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嚴謹的態度和實錄的精神也爲所錄事例的真實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其記錄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每一個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蒐集整理，並對史實反覆進行考據。東漢歷史學家班固曾給與司馬遷極高的評價，認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此外，司馬遷乃秦國名將司馬錯之後，精通兵法韜略，後又在漢武帝身邊作爲中書令，瞭解大量軍政機密，其著《史記》的行動又獨立於當時的政權之外，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絕非後世史書所能比擬。因此，該書中詳盡真實的史料、恰當深刻的點評，正是後學者體會軍政韜略奧秘的寶貴財富。
飛刀認爲：古今沒有一成不變的計策，但有些用兵的要領卻是必須遵從的。這也是《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主旨思想的根本區別。以例生計難而刻板，以律生計易而鮮活。對於謀略的學習，必須來源於大量翔實的案例，《史記》就是最好的案例集。脫離案例的純粹理論研究沒有任何意義，只會讓研究者陷入一個又一個的邏輯死循環；但同時又不可以只侷限於案例本身，或者只侷限於案例的時空特性，機械地照搬照抄案例的表象則是一種變相的“紙上談兵”，同樣毫無實用價值可言。正如《金剛經》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裡講的“有爲法”指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因緣和合而成的事物及其表象，這些事物的出現與存在均是以內因外緣等爲條件的，一旦事物存在的條件消失，事物也就不再存在了。一切事物都是暫時存在的，如同夢幻泡影，終會消散。人們對真理的體會在於剎那間頓現的永恆，而不是剎那本身。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樹葉，也沒有兩個一樣的成功。我們應該通過對以往案例的理解和現實情況的剖析，從最爲抽象的原則中派生出最爲靈活的策略，而不是直接從案例而派生出策略來。這就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