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袁崇煥真的只是一個小點那就更可怕了，抹一個點也沒用呀！
其實明朝滅亡的原因並不是清軍入關，而是闖王高迎祥、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然後關寧鐵騎才引清軍入關來滅了大順。後金（清）的強勢崛起，是引發農民起義的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重點。重點還是在於明朝**自身拙劣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天災的同時不但不能收取更多的工商稅來賑濟災民，反而還要“三餉加派”，刮取更高的田稅，這樣勢必造成大規模的農戶破產，形成農民起義。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明軍的表現比面對外族時更加曖昧，軍官貪污，士兵又都來自底層，和起義的農民其實是骨肉同胞。李自成的部隊其實戰鬥力很差，甚至可以說連正規軍都算不上，但明軍就是節節敗退，這不是戰鬥力的體現，而是明軍根本不想打。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年），闖軍攻入北京，明軍四散而逃，只剩下御馬監的騰驤四衛、旗軍、勇衛營這些皇帝私軍以及一些魏忠賢當年訓練的淨軍還在爲皇帝浴血奮戰。不過大勢已去，御馬監就算真的有孫悟空，也擋不住大軍壓城。明思宗自縊煤山（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園內），臨死前拋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我固然是個德行涼薄的人，以至遭到上天懲處，但也是被諸臣所誤。）確實，明思宗所遇天時不利，但如果諸臣用心，能與社稷共渡難關，也未必不可支撐到貴金屬流通增速趨於平緩或者地球氣溫轉暖。所以，根本問題還是在於自身，不能怨天尤人。
明思宗爲帝十七年，兢兢業業，據說從來沒有出過北京，每天焦頭爛額地忙到深夜。官員們也每天陪着他忙忙碌碌，但就是不見工作有什麼成效，也沒有人告訴他應該怎麼辦——告訴他自己是怎麼貪污的，有這邏輯嗎？不過明思宗自己也清楚，其實他就缺一樣——錢，只要有一點點錢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不需要太多，真的只需要一點點，少一點可以充作軍費鎮壓起義治標，多一點則可以賑濟災民治本，但就是沒有。抄貪官的家撈點錢就別想了，你現在只能重操你們朱家的舊業——化緣。明思宗幾乎是放下帝王之尊，每天帶着哭腔，像當年朱八八當和尚討飯時一樣，求高官富戶們出一點點錢與國家共渡難關，但他們就是不給。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他們吝嗇，而是對這個腐敗的體系失去了信任。之前明思宗已經掏空了內帑，但是投進去的錢如同光粒進了黑洞，連湮滅能都探測不到一電子伏特，那我們再出錢不也是喂貪官嗎？
其實在整個明朝滅亡的過程中，幾乎全社會都採取了同一個態度——坐視。大家已經嫌棄這個腐敗透頂的**，都不在乎改朝換代了。但改朝換代總是對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傷害，挺過去或許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挺不過去被趁虛而入就完蛋了，大多數人的想法還是過於意氣用事了。果然，李自成農民軍的大順政權不堪一擊，不足百日就被入關的清軍擊潰，中國進入清代。這時國人突然又都表現出一種極其血性的反抗精神，史可法、張煌言、李定國、張同敞、柳如是、夏完淳、鄭成功……這些人原本有的是官，有的是民，有的是妓女，有的是闖賊，有的甚至是海盜，此時全都不計前嫌，紛紛拋頭顱、灑熱血，無數感人事蹟不斷涌現，名動青史，與之前坐視明朝被李自成攻滅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惜爲時已晚，人雖上億，金銀如海，更兼氣血如虹，但卻沒有一個朝廷統一組織，只能被高度組織化的清軍愉快地收割。
明朝的一些藩王也在南方組建了政權繼續抵抗，企圖以南宋的方式中興大明，史稱“南明”。但幹這事兒的不止一個藩王，不同的大臣擁立了不同的藩王。然而就在這種天下危亡，關鍵是自己的政權都還立足未穩時，某些人還沒改掉黨爭的習氣，依然鬥得不亦樂乎。最後這些小政權也被清軍毫無懸念地一一收割。這其中以閹黨餘孽阮大鋮最爲可恥。魏忠賢覆滅時，這位由東林黨轉投閹黨的叛徒並未受到清算，只是免官回家。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已兵臨大同，朝野惶惶。阮大鋮卻覺得是個機會，向首相周廷儒行賄，謀求復官。本來受到極大阻力，但周廷儒以“用人之際”爲由，強行起復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陵、鳳陽等處軍務（今江西、安徽一帶）。明思宗煤山殉國後，福王朱由菘（明神宗第三子福忠王朱常洵之子）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召阮大鋮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閱江防。弘光政權前後只存在了八個月，在這短短八個月中，被寄予厚望的阮大鋮不是思報國恩、救亡圖存，而是急於報復東林、復社敵黨，順便中興閹黨。當然，賣官招賄也不能忘了。當時兵勢大亂，很多將領打了敗仗，殘部逃到某個地方，跟兵部聯繫上就號稱重新召集“義軍”再戰，要求重新授官。阮大鋮不辨真僞，只要有賄賂就一律大授高官，時人稱“職方不如狗，都督滿地走。”（兵部職方司本是任免武官的部門，但現在還不如狗，都督到處都是。）清軍攻至南京，阮大鋮率一衆官員乞降於江邊，之後又隨清軍繼續進攻南方，死於路途。家鄉人恥於阮大鋮的人品，都不承認他是本地人。桐城和懷寧（均屬今安徽安慶）人都極力考證他是對方而非本縣人，阮大鋮的籍貫竟成懸案，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貪官。
清朝統治中國後，開始進入一個長期的低迷期，整個社會形態都發生了劇變。之前明朝固然有很多堪稱暴政的措施，比如火耗、漂沒、三餉加派等等。但清朝卻將這些措施都定爲制度，固定徵收，然後宣佈這個徵收比例再也不能變了，號稱“永不加賦”。尤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三餉加派”中的“遼餉”分明就是針對他們自己的，現在他都當政了還要徵收剿他自己的稅？但總之就是那四個字——悔之晚矣。
一個政權的全面腐敗，讓全天下都對它失去信任，人民必將背棄，甚至有可能背棄它就會得到一個更壞的選擇，當發現新的選擇更壞時悔之晚矣，這是歷史最大的悲劇。秦檜、袁崇煥的例子重重地警醒着每一個爲政者：無論官位高低、權力大小，貪腐不分輕重，合起來就能剮盡骨血，讓百姓徹底背棄，千萬不要幻想“他比我更爛”就能成爲人民不推翻你的極端理性依據。亡國，更是亡天下，持續的腐敗不但會造成自身政權覆滅，還會拉上全天下的百姓爲之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