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專欄：林谷芳》從汶川「援建」經驗談臺灣

走九寨，爲美景，但幾次九寨之旅，回來後浮於心頭的卻更是其他：早期飛機未開航前陸路的艱辛，藏人處於此美景下的真實生活，當年紅軍翻越窮山惡水的歷史遺蹟。的確，少了人文，再美的景色也只是生命偶然驚豔的一瞥，無以長久觸動你的心靈。

這次的九寨更美，但回來後縈繞於心的依舊是其他，而經過汶川地震區的所見，更成爲此行最主要的記憶。汶川地震規模7.9，造成69227人死亡，17923人失蹤，有37萬人受傷，21.6萬間房屋倒塌，損失達8451億人民幣，臨時安置人口更高達5500萬，其破壞性可以說是全面的，而以松潘高原的地處邊陲，以大陸在掃貪之前普遍的紀律敗壞，可以想見，目前的災區如汶川、茂縣等仍應百廢待舉纔是，但事實卻是，到這兩個地方，所見的城市風貌，其清新明亮真讓人難以與這場世紀浩劫連接起來。

何以致之呢？世紀浩劫，舉世矚目當然是個關鍵，但這在任何國家皆然，重建之路，總前路漫漫，卻爲何獨獨在此能大出你所料之外呢？其實，迅速復甦的關鍵更在於一個落實的措施──援建。

「援建」，是「援助建設」的簡稱，它近乎是大陸的專利制度，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的口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部分人是沿海、是東南、是城市，畢竟中國太大，鎖國既久，大家已吃慣大鍋飯，要改革開放，沒辦法大家一起來，只能先選幾個槓桿點作爲帶動。

然而，這種做法卻得面臨一個根本問題，優先順序的排比固是現實上的必須，但就國民該享有的發展機會來說，卻就有人須「暫且」被犧牲。而說到犧牲，也的確，就因這種功能性的措施，反而拉大了貧富、城鄉、中心邊陲之間原有的差距，帶來了更多的不平等。

援建，正是在這背景下的有效因應措施，由中央指定發達地區支援建設特定的邊陲地帶，而此次汶川災區，更就「一省幫一縣」，例如茂縣就由山西，汶川就由廣東主要支撐起來。援建中還包含人才的交流，開發地區的官員到邊區掛職，邊區官員到開發地區進修，有了對比性參照，當事人在許多事物上當就能開闊許多。

這樣的援建政策有賴中央的強力主導，在一般西方所謂的民主社會中這基本不可能。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調節是透過背後一隻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機制來完成的：你不想老死邊陲，就會往城市移動；你受不了高房價，就會往鄉下定居。在此，人總是朝着他所認爲的最有利方向移動，而國家的任務也只在讓這移動更順暢、更平等。

這種理念有它的哲思背景，有它對生命主體的彰顯。但問題是：人的先天處境可以有巨大的不同，社會環境又遠比你能想像的複雜，想移動，未必動得了，甚至先天的落後已使你不會想到可以努力去移動。

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弔詭之處，它看來彰顯了人的主體與可能，但其實更保障了佔有先天優勢的精英，於是，如自由主義者所倡言的，人在不設限下會尋求自己最大可能的信念，也常僅只是個信念而已，畢竟，受限於既有條件的個人，往往還沒「自由移動」至中心時，就已在邊陲死亡。

就如此，汶川地震的重建如果放在一般資本社會恐就遙遙無期，受難者只能自認倒楣，多數人須遠走他鄉，到異域流浪奮鬥，而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自然淘汰」。然而就因援建，許多人卻能在自己成長的土地看到希望，在過去的記憶中想像未來。

在臺灣，資本市場、自由主義一直以來都享有它先驗的正當性，提起國家，一句國家機器就可將它嗤之以鼻，但所謂「藥毒同性」，一個制度是藥、是毒，原不是能孤立於外緣而自己說了算的。就如「援建」，看大陸的許多作爲，我們得放在大陸的社經文化來看；而談臺灣，我們也得反省所謂民主制度的先驗優越性是否正是我們思維的盲點，也纔可能從自以爲是的慣性中解套。

（作者爲臺北書院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