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 奔襲大梁

漢高祖元年(前206年)二月,劉邦乘田榮起兵反楚之機,利用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翻越秦嶺,襲擊陳倉(今陝西省寶雞市東),重挫從廢丘倉促率軍馳援陳倉的章邯部主力,而後連續作戰,分兵略地,水淹廢丘(今陝西興平南),章邯兵敗自殺。漢軍還定三秦。二年(前205年),針對“齊、楚軍膠着於城陽、楚都彭城空虛”的良機,劉邦果斷率軍出關,發使者將“項羽殺害楚懷王”之事遍告天下諸侯,並親自爲義帝發喪,約會各路諸侯共擊楚之殺義帝者。之後,一舉收服魏王豹、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等山東諸王,在洛陽大會諸侯,一時間聲勢巨大,聚集諸侯聯軍達五十六萬之衆,分路三路,合擊楚都彭城。

然而,項羽在政治、軍事空前孤立的情況下,又一次表現出了其天才般的軍事指揮才能,利用楚軍大部分兵馬佯攻齊地,自領三萬銳卒,迂迴聯軍側後,快速迫近彭城,佔領了彭城的門戶蕭縣,並擇機突襲劉邦率領的諸侯聯軍。決戰之時,羽又故技重施,選擇各支部隊的結合部,進行穿插,直刺漢軍腹心,令其指揮系統全面癱瘓。突然出現在聯軍面前的楚軍,戰鬥力極具震撼,一時間虛實難辨。諸侯聯軍見劉邦中軍被毀,以爲楚軍大至,也就徹底崩潰了。劉邦勉強率數十騎逃走。“彭城之戰”使得劉邦遭到嚴重挫折。原來投向劉邦的諸侯此時又背叛劉邦,有的重回項羽麾下,如塞王董翳、翟王司馬欣,有的則脫離劉邦,轉而走向與其對抗,如魏王豹,陳餘。項羽基本上扭轉了孤立無援的政治局面,重新佔據了楚漢戰爭的主動權。在楚軍的一路追擊下,漢軍變得十分被動。幸而,韓信復收潰敗之軍與漢王在滎陽會師,蕭何則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方纔遏制住楚軍的西進態勢,大敗其於京、索之間,使漢軍得以復振。

與此同時,魏王豹以探母病爲由回到封國,封鎖了河關,切斷漢軍退路,叛漢而與楚約和,對固守“成皋-滎陽”一線的漢軍造成了致命威脅。漢王派酈生說服魏豹不成,遂任命韓信爲左丞相會同將軍曹參率兵擊魏。此時,魏兵已佔據蒲阪,封鎖關河,試圖以大河險川爲屏障,迫使漢軍強度黃河,再借地勢之利,半渡而擊,最大限度的消耗漢軍,以求得最終的勝利。此計劃看似縝密有力,但卻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魏軍兵力過分集中於天險之上,國都大梁相對空虛。韓信正是緊緊抓住魏軍這一缺點,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不與對手爭奪河口的主動權,而是令曹參率大軍假意與魏軍對陣於臨晉河口,作強渡之勢,暗中遣漢軍精銳於夏陽輕裝減負以木罌巧渡黃河,奔襲大梁。魏軍不得以,倉促分兵回救大梁,漢軍乘勢大破魏軍,生虜魏王豹,滅魏設河東郡。

對韓信“奔襲大梁”的軍事構想,近來有些學者頗有微詞,以《史記》“淮陰侯列傳”與“曹相國世家”的相關記載存在矛盾爲由,判定韓信奔襲大梁是一次失敗的偷襲,而曹參挽救了漢軍的被動,否定韓信作爲軍事統帥的指揮能力,且司馬遷在《史記》的“淮陰侯列傳”中對於韓信多有浮誇之意,欺騙了讀者二千餘年。然則,飛刀認爲,這些學者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不僅說明了作者有刻意標新的嫌疑,而且也體現了其不諳軍事的一面。衆所周知,中國古代軍事領域,大多以“奇正”作爲指揮的因素,“奇兵”的出動即可用於打擊對手,也可用於牽制對手,而對方的被動分兵部署,又能夠爲我方提供機會。我方則可利用對方的瞬時兵力空隙或各支部隊的結合部,進行穿插突進,或直搗對手中軍指揮系統、令其指揮癱瘓,或分割對手諸部、各個擊破,或焚糧斷道、令之不戰自亂。因此,韓信當時以“奇兵”巧渡夏陽黃河,奔襲大梁,是一個重要的戰術牽制,強制調動對手,令其主力不得不分兵回救,使得對手被動而又倉促地進行臨晉河口的兵力重新分佈和整合,曹參正是利用這一的機會大破魏軍於臨晉。此時,按兵不動的漢軍主力又由一支“正兵”,變爲了一支“奇兵”,給魏軍以致命一擊;而奔襲大梁的漢軍“奇兵”,迫近大梁後彷彿又只造聲勢,變爲了以佯動而誘敵回救的“正兵”。可謂是,奇正變換,巧妙牽制,戰局紛繁,煞是好看,最終也造成了漢軍的全線勝利。韓信作爲一名戰役指揮者,“奔襲大梁”的成功與否不該以其是否以奔襲部隊攻克大梁爲界定,而應以戰役勝負爲評判標準才更爲客觀。

同時,上述戰例有力地印證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原則——“致人而不致於人”。該命題語出《孫子兵法·虛實篇》:“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意思是說,凡先佔據戰場等待敵人的就主動安逸,後到達戰地而倉促應戰的就被動疲勞。所以善於指揮作戰的人,總是設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唐代大軍事家李靖對這一原則更是推崇備至,認爲兵法千章萬句最重要者莫過於此。

該原則運用於實戰,則是要通過利、害兩個因素調動對手。誘敵以利,使敵方進入對我方有利的位置,或者離開對我方不利的位置。動敵以害,可使敵方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消耗實力。而此二者的作用大小是不相同的,優先權也不一樣。正所謂:以利邀敵,敵未必至,以害動敵,則敵必來。“頓挫”是中國象棋對局中常常用到的一種技巧,是一種特殊的運子戰術,也是一種強制性的中間過度着法。即一方採用照將、要殺、捉吃等強制性手段,迫使對方進入不利於自己的局面或爲己方贏得步數上的優勢。此着法正是將“以害動敵,致人而不致於人”這一原則靈活地運用於博弈之中。

因而“以害動敵”是貫徹“致人而不致於人”原則的首要方法。調動敵人是爲了更好的打擊敵人,調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打擊和消滅敵人才是我們的目的。如何才能更好的打擊和消滅敵人呢?孫子在其兵法中提出了“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的“避實擊虛”的策略。這裡的“虛”並不完全等同於“弱”,其含義有三。其一,實體的弱點,表現爲防守薄弱處、兩軍結合部等;其二,指揮者的心理盲點,表現爲自認爲防守嚴密的懈怠處、由於驕傲而產生的麻痹輕敵等;其三,要害之處,表現爲敵人指揮所、屯糧處等,此類地方敵方雖是防守嚴密,但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打擊成功,便可動搖敵人的整個部署和軍隊的信心。曹操官渡之戰中夜襲袁紹烏巢糧倉,堪稱此類戰法之經典。因此,我們在實戰中,就是要利用避實擊虛的手段,佐之以利誘,不斷調動敵人,使敵人疲於奔命,在運動中最大限度地消耗敵方的體力,消磨對手的士氣,在形勢有利於我方的情況下,伺機決戰殲滅敵人,這就是我們堅持“致人而不致於人”這一原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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