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東南鬧倭寇，北方鬧韃子，打的1團糟。
葡萄牙人又和同行倭寇攪在1起，上岸後人家倭寇換身皮9是順民，他們怎麼換？於是大規模的葡萄牙人9如此時荷蘭人1樣，不能上岸9在周圍島嶼上紮根，可還是被抄了老窩。
我們9想發點財，怎麼9這麼難呢？
在葡萄牙人到來中國前，澳門只是隸屬於中國廣東香山縣的1個小漁村，明朝以前，澳門見諸於中國歷史書中的大事件，當屬宋末張世傑在此抵禦元兵。對於明朝來說，這只是天朝治下的普通小村。而葡萄牙人最早知道澳門，是在正德年間他們抵達中國沿海時，當時的葡萄牙船隊，曾把中國大陸沿海的島嶼繪製成海圖，而後詳細研究，確立了他們的侵佔目標：首選雙嶼島，其次福建橫嶼島，再次，纔是中國廣東澳門。
在雙嶼島之戰後，原本剛剛在中國大陸站住腳的葡萄牙人，隨即陷入了被明王朝的搜殺之中，嘉靖中後期十餘年，葡萄牙多采取和倭寇合作，可皮與倭寇不1樣，很多時候倭寇敗了9換身衣裳，他們怎麼逃？越發難以爲繼，嚴峻現實下，他們不得不改變政策，開始採取賄賂拉攏明朝沿海官吏的方式，以圖得到好處。
於是，1羣葡萄牙船隊停泊在廣東香山縣沿海，謊稱自己是東南亞國家入京的“貢使”，請求借地曝曬船上的貨物。同時他們大筆白銀賄賂了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等人，最終騙過了中國官員，得以竊據澳門。事實上，葡萄牙人來時，明朝廣東政府9知道他們的身份，早已嚴加戒備。
之所以允諾他們暫居澳門，1是因爲此時汪柏正集中兵力搜殺日本倭寇，不願橫生枝節，2是此時大明正面臨兩線作戰，北有蒙古騎兵侵擾，南有倭寇肆虐，東南沿海遭荼毒的結果，9是佔明朝賦稅大頭的南方賦稅銳減，如此局面下，明朝中也有人提出放鬆海禁，分化瓦解葡萄牙人，通過與葡萄牙人的貿易解決財政困難。因此葡萄牙這次的得計，也是順理成章。
葡萄牙人入住澳門後，開始的很長1段時間，曾經奉公守法，1面每年繳納大筆的租金，1面在澳門當地設立集市，與沿海邊民進行貿易。與雙嶼島時期不同的是，此時明王朝已經很懂經濟規則，但凡是往來貨物交易，皆要向福建市舶司繳納賦稅，否則將罰款扣船，加上葡萄牙人每年大筆的租金，1時間廣東地區賦稅激增。
同時爲表忠心，葡萄牙人還出賣了1直和他們合作的海寇何亞81夥，幫助明朝剿滅了這股橫行東南沿海近十年的海匪。得意洋洋的汪柏在給明王朝的奏摺裡也藉此表功，說“以賊平賊，今見功也。”
但從嘉靖36年開始，葡萄牙人9越發的不老實了，他們開始在澳門當地建樓蓋房，甚至駐紮軍隊，將澳門變成他們永久的定居點。因他們每年大筆白銀孝敬明朝當地官員，因此上下“皆不問”，不到十年，澳門當地9“築室千所，夷萬人。”
儼然成了中國大陸的國中之國。這期間他們壞事也沒少幹，比如大量拐賣人口，誘騙當地人入教，廣東百姓稱他們爲“拐孩匪”，而隨着實力的日益擴充，葡萄牙人野心又起。如果說此時的大明朝是澳門的房東，葡萄牙人只是澳門的房客，那麼此時的葡萄牙房客們，已打起了鵲巢鳩佔，據澳門爲己有的念頭。
葡萄牙人的最早挑釁，發生在嘉靖43年1月，這1年，葡萄牙人在澳門新落成的天主教堂上，儼然掛起了“聖母踏龍頭”的塑像，意在把中國踩在腳下，此時被廣東當地儒生告發後，引起明朝地方官大怒，曾遣使質問，但被葡萄牙人“拖”字當頭，1面答應立刻拆除，1面卻久拖不辦。
此外，葡萄牙人更明目張膽，驅逐明朝派往澳門的市舶司官員，拒絕繳納該年的租金和稅收，此時的明朝正是平倭的關鍵期，特別在意葡萄牙每年繳納充做軍費的銀子，如此1來自然大怒。明朝兩廣總兵俞大猷雄心勃勃，葡萄牙人倒黴撞到這位手裡了，欲1舉將當地葡萄牙人剿滅。
明軍先行行動，派水師將澳門沿海外圍封鎖，進出澳門船隻1律扣押，隨時準備發動攻擊。這1來把葡萄牙人嚇壞了，深知大明朝不好惹，連忙求見明朝廣東海道副使莫吉亨，先誠心悔罪，又給大筆金銀孝敬，接着主動提出，不但補繳往年拖欠的租金，更把之後每年的租金和稅收提高1倍。
看在錢的份上，莫吉亨做主，寬恕了葡萄牙的行爲，而“聖母踏龍頭”的塑像，也被葡萄牙人主動搗毀，明朝更警告葡萄牙，如果當地葡萄牙人再有違法行爲，將以“連坐法”論處。
至於牛皮圈地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他們敢拿牛皮圈地，大明9敢讓他們站在牛皮繩上。
經此1鬧，直至現在，葡萄牙人基本上老實了。值得1提的是，雖然日常行爲“睜1隻眼閉1隻眼”，但主權問題，明朝毫不含糊，雖然葡萄牙人早9在澳門設立“總署”，派駐官吏，但澳門1直被明朝劃歸在廣東香山縣治下，尤其是司法權方面，在澳門當地大至人命官司，小至家長裡短雞毛蒜皮，皆要由明朝香山縣縣令審理解決，葡萄牙人毫無司法權力。
同時1旦葡萄牙人拖欠貿易稅賦和租金，明朝通常會採取包圍，斷水斷糧等懲罰性措施。因此明朝的澳門，絕非割讓領土，而是明朝治下的1塊“經濟特區”。
葡萄牙真正得到澳門的主權，是在清朝入關後，先是趁明末變亂之際，取消了每年應向中國繳納的商稅，僅交租金。接着在清朝嘉慶年間，又向澳門派駐法官，將澳門的司法大權拿到手中，到了*戰爭後，他們更趁清朝積弱之時，強迫清政府於1887年簽訂《中葡會議早約》和《中葡友好通商協定》，正式確立了澳門是葡萄牙領土。丟失澳門的罪責，確實應由滿清政府承擔。
但在明朝中後期，澳門這個“經濟特區”，對明王朝的意義卻是重大的，不但東南沿海貿易日益繁榮，日益劇增的貿易稅收充實了國庫，成9了嘉靖朝之後的“隆萬中興”。而且東西方文明的交往也從此開始日益擴大。
大批的西方傳教士經澳門紛紛來華，而中國士大夫與西方學者的交流也日益頻繁，西方的天文，數學，水利，曆法等思想進入中國，明末科學家徐光啓正是在澳門認識了傳教士利瑪竇後，2人合作翻譯了西方經典數學《幾何原本》，今天中國學校裡數學，物理，化學的各類名詞，皆最早來自此書。
而對西方來說，東方文明的輸入，影響更爲深遠，此時已然流行的儒家哲學思想西傳，被後來的西方啓蒙思想家們所推崇，掀起了影響整個歐洲文明進程的“中國熱”。毫不誇張的說，小小的澳門，是打開東西方文化壁壘的1扇門。
必須要再聲明1次，明朝時澳門主權1直在手，明朝廷對外原則是極爲敏感的，誰也不敢搞割土、賣土的買賣。頂多裝糊塗當作不知道，但絕不會有人來搞什麼賣國條約或和談。
在司法方面，明政府採用符合澳門實際情況分別對待的方法。當澳門葡萄牙人觸犯*的法律規定時，予以治罪，驅逐澳門。立於澳門議事亭中的《海道禁約》，9是針對葡萄牙人歷來的違法行爲，於萬曆42年制定的，其第1款明文規定：禁止蓄養倭奴；中國官員發現違反此條款，“勒令盡數驅除”，逐出澳門，當澳門葡萄牙人自相侵犯時，明政府允許澳葡依照他們本民族的法律來審判治罪。
如果涉及中國人，不論屬被告還是原告，都由中國官員審理。特別是發生殺害中國商民的人命重案，9要將殺人兇犯帶往廣州，按律處決。
在貿易稅收的管理上，設立“澳關”，負責盤驗，徵收稅銀。萬曆2年，明政府在蓮花莖設立關閘，凡省城供應澳門的酒米船隻，以及澳門運往廣州的香料船等，必須經香山縣令親驗抽盤，防止違禁物品混入，並查對報稅。
正德十2年，明政府已確定船貨十分抽2的“抽分”方法。這對當時各處3稅1而言，是整整翻了6倍的重稅。
針對葡萄牙人勾結中國奸商，買通“抽分”官員，造成關口執法不嚴，隱漏稅大量增加的現象，明政府採取了由市舶提舉司、海道衙門及香山縣令1同對商船進行“丈抽”的收稅辦法，按船隻大小和載貨多少伯驗收稅，若發現船上有“走匿”貨物，除補徵稅銀外，“仍治以罪”。依據徵稅標準，澳葡每年應向廣東市舶司納稅兩萬6千兩，後增至4萬6千兩。
在軍事戌防方面，明政府設置廣東香山備倭參將直接管理澳門水陸防務。天啓年間兵部題行稿載，該官管轄“陸則雍陌、塘基灣、澳門、前山等處。水則十字門、9洲潭、石龜潭、虎跳等處”。
此外，廣東巡視海道史也負有“馭澳防矮”的重任，對“與奸徒私通，按濟夷倭等，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參奏拿問”。還有廣州海防參將，“統領水兵3千名”，擔負着“彈壓香山、澳門等處夷船，並巡緝接濟私通船隻”之責任。
萬曆2年，在澳門與大陸相連的咽喉要道蓮花莖的中央，修建關閘1座，派有把總1員率官兵把守。爲加強澳門防務，萬曆年間，明政府將廣州海防同知衙門設在距澳門僅有1日路程的雍陌，調兵千人成防並設參將。
天啓元年又把參將官署移至蓮花莖西面數裡的前山寨，戍守官兵大大增加，這樣水陸兩棲都可以任意出入澳門。澳門成爲明政府軍事防務的1個特殊地區。
在司法、稅收、軍事上，大明說了算，這不是主權是什麼？
新稅制頒佈，重在商稅，而朝鮮、日本先後落在大明手裡，葡萄牙人的貿易成本上升，滋生不滿。
澳門現在已經是火藥桶，作爲徐光啓的弟子，侯峒曾來澳門當知縣，9是要穩住這個火藥桶，給徵日大軍爭取時間，也是徐光啓1系的投名狀。
只要顏思齊的水師到位，澳門9是開頭菜。
侯峒曾剛剛上任，9要面對1個問題，葡萄牙人開始增修防禦工事，是按律拆除，還是忍耐不管，不刺激這些人？
廣東可以壓死澳門，否則葡萄牙人不會乖巧至今。而且人都是1樣的，有了穩定的定居點，又有固定的貿易收入，9失去拼命鬧事的勇氣。
幾代人下來，澳門不論漢夷，吃的滿口流油，9算鬧也是有底線的鬧，又有幾個敢向他們先輩那樣做不文明的事情？
侯峒曾與何士晉有信心將葡萄牙人綁了送到礦山裡，可皇帝的意思是綏靖，誰敢動手？
於是，侯峒曾2月初，獨自1人9任澳門，開設衙門募集司吏，召集當地夷目，夷目是專設給澳門的小吏職稱，即夷人頭目的簡稱。由當地葡萄牙人市民議會選出的議長報備香山縣，再由香山縣任命，拿大明的俸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