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失控”的谷愛凌

谷愛凌昨天又登上了新聞頭條。6月8日,在TIME100峰會上,谷愛凌宣佈將擔任美國申辦2030年或2034年鹽湖城冬奧會的大使。消息一傳回國內,“谷愛凌”、“谷愛凌將擔任美國申奧大使”、“谷愛凌迴應尖銳提問”等詞條都登上了微博熱搜。

在中美關係處於如此微妙的時間節點,谷愛凌成爲美國申奧大使註定會撩撥大多數國人敏感的神經。

其實中國運動員爲他國申辦奧運會擔任宣傳大使或者形象大使早有先例,包括丁俊暉、申雪趙宏博、高敏等人都曾擔任過其他國家的申奧大使,而且此前一直被當做體現中國選手國際影響力的一樁好事。

那緣何谷愛凌成爲美國申奧大使的消息傳出,在社交輿論場形成了極爲撕裂的兩極分化?輿論還將持續發酵,“谷愛凌現象”也正走向失控的邊緣,在這一現象背後谷愛凌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在申辦奧運會的時候,很多城市爲了擴大影響力,都會選擇聘請國外知名運動員擔任形象大使。尤其是那些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巨星,更容易受到青睞。

網友們很快就彙總了多位曾經給其他國家申奧擔任過形象大使的中國名將。丁俊暉曾經擔任過2012年倫敦奧運會申奧大使,申雪/趙宏博擔任過平昌冬奧會申奧大使,高敏也曾經擔任紐約申奧的大使。

而與谷愛凌最類似的案例則來自大洋彼岸,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時,美籍華裔網球選手張德培(單打排名最高世界第二)就曾擔任申奧大使,這在當時被普遍認爲是拉進中美民間關係的好事。

其實論國際影響力,丁俊暉、申雪/趙宏博、高敏等人還是比不上姚明、李娜。那麼顯而易見,上述這些城市選擇他們,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這其實說明了中國體壇在國際上的分量越來越重。

與丁俊暉、申雪/趙宏博、劉翔等人的牽手,意味着這些申辦城市可以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能夠提升城市的號召力,也有助於在中國這片“沃土”推廣和傳播奧林匹克精神。

其實放眼國際體壇,類似的情況俯拾皆是。足壇巨星貝克漢姆就是卡塔爾世界盃的形象大使。根據英國媒體的報道,貝克漢姆所獲得的的代言費高達1.5億英鎊。對於運動員來說,擔任形象大使,還可以做到名利雙收。

過往,無論是丁俊暉,還是申雪/趙宏博、高敏成爲申奧大使,都沒有引起特別大的波瀾。但在有限的傳播中,他們所帶來的無一例外都是民族榮譽感。看到中國運動員在國際上擁有了更高的影響力和地位,自豪感在國人心目中油然而生。

谷愛凌成爲美國申奧大使,卻產生了另外一種極端的情緒。質疑她做兩面人的言論並不佔少數。

這絕非僅僅是谷愛凌的錯,而是時代的錯。放在十幾二十年前,谷愛凌一定會被定義爲中美溝通的“橋樑”:一箇中美混血兒,先是代表中國贏得了多枚奧運金牌,締造了嶄新的歷史,繼而又爲美國申辦奧運會出一份力,爲中美友好貢獻自己的力量——倘若這個故事發生在中美對抗尚不激烈的過去,這必將是一個完美的體育故事。

但,時移世易,如今的中美關係顯然處於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谷愛凌沒有徹底剝離美國屬性(敏感的國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讓廣大網友接受的解釋),已經爲很多國人所詬病,如今還成爲美國申奧大使,很容易被看成是東食西宿的典型。

如今的輿論場,極端情緒鬱積,容不下任何中間地帶。如果谷愛凌明確與美國相關的元素完成切割,一定會被中國國內奉爲英雄與楷模;她與美國關係的若即若離,自然就會被看成是騎牆派。

不可否認,體育從來不可能跟政治無關,但很多時候體育本身是超越國界的。在國際事務中,體育往往能夠起到破冰的作用,成爲世界大融合的一把利器。“乒乓外交”就成就了一段佳話。

但現如今,體育反而更多成爲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池,反而顯示出狹隘的一面(這也是很多人認爲當今奧運會早已“變味”的一大原因)。

站在更開明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接受谷愛凌的解釋:成爲美國申奧大使,是在踐行成爲體育精神傳播者的使命。但在如今的輿論場,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就事論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理念正在成爲巨大的泥石流席捲整個時代,也正在加速剝谷愛凌留給國人的好感。

北京冬奧會落幕之後,谷愛凌始終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成爲了微博熱搜常客。這其實也表明“谷愛凌現象”正在從失序走向失控。

一個完美人設走向失控,與國內輿論環境密切相關。但這並不意味着谷愛凌是一個完美的無辜者,不需要爲此承擔任何責任。

區別於傳統的中國運動員,谷愛凌試圖將自己定義爲一個超越了國別的體育人,在中美鴻溝的夾縫中左右逢源。面對中美媒體,她形成了一套相對完美的話術,在中國說自己是中國人,價值觀與中方主流輿論趨同,在美國則說自己是美國人,價值觀與美國年輕人並無差異。這樣的人設容易被外界解讀爲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爲了個人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不願意失去中美任何一個市場。

而且,儘管谷愛凌在輿論宣傳上已經做足了功力,但先高調積極融入中國環境(比如打造大妞人設,流利的漢語),隨後又在名利雙收後佔據體育跨越國籍的道義高地,多少還是給吃瓜羣衆帶來一種“好話都被你說完,好處都被你佔盡”的觀感,再加上其說不清道不明的國籍問題——這種高端操作看似是一種能力,但實際卻無疑表明她與現實中國的格格不入,導致其於大衆的割裂感越來越強。

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商業角度,站在谷愛凌個人的位置看其選擇都合情合理。但在中美價值觀存在嚴重衝突的當下,她的完美無辜人設會讓她精心打造的人設逐漸失控——而這一點無論對於她個人還是致力於包裝她的其他力量來說,都是非常尷尬的。中美緊張的關係,以及社交輿論場的扭曲,成爲了催化劑,讓“谷愛凌現象”正在變成那匹脫繮的野馬,朝着不可捉摸的方向狂奔。

雪崩的時候,每一片雪花都不是無辜的。“谷愛凌現象”走向失控,輿論場中的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谷愛凌也正在爲自己的抉擇承擔相應的代價。

6月7日,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發了一條長微博,呼籲這個社會需要多一些包容和寬鬆。他還建議:一是處理問題就事論事,不輕易上綱上線,二是建議容錯的解釋不妨擴大一些。

實話講,他這次的建議十分中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隨着谷愛凌成爲美國申奧大使的輿情發酵,谷愛凌這個名字會變得愈發敏感,與她合作的數十家品牌(絕大多數是國產品牌)噤若寒蟬。上綱上線正在成爲輿論場上的一條“潛規則”。

很多明星因爲“社會性死亡”,引發了一系列連鎖性反應,導致與其合作的品牌方損失慘重。這些經濟層面的損失影響的不僅僅是合作品牌方,涉及方方面面,關乎很多國人的就業飯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莫雷事件。因爲莫雷的一條推特,衆多國內企業與NBA割袍斷義。最終覈算下來,受損失最嚴重的並非NBA,而是中國的企業和從業者們。

而回到本文的主題,關於谷愛凌的行爲,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儘量先回歸事件的本質。更加應該警惕的是:不要動輒將體育的問題上升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度,體育就是體育,真的是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