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和同事們都暫時不用照顧病人，但還是有許多由黑死病引起的問題需要處理。
前文中已經提到市政部門對於這個區域的疏忽。他們對於白人居民的健康倒是非常關心的，爲了他們不惜花費大把的金錢，此時爲阻止黑死病的擴散，更是花錢如流水。雖然我曾責備過市政部門置印度人於不顧的滔天罪惡，卻不仍忍不住讚揚其對白人居民的無微不至的照應，他們竭盡所能地幫助白人。如果我不與他們合作，市政部門的工作會更爲困難，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調用武力來讓事情變得更糟。
然而麻煩都避免了。市政部門對印度人的表現是滿意的，將來的防疫工作也就變得簡單多了。我動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動員印度人幫助市政部門，這是一份困難的工作，不過我記得當時沒有人反對我的提議。
印度人居住的區域有專人嚴密把守，未經許可任何人不得入內。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有自由進出的通行證。我們要讓整個地區的人都轉移到離約翰內斯堡約13英里的平原地區搭帳篷住三個周，然後放火燒燬這個區域所有的房屋。帶糧食和其他日用物品到帳篷裡自然要花一些時間，這期間需要派人把守這裡。
人們都非常驚慌，但看到我經常出現在那兒讓他們感到安慰。有很多窮人常把省下的一點點節餘都埋在地下，現在得把它們挖出來了。他們沒聽說過銀行，不知道可以把錢存到銀行。於是我倒成了他們的銀行了：錢像水一樣涌入我的事務所。在這種危機裡，我當然不能因爲自己付出勞動去向他們收取任何費用。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我跟一家銀行的經理關係很好，我的存款裡存在他那兒，我跟他說我想把印度人的錢都存到他的銀行。但銀行當然沒法一下子接受這麼多銅幣和銀幣，還有部分銀行職員拒絕接收來自疫區的這筆錢。不過這位好心的經理想盡辦法給我一切方便。我們協商後決定先徹底給所有的錢消毒，然後再存入銀行。我記得那一次差不多存到銀行6萬多鎊。我勸那些有錢的人把錢存成定期，他們都聽從了我的建議。結果，他們有些人後來也習慣於把錢存到銀行裡了。
一列專車把這裡的印度居民運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克拉斯普魯伊特農場，由市政部門用公共開支來供給物資。這個由帳篷搭成的城市看起來很像是一座兵營。對於這種安排，不習慣兵營生活的人自然是感到非常不安和震驚，還好他們並未覺得特別不方便。我每天都騎自行車過去看他們。他們住下來不到二十四小時便暫時忘記了所有的疾苦，開始快樂地生活了。每次我去看他們，都有說有笑，開開心心的。露天生活三個周很顯著地增進了他們的健康。
我記得居民離開的第二天，市政部門就放火燒掉了那個區域。他們從未打算過留下那裡的什麼，大火把一切燒得一乾二淨。就在此時，市政廳以同樣的理由燒光了商場裡所有的木材，損失了大約10000英鎊。之所以斷然採取這個步驟，據說是有人在商場裡發現了幾隻死老鼠的緣故。
市政部門這次花了很多錢，但是它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進一步蔓延，從而城市居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九十五一本書的魔力
黑死病提高了我在窮苦的印度人們中的聲望，也增加了我的業務以及我的使命感。隨着與歐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日益密切，也大大地增強了我道義上的責任感。
我曾在素食館裡認識了韋斯特先生，現在又在那裡結識了波拉克先生。一天晚上，坐在離我不遠處的桌子上一位青年遞給我一張名片，說是很想認識我。我邀請他坐下來說說話。
“我是《評論家》的副編輯。”他說，“我讀到您在報上發表的關於瘟疫爆發的那封信，便很想結識您。很高興我真的有了這麼一個機會。”
我被波拉克先生的誠懇打動了。初次見面的那晚，我們就彼此瞭解對方了。我們對若干重要的生活問題的看法似乎都很相近。他熱愛簡樸的生活，想到什麼，就立刻去實踐。因此他在生活上的改變不但是迅速的，而且還很激烈。
花在《印度輿論》上的費用日益增多，韋斯特先生的報告令人震驚。他寫道：“我沒指望這個事業能產生像你預想中那樣的利潤，但它甚至還會虧損。賬目非常混亂，有大宗到期未付的欠款需要追回來，但是沒有人能理出一個頭緒出來，這需要大量的整理工作。不過你也不必爲此驚慌。我會盡力把這些事情辦得妥妥帖帖。有沒有利潤都沒關係，反正我要留下來。”
其實當韋斯特先生髮覺做這份工作無利可圖時，本來可以一走了之，我也不會怪他，可是他沒有。其實他有理由指責我，因爲我沒有確實的證據便向他許諾，說這個事業有利可圖。但他始終沒有抱怨過。不過我能察覺到，因爲這件事韋斯特先生便我把我當做一個容易被人騙的人。我只簡單地估計了馬丹吉特先生的預算，並未加以仔細檢查，便跟韋斯特先生說是可以賺到錢的。
現在我意識到，一個爲公衆服務的人，沒有十足把握絕不可妄下斷言。尤其一位信奉真理的人更需謹小慎微，讓人相信未經充分檢驗的事情就是對真理的損害。我必須要很痛苦地承認，雖然我明白這一點，卻沒有完全克服自己容易輕信人的習慣，部分原因是我渴望儘可能地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做不了那麼多。這種渴望多做工作的野心常會引起同事們的不安，雖然我自己倒不以爲然。
一接到韋斯特先生的信，我就去了納塔耳。我和波拉克先生關係非常好，他去車站爲我送行，送給我一本書在旅途中解悶，還說相信我一定喜歡看。這就是魯斯金的《給最後的一個》。
我一開始讀這本書就愛不釋手了，它完全把我吸引了。從約翰內斯堡到杜爾班需要二十四小時。火車到達那裡時已是傍晚。那天夜裡我無法入睡，決心按照這本書的理想去改變我的人生。
我是第一次讀魯斯金的書。上學時，除了教科書，我從未讀過其他課外讀物，投身社會以後，用於讀書的時間又很少。因此我不敢說自己懂多少書本上的知識。然而我相信自己並未失去什麼。相反，正因爲讀的書很少，我倒可以徹底消化讀過的書。真正讓我的生活立刻發生深刻變化的，就是這本《給最後的一個》，後來我將其譯爲古遮拉特文版本，名爲《人人幸福》。
我相信，我從魯斯金這部偉大的著作裡找到了自己內心一直懷有的某些信念，這就是它能夠吸引我並改變了我的生活的原因。詩人就是能夠把人們內心深處隱藏着的善良呼喚出來的人。詩人並不能感染所有的人，因爲每個人的造化有深淺之別。
我所瞭解的《給最後的一個》的要義有：
1．個人的善意包含在衆人的善意之中。
2．當律師與當理髮師具有相同的價值，因爲每個人都有依靠工作謀生的權利。
3．勞動的一生，像農民和手工藝人的一生，都是有價值的一生。
上述的第一點我是知道的。關於第二點我只有模糊的認識。可是我從未想到第三點。《給最後的一個》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我的思想，其實第二點和第三點都應包含在第一點裡。我準備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
九十六鳳凰村
我與韋斯特先生也是無話不談，我跟他說了《給最後的一個》一書對我的啓發，還提議把《印度輿論》搬到一個農場裡去運作，在那裡每一個人都是勞動者，領取同樣的工資，利用業餘時間爲這本雜誌工作。韋斯特先生同意了我的這個提議，於是我們決定不論人種、膚色和國籍，每人每月的工資一律爲3英鎊。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印刷廠裡的十幾個工人是否都願意搬往偏僻的農場去生活，是否都只滿足於維持基本生活？所以後來我們決定，凡是不願意這樣生活的，都可以照舊拿現在的工資，直到他們願意逐漸成爲這個新村的一員爲止。我同工人們談了這項計劃。馬丹吉特先生認爲我的建議是空中樓閣，他說這隻會毀了他全力以赴的事業，工人們也不會同意的，而《印度輿論》只有停刊，印刷廠也只有關門大吉。印刷廠的工作人員中，有我的一個堂弟，名做恰幹拉爾·甘地。我告訴韋斯特先生這個計劃時，也和他一起商量過。他有妻子和兒女，但他自小就決心跟着我做事，完全地信任我，所以未經過討論他便贊成我的計劃，從此一直跟我共事。機械工人戈文達·史華密也贊同這個做法。其他的人都不同意這個計劃，但都說無論印刷廠搬去哪兒，他們都會跟去。
只用了兩天的工夫，我便與同事們把事情安排好了。我立刻登廣告去徵求杜爾班附近靠着火車站的一塊土地。很快就有人以鳳凰區的一塊土地應徵。我和韋斯特先生去看了，一週內便買下了這片達20英畝的土地。那裡有一小股泉水，還有幾棵橘子樹和芒果樹。附近還有一片80英畝的土地，長滿了更多的果樹，還有一所荒廢的農舍。我們也把那片土地買下來了，總共花了1000英鎊。
羅斯敦濟先生自始至終都非常支持我的事業，他很喜歡這個計劃，還給我提供了一個大倉庫的舊波形鐵片以及其他建築材料，於是我們就開始投入到工作之中。有幾個從波耳戰爭起就同我一起工作的印度木匠和泥瓦匠，幫我蓋好了印刷廠。不到一個月房子就建成了，75英尺長，50英尺寬。韋斯特先生和木匠和泥水匠們一起工作，他們冒着生命危險住在那裡。當時那個地方荒無人煙，密密的雜草裡面隱伏着無數蛇蟲。起初大家都住在帳篷裡，大概在一週之內我們便把大部分東西用牛車運到了鳳凰村。這地方距離杜爾班有14英里，距離火車站有2.5英里。
搭建新廠房的時候，只有一期《印度輿論》不得不由外面的水銀印刷廠承印。
現在我竭力動員那些和我一道從印度來這裡碰運氣而且正從事着各種各樣生意的親戚和朋友都到鳳凰村來。他們原本是想來南非賺大錢的，所以很難說服他們，不過還是有一些人同意了。這些人中我只提一下摩幹拉爾·甘地。其他人都回去做生意了，只有摩幹拉爾·甘地永遠放棄了生意，同我共事。憑藉卓越才幹、犧牲精神和無私奉獻，他在和我一同投入道德實驗的那批同事當中名列前茅。若論他那無師自通的手藝，更是獨一無二。
就這樣，鳳凰村在1904年建成了，不管前景如何，《印度輿論》始終排除萬難照常出版。
然而在這種改變一開始時，遇到的新挫折、進行的新變革、引起的新的希望和失望，真是一言難盡，需要另闢一章來敘述。
九十七第一夜
在鳳凰村印發首期《印度輿論》可真不容易。若我沒有做好兩手準備，這一期可能會延期出版，甚至無法出版。我不大願意使用發動機來推動那臺印刷機。我以爲用人力印刷纔可以保持這裡的氣氛，但村子裡的農活也需要人手。所以用人力印刷這個想法非常不現實，我們還是配備了一部用油的發動機。還好我曾向韋斯特先生提議，萬一那部發動機不好用，要做好其他準備，於是他便預備了一個手動的輪子，報紙的尺寸也裁小了，以便必要時靠一臺踏板機也可以印刷出來。
剛開始時，我們要熬到三更半夜才能出版一期。每個人都得動手摺紙。我們的工作常在10點到午夜的時候結束，不過第一夜是令人難忘的，都已經排好版了，可發動機紋絲不動。我們從杜爾班專門請來了一位工程師來幫我們安裝機器。他和韋斯特先生想盡了辦法，可機器就是不動，大家都焦急萬分。後來韋斯特垂頭喪氣地跟我說：“機器壞了，恐怕雜誌不能按時出版了。”他的眼淚快要掉下來了，我安慰道：“如果真是這樣，也沒辦法。哭泣也沒有用。讓我們想想還有沒有別的辦法。那個手動的輪子試過了嗎？”
“現在去哪裡找人呢？”他答道，“人手不夠。四個人才搖得動那輪子，還要一組一組地輪班幹，可大家都累壞了。”
當時房子還沒蓋完，還有木匠在這邊。他們都躺在地板上睡覺。我指着他們說：“我們不能請這些木匠來幫忙嗎？我們可能得幹上一個通宵了，應該試試這個辦法。”
“我不敢叫醒木匠們，可我們的人確實太累了。”韋斯特答道。
“好吧，我來辦。”我說道。
“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熬過這一關。”韋斯特答道。
我叫醒了木匠們，請他們幫個忙。他們爽快地答應了：“如果有緊急情況發生時我們不能幫你的忙，那我們能幹什麼呢？你們休息吧，對我們而言這份工作很輕鬆。”當然我們自己的人也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