料，是真相的兩個鏡面，經過較爲充分的印證和考究，足以構建起一個完整的歷史世界。之後，我基於這樣的方法，開始撰寫臺灣、珠海、東莞等其他地方發生的故事。
發生在東莞的步步高創業史，是最難寫的。步步高是中國電子工業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今天的OPPO和vivo都起源於1995年由段永平創建的步步高。這個章節的人物衆多，關係錯綜複雜，關涉利益者衆。
除若干步步高受訪人外，幸而有1998年3月到2004年11月間的15期《步步高人》內刊報紙，一線訪談可與官方資料互爲對照。對於一些無法印證或易引發爭議的事件，本書暫時擱置。
第一輪成稿既已差不多了，我與呂徵溝通。他認爲寫的散亂，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開始我還不信，反覆讀了幾遍，確有很大的問題。後來，我拿着書稿與一位具備實業經驗的芯片投資人——孟偉交流，他也覺得雜亂無章，越看到後面越亂，但有一章不錯，似有《冰與火之歌》的觀感。
孟偉建議，本書應學習馬丁的POV（ponitof view）寫作手法，每一節樹立一中心視點人物，所有情節圍繞該人展開，可使敘事不致紊亂。
孟偉的這一建議推動本書大改，併成爲我之後寫作長篇產業歷史故事的一個標準。於是，基於POV寫法，本書形成了圍繞芯片及電子工業組織發展脈絡的四個故事：
一，遼寧晶體管廠六十年代的改革往事，講述經濟改革派的軍工半導體業嘗試。
二，川儀六廠的三線建設往事，講述大陸經濟轉軌時期的芯片工業。
三，步步高創業史，講述大陸電子整機工業體系的形成，以及早期與芯片工業的互動。
四，炬力創業史，講述楊丕全與趙廣民等兩岸精英在珠三角芯片設計業的創業故事。
其中，在第一、二、三個章節，分別附有一個專題討論。
萬類霜天競自由
因爲本書故事的時間最晚截止到2007年，爲了將本書的時間段拉到最近，我一度想找幾個近期的公司作爲代表，於是四處調研、訪談。
與好友在重慶北碚考察四川儀表工業學校
在一線調研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最近中國芯片工業欣欣向榮之景象，恰如“萬類霜天競自由”。
我首先聯繫了國內離子注入機領域的領先者——萬業企業的副總經理周偉芳女士。
周女士親身經歷了芯片行業大發展的關鍵時刻，平易近人，我剛做芯片報道時便經常向她請教，一打電話就是一個小時，要問不少比較基礎的問題。她那時剛履新萬業，認爲萬業的控股股東——浦科投資的國企混改歷程很值得敘述。
於是，經周女士介紹，我訪談了浦科的朱旭東董事長。
朱董原是浦東新區科委主任，2012年轉任浦科，上任之後展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作爲一個故事而言，浦科混改是我近期所見極具勇氣的，也是全國着力發展芯片產業的一個標本。
但頗爲可惜的是，與朱董訪談時已到了本書收尾階段，而浦科混改的故事需要訪談相當數量的人物。經過協商，朱董爲本書《島內風雲》一章作了一個富有洞見的點評。
我也訪談了新思科技全球資深副總裁、新思中國總裁兼董事長葛羣。
新思是全球EDA領域的龍頭，早在1995年進入中國市場，爲國內芯片設計業發展貢獻良多。與葛總的交流，爲我形成芯片行業的認識框架助力不少，更爲本書奠定了很多基本認知。
隨着走訪企業漸多，我逐漸感覺到，近期中國芯片產業發生的許多精彩故事，可能要等到下一本了。
中國芯片工業的發展規律
中國芯片及電子工業的幾次大發展，正如核聚變過程一般，是所有參與的原子受到巨大的溫、壓之下，自然於體內迸發出無窮的力量，從而形成一股合力，推動歷史往前發展。
恰恰是那些看似邊緣的小城，在特殊的歷史時刻，聚齊了所有必備的元素，變革了中國的芯片及電子工業。
時移勢易，故事的發生地點和主演人物會發生變化，但這個規律是永恆的。也正是高科技工業人口從東北到三線、再到沿海的流動，譜寫了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史詩。
當然，這一書名也同樣適用於本書的成書過程。最後，我再次感謝那些幫助此書的朋友。
電子工業社編輯楊雅琳老師耐心細緻，排雷不少，在迷茫期爲本書指明瞭方向。
淮旭偉師兄作爲律師顧問爲本書把關，排雷不少，確保順利出版。
好友徐俊逸是一個品味非常的讀者，他讀完了若干章節草稿，從一個組織發展的角度對本書提出了很多寶貴建議。
張江高科投資經理呂昕是一個遊戲機愛好者，他對炬力章節的專業性貢獻良多。
川儀六廠的退休職工楊勝利提供了對國營工業企業銷售工作的一些說明。
芯片超人的姜蕾爲本書提供了一些啓發。
萬業企業的俞佳卉女士爲本書寫作提供了諸多便利。
此外還有很多朋友熱心地給予幫助，在此不一一道明。
我對本書唯一的期待，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希望這五個耗費多時的故事，能夠激勵更多年輕人蔘與到偉大的中國芯片及電子工業事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