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跨境鎮壓 」下的中國留學生

中國當局對海外留學生進行跨境鎮壓和恐嚇。圖爲北京街頭掛的中國國旗。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德國之聲: 您說您的同學和社羣夥伴經歷過中國當局對海外留學生的跨境鎮壓和恐嚇。能具體介紹一下您們的經歷嗎？

行動者: 我本人暫時還沒有遭遇這樣的問題，但我確實在收集相關信息。特別是在2022年底的示威浪潮之後，我關注到許多歐洲及全球的中國年輕行動者遭受的鎮壓。我搜集到的信息非常觸目驚心。例如，很多社羣成員的家人被問話，有時是國安直接聯繫，有時是成員回國時被警方拘留或盤問。這在社羣中引發了大量恐慌。

行動者: 當然，我可以介紹兩個已經公開的案例。第一個是發生在法國巴黎自由廣場的事件。習近平訪問法國前的幾天，有社羣組織名爲自由廣場活動，準備發出抗議的聲音。活動的負責人及社羣成員遭到了中國警方的有針對性攻擊。許多社羣成員因爲家人被中國的國安和警方訪問而感到沮喪，一度解散了許多社羣。

第二個案例涉及的是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初的事件，也就是烏魯木齊中路抗議事件一週年的時候，兩位英國的「China Deviants」組織成員的家屬被國安威脅，他們當時在倫敦舉辦了一個藝術展。兩位成員也原意公開的公佈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是今年（2024年）4月份發生的，在歐洲。不是最近在全球熱映《烏魯木齊中路》這個紀錄片嗎？大家希望通過這個方式去聲援這個片子的導演陳品霖。其中就有兩位行動者，一位叫做夏巢川，另外一位叫做黃毅誠，他們因爲參與了這個活動，家裡也都受到了騷擾和威脅。從2022年到現在，我瞭解的中國行動者社羣受到警察騷擾的案子加起來一共超過15起，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也讓我們很恐慌。

行動者: 我最大的影響是間接的。大家通常只注意到跨國鎮壓的直接影響，如針對或社羣的攻擊。但往往忽略了二次傷害，也就是因恐懼導致的社羣封閉化和行動的謹慎化，甚至是取消。我自己的情況是，雖然我還未被中國當局發現，我仍然花費了大量精力在安全措施上。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必須極爲嚴格，這增加了參與活動的成本。我自己在接到父母每個電話的時候都在想，是不是和跨國鎮壓有關，是不是他們被警察和國安找到了？有任何的風吹草動，我都會擔心是不是一個前兆。所以其實對個人的精神壓力是很大的。

行動者: 首先，我認爲這樣的印象非常的刻板。他把中國留學生或者華人社羣當作一整個整體來判斷。事實上，在威權國家當中，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那Chinese Community（華人社羣）本身就是割裂的。行動者的身份可能要大於國家，或者他中國人的身份。因爲大家做的事情是共同的，觀點也更加接近。所以我們的這些社羣往往是割裂，或者獨立於所謂的留學生社羣和華人社羣的。在信息交流，互通互動上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往來。

在更加廣泛的留學生的情況中，信息繭房確實是有。但是它可能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嚴密。還是有很多人會出來。比如說最近「潤學」的興起，就是大家本身還是抱着離開中國，接觸不同的世界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在海外一點一點嘗試自己來自不易的自由。他們出來的動力本身就是突破信息封鎖。這是很多留學生做的事情。

行動者：我認爲，跨境鎮壓帶來的影響分三個層面——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和對整體華人社羣的影響。從直接影響來說，我認爲直接受到中國政府跨境鎮壓的留學生數量肯定不多。也許10%、5%都不到，這是肯定的。但是中國政府這種跨境鎮壓本身傳遞出的信息是：你們海外的行動是不安全的。你們在海外行使言論自由本身也是不行的。中共常用的話叫做「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也就是說無論你走到哪裡，無論是在德國、還是法國或其它地方，都沒有辦法逃過中國的這樣一個監控系統。

說到間接影響，中國在這方面突破了許多法制底線。例如，「保護衛士」組織出了一個報告叫做《株連現象》，這是指個人的行爲可能會連累到他們的家人。再加上政府嚴密的電子監控手段，比如微信和其他中國的APP，這些都讓行動者暴露在巨大的風險中。基於安全考慮，行動者不得不與更廣泛的中國社羣割裂開來，這讓海外的異見者、公民行動者、以及支持民主的學生都感到被孤立，並生活在恐懼中，無法有效地行動。

第三層是對整個華人社區的影響。鎮壓導致在海外沒有足夠的公民社會聲音或獨立的聲音來抗衡中共的單一信息。因爲發聲本身需要承擔巨大的代價，這也加速了剛剛說到的信息繭房的存在，因爲信息的流通不自由。由於存在的恐懼，許多人根本無法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儘管他們身處海外。

行動者: 在我搜集的案例中，影響主要體現爲兩個方面。首先中國當局非常的聰明，他先會用大量名譽攻擊的手段，目的是毀壞你在你的社區和原籍地的名譽。包括破壞你和父母或者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進一步的利用你的父母、親屬或者你所住社區的工作人員，弄得沸沸揚揚，讓所有人知道你家有一個孩子在海外從事所謂的反華、或者顛覆中國政權的活動。這種指控會在家庭範圍內，讓學生的家長產生巨大的驚恐。

同時他們以父母的養老金作爲威脅。我瞭解的許多起案例中，國安都會拿父母的養老金，或者家裡的成員報考公務員，考研究生等事宜都會受到影響。這反而會讓家人成爲鎮壓體制的幫兇。所帶來的效果比中共希望的更加狠，會造成更多焦慮。而這種焦慮會傳給他們遠在海外的孩子。而這些孩子又往往缺乏心理支持。社羣很多時候也無法提供給受害者足夠的支持。很多人一聽說有人被跨國鎮壓了，或者成爲了中國政府的目標。很多人出於自身的恐懼，就與受害者切割了，導致他們一下子失去了社羣和家庭的雙重支持。他們會很容易向國安妥協，簽署一些認罪書，簽署認罪聲明，宣佈退出活動，做出妥協。

往往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安可能會更進一步，甚至有時要求被跨境鎮壓者成爲海外的線人，提供關於其他行動者的信息。這讓受害者承受巨大的壓力，我很多時候觀察到，受害者的親情，受害者的自我價值認知， 還有自己的心裡狀態都處於長期的驚恐當中。很多人覺得一瞬間就做出了人生當中一個巨大的決定。 然後像是被拋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缺乏支持，也不知道去找誰。處於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的狀況。

行動者: 我認爲最大的信息泄露源是微信。我們觀察到，一些行動者社羣初期可能爲了擴大傳播力而使用微信羣組來組織和動員活動。這成了一個巨大的泄露源，我們瞭解的幾起對海外社羣的跨境鎮壓都是從微信開始的。因爲微信賬號通常是實名的，羣組裡的言論都會被存儲和記錄。至於海外版微信和中國版微信在監控力度和證據獲取上的差異，我們目前還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使用中國手機號註冊的微信，特別是用這種微信進行溝通和交流的海外行動，被監控的概率極高。

此外，Instagram、Facebook和LinkedIn等社交媒體平臺也可能成爲中國的監控目標。我們有觀察到，在一些案例中，受害者反饋中國政府可能會打印出某些公共Telegram羣組的目標或Instagram的公共賬戶截圖，甚至是其關注者，來識別參與者。所以我們推測，中國政府可能是派人潛入了一些包括Telegram在內的公開羣組，或者在Instagram上去關注哪些人點贊，哪些人評論，哪些人是活躍用戶？從而推測出行動者的網絡規模。就是被稱爲社交工程學的手段。

還有，我們發現一些行動者組織的網站和郵箱受到了可疑的釣魚郵件攻擊，這些郵件很可能包含病毒。這表明，即使是網站和電子郵件也不是安全的。這些郵件可能僞裝成合作提議或通信，包含可疑鏈接，一旦打開，可能會感染病毒。

行動者: 這是個挺絕望的情況。以我和我們羣組成員的溝通經驗，以及我們從公開信息中檢索到的，大多數學校對跨國鎮壓的認知不足，也未採取有效行動。有些美國和德國的大學可能會向學生髮郵件，強調學校對跨境鎮壓的零容忍態度，並提供報告和求助渠道，但能做到這點的學校仍是少數。大多數學校可能還沒有形成一個對此類事件的明確認知，也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

行動者: 我是在2022年底接觸到這些社會運動的，真正投身進來。我關注人權議題，希望我的國家能變得更好，希望所有人能有尊嚴、健康地生活。在海外，我們擁有比國內更多的特權，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利用這些優勢做更多。尤其是在白紙運動期間，很多國內的夥伴儘管條件艱苦還在繼續努力，我作爲廣泛社羣的一員，也希望能繼續爲共同的目標奮鬥。

出於保護受訪者人身安全的目的，採訪中完全隱蔽了其個人信息。同時爲了突出關鍵信息，採訪亦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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