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國家方向不變 低薪問題無解

中國時報社論

去年實質薪資呈現負成長，行政院人事長在立委質詢時迴應，將朝政府帶頭調薪、帶動民間調薪的方向努力。這項承諾能否兌現，其實面對極爲嚴峻的考驗，因主計總處對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已在2月底下調爲2.12%，明顯低於去年的成長率2.45%。即使主計長認爲「普發現金」的特別預算將激勵經濟達0.3%，但學者卻不表樂觀，認爲在景氣快速低迷之下，民衆將怠於消費，成長率連「保2」都會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爲公務員調薪，依照往例的確不容樂觀。

提高基本工資 表面功夫

事實上，依主計總處先前公佈的「受僱員工總薪資」，110年臺灣非農僱員薪資中位數爲50.6萬元，換算總月薪爲4.2萬元，人數爲406.5萬人。表面上看，這種薪資似乎還可以，但若住在北部都會區，想買房又生養小孩的話，就會非常艱辛。10年來民衆可支配所得只成長12.1%，但房價卻已狂漲了50%。

更嚴重的是，68.3%受薪者（555萬人）年薪資低於平均薪資（67萬元），比例創下新高。它顯示，所得分配在惡化之中；這也和最高10%及最低10%受薪者的薪資比例倍數已經擴大到4.09倍，爲6年來首次擴大，是相互一致的。所得差距擴大的原因很簡單，高收入的電子業這兩年營收大好，而原來就收入偏低的多數服務業，去年仍受疫情衝擊，當然讓所得分配惡化。這種產業發展讓「類荷蘭病」益發嚴重，但政府除了對出口屢創新高大肆宣傳以外，對產業畸形發展的狀況卻視而不見。

其實，臺灣所得分配，曾經在1980年左右列入全球最佳的前5名。但此後緩慢惡化，特別是在2000年後房地產價格高漲、股市炒作嚴重之下，財富往高所得或富人集中，分配惡化越來越嚴重。目前不均程度早已超過中西歐諸國，甚至超過長期不如臺灣的南韓，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包括年輕人爲求高薪草率謀職而遭到詐騙、囚禁、毆打甚至棄屍，讓臺灣出現「柬埔寨化」的現象，都和這種惡化發展有關。但蔡政府除了以「年年提高基本工資」做做表面工夫並扭曲勞動市場之外，從未提出真正有效提高低薪服務業的政策。

臺灣服務業除金融、運輸和資訊服務等少數科技含量較高，故待遇較高以外，多屬門檻低的傳統服務業。受限於市場不大、難對創新進行顯著投資，造成生產力成長停滯，薪資難以提高。要打破限制、提升效能和薪資的途徑如下：

其一，是降低服務業的科技轉型成本，因多屬微小企業，有賴政府協助。可是長期以來，政府除提供極少數示範企業以外，可說完全漠視企業的廣泛需求。

服務業難提升 惡性循環

其二，是應提升服務業價格和品質的透明度，以提升消費者的信賴和消費。但傳統服務業除極少數例外，長期缺乏政府有效規範和輔導，致消費者寧在境外有市場規範和自律的國家消費，也不願在臺灣當冤大頭，導致消費量不足而無法有效提升生產力，並造成惡性循環。

其三，是吸引大量穩定的境外旅客入境消費，創造足夠利潤來激勵創新投資。但迄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能生效，臺灣高獲利的服務業無法進軍大陸，喪失了這個提高服務市場規模的便捷途徑。而擴大其他的境外市場，因缺乏自由貿易協定助攻服務市場，也無力快速發展，促其成爲發展服務業的重要手段。而以蔡政府加入國際經濟整合的被動和消極性來看，我們預期在「後疫情」階段也難以獲得突破。

前年出口屢創新高，低薪問題未能顯現；但去年下半年因國際景氣反轉，出口已受衝擊，今年預估更差，幾個經濟研究機構都預測經濟成長率將遠低於3%，原來服務業停滯的狀況將擴展到科技業，薪資停滯和消費減少之下，服務業要成長就更加困難。

蔡政府接下來僅剩一年多任期，陳建仁內閣除非能扭轉國家方向，否則不可能解決上述問題。但受限於意識形態和任用私人的派系政治，蔡政府有可能解決低薪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