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罷工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爲與項目部簽訂合同的必定是少數人，絕大多數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額或計件工資，面對用工內部的反差，他們的不穩定情緒逐漸積累，最終釀成了罷工風潮。
有一天上午，我和隨拉正在廷基索河與尼日爾河之間的二工區，與樊晉區長研究增加用工人員招錄問題，有消息說，在工地的勞工正在醞釀罷工，而且很可能是全線罷工。
我心頭一緊，立即與隨拉驅車往項目部趕，準備同項目經理屈志濤商量如何處置問題。
在廷基索河邊過渡船的時候，看到我們的一些同事在岸邊徘徊，眼看快到午飯時間了，我就招呼他們一塊回項目部。
可他們擺擺手說，你們快去看看吧，項目部已經讓黑人堵住了大門，回去了也進不去。
過了河，還有10多公里，我和隨拉一邊驅車趕路，一邊商量,等到了項目部大門口，果然積聚着一大羣人，大概有三四百人，基地大門外堆積着大塊石和幾根巨大的木樁，顯然，車是開不進去了。
於是，我和隨拉就下了車。看到我們下了車，所有的人一起發出了吶喊，“我們要籤合同，否則我們不幹了。”
你儘可以想象，幾百人的吼聲就如同獅吼吧，與吼聲一起投向我們的是憤怒的眼神和激烈的手勢，隨拉聳了聳肩，大聲說，不要幹愚蠢的事，有事好好說。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看看有沒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看到工會主席嘎馬拉就站在人羣的中間。
於是，我招手叫嘎馬拉過來，事情遠沒有我想的簡單，嘎馬拉被幾個工友簇擁着脫不開身，向我投來了急切的目光，看到這裡，隨拉擠過去，附在嘎馬拉周圍的幾個人耳邊，低語了幾句，嘎馬拉這才脫身走到我面前。我對嘎馬拉說，我想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你們的目的不是僅僅在這裡堵門吧，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總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最好出路。
看到我如此平靜以及善意的目光，嘎馬拉點了點頭，說你要相信這也不是我的想法，我是讓他們裹挾來的。
我說，好，現在你就告訴大家，下午兩點派幾個人到我的辦公室，隨拉和嘎馬拉交談了幾句，轉身面向大家，大聲地說，你們要相信人事部經理，他會同項目經理彙報，解決好大家的問題的，華夏人是來幫我們修路的，是我們請都請不來的朋友，等等。
人羣的嗡嗡聲漸漸小了，有人帶頭搬去了堆積在門口的石頭和木頭。
我在內心糾結中吃了午飯，然後聽取了項目經理的意見。
下午兩點，我、隨拉、嘎馬拉以及罷工人員推選出的幾個人一起進行了座談。
實際上，大家都很清楚，就連我們穿的工作服也同他們的幾無二致。總之，項目做些妥協，再增簽了一些合同，主要是力工的領工等。
一次激烈的罷工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由於簽訂合同的人員僅佔用工人員不足30%，矛盾的積累還會持續一些時間，以後每過一段時間都會大大小小地爆發一次，細數起來，有六次之多吧。
作爲工會主席，嘎馬拉總在重複地做着解釋工作，他常常問我，你們爲什麼要簽訂標價如此低的工程呢？我無言以對，也許是企業的發展使然吧。
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許給我的腦海中打下烙印的不在這件事本身，而是這件事的經歷，它使我如此之近地深入到了幾內亞土著族人的村寨，看到了幾內亞的原始樸素的本質，感受到了心靈的震撼。
正如前面所述，那名在工地被碾斷腿骨的當地修理工，在送到醫院處理、辦理了相關傷殘補助手續後，很長時間了，幾乎已經在我們的視線裡消失了。
但是，有一天，他被一輛手推車推到了項目部，出現在了我的面前，隨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父母親和一幫親戚。
我有些驚愕，不是養好傷了嗎？但出現在我面的這個修理工已經判若兩人，原本高高大大、精精壯壯，此刻卻蜷縮在破舊的被絮下，臉頰消瘦，面色慘白。
同來的他的父母一臉愁容，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
隨拉剛好也在項目部，趕忙跑上前去詢問情況。
原來，錫吉里的醫院僅僅是對他做了一般的接骨處理，但卻沒有對準骨茬，導致他的腿骨遲遲沒有恢復，而且有些變形，已經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整天臥病在牀。
而他是全家唯一的兒子，全家幾口人都要依靠他生存，面對困境，只有再來找到我們公司幫助，希望公司能夠幫助他們，把他拉到距錫吉里東邊50多公里的一處土著村寨，找一名在當地非常有名的骨醫治療，同時再能夠給增補一些補助度過難關。
看到這種情況，我的心裡也非常不忍，這位修理工是全家人的頂樑柱啊。
於是，我立即向屈志濤經理報告，屈經理二話沒說，催促我們趕緊去，當時已近中午，我立即同隨拉一起，由徐遲駕駛皮卡車，拉上他們全家向骨醫所在的村寨趕去。
實際上，在幾內亞施工期間，除了施工道路兩側和施工區域很近的地方，其他地方我們都很少去，一方面是時間不允許，工地工期緊，安全有要求。
另一方面是幾內亞的地理和社會環境所致，幾內亞人絕大多數都居住在公路沿線的村寨和城市中，離開公路稍遠，都是莽莽蒼蒼的熱帶叢林和盤根錯節的灌木叢，除了一些人口稀少的土著村落，各種野獸和毒蟲充斥期間，未知的因素較多，有些地方更是人跡罕至，令人望而卻步。
而對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隨拉可能稍稍知情外，就連修理工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只是聽說那裡有一名神奇的土著骨醫，不用動手術就能連筋接骨，如此這般，我和駕駛員徐遲就只能循跡前去了。
由於骨折病人不能坐着，只能躺臥，那名修理工只得躺在鋪在皮卡車槽鬥裡的被褥上，由他的家人輔助。
前去骨醫村寨的道路在離開錫吉里不遠就愈發窄小了，幾乎就是我們通常見過的田頭小道，僅容一輛小車通行，而且崎嶇不平。
路兩邊是茂密的樹木，伸張的樹木的枝杈不停地在車身上拍打着，我們這輛車就像一頭扎進了樹林和灌木織就的密網裡，在混沌和迷茫中潛游着。
由於道路崎嶇不平，再加上有時爲了避免衝撞而不停地急剎車，坐在車兜裡的人不免搖來晃去，對骨折病人來說，更是一種殘酷的煎熬。
隨着車輛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晃動，那名修理工總要發出一聲聲的哀嚎，聽得人毛骨悚然，儘管司機一再地小心翼翼，但這樣的哀嚎一直響徹在叢林間。
在陰鬱的叢林間，遍佈着一些佈滿深綠色浮藻的沼澤地，空氣中充滿着腐敗的、未名的氣息，還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物的啼呼或是嘯音。
連接這些沼澤地的是一些在叢林的間隙間漫流的小溪，小溪似乎很淺，但卻看不到底，小溪的底部是一些暗褐色飄搖着的蔓絮，也許是深不可測的淤泥。
總之，我們始終不敢脫離我們賴以前行的道路。
隨着時間的推移，天色漸漸地變得更加黯淡了，經過近三個小時的路程，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一頭扎進了那個傳說中的骨醫村寨，原來，幾內亞的土著村寨幾乎同原始叢林連接在一起，或者就是原始叢林本身。
在一座掩映在樹林中的泥牆草頂的圓錐體房舍前停下車，不知從哪裡已經圍上了一羣人，這些人的裝束明顯與錫吉里市的人不同，簡單的就是用一塊格子布圍裹着下身，赤着腳，稍微複雜的則是穿着花花綠綠的配飾，上面裝點着一些骨質的或是羽毛類的物件。
由於遠離城市，這裡的人只會講馬林格當地語言，通過隨拉上前聯繫，那名修理工在當地人的協助下，被他的家人擡進了一間房舍，直接放在鋪在地上的草蓆上。
過了一會，那名神秘的土著骨醫出現了。
看不出骨醫的年齡，也許五十幾吧，他的裝束非常簡潔，穿着一件青灰色的長袍，帶着一頂白色的頭帕，非常清瘦。
簡單瞭解情況後，骨醫便開始了工作。隨拉邀我一起現場觀看骨醫治病的過程，帶着好奇，我就站在離骨醫不遠的地方。
只見骨醫輕舒雙臂，撩捲起長袖，曲身蹲在病人的胯部，自上往下用手輕撫着，似乎在感應着傷骨的準確部位。
然後，起身給病人遞過去一節褐色的粗壯草根，讓其銜在口中，片刻，轉身在屋角的一個黑色小陶罐摸索出一些黑褐色的粉末，沾水撩溼，雙手輕輕磋磨，然後猛地蹲身，向病人的右腿骨折處搓動着。
就在骨醫的雙手接觸到病人腿骨的一瞬間，一聲猶如從地窖中發出的淒厲的嘶叫，直接抵達人的心肺，令人毛骨悚然。
這那裡是在療骨啊，其實就是直接把骨頭掰斷，重新對接，而且是在病人清醒的情況下。
我實在難以忍受，奪門而逃，但那一聲聲淒厲的嘶叫卻緊緊跟隨着我，可以做到不看，但卻不能不聽。
我想，如果任何施工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麼這樣的慘劇就不會發生，如果幾內亞明天的醫療條件改善了，那麼病人又何曾要承受這樣的苦痛。
隨拉出來向我解釋，說這位骨醫遠近聞名，曾經在科納克里醫學院進修過，尤其對人體的骨骼非常瞭解，剛纔噙在病人口中的是帶有麻醉性的當地草藥。
接骨後，還要讓病人在這裡療養一段時間，每天都要用一些草藥，用不了多長時間，也許是幾個月吧，他就會好起來的，還會是一個好勞力。
我抑制着自己的心情，平靜地對隨拉說，好，等他療好了傷，還是請他到項目來工作吧。
其實，我並不知道他的傷會好到什麼程度，但我願意爲他提供一個合適的工作崗位，因爲他的身後是一個貧窮的家庭，他是一個貧窮家庭的支柱。
按照隨拉的意見，我們支付了骨醫的治療費，又給這位修理工留下了足夠的生活料理費，然後就駕車離開了。
雖然返程的路上已是一團漆黑，雖然我們的車還差點陷進了沼澤地，但我一路上都在思考，更多的是換位思考。
我們能承受的生活的磨難，大多隻是階段性的，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個月後，那名修理工在他的姐姐的陪同下來到了項目部，看他走路的姿態，幾乎同正常人一樣。
但是隨拉告訴我，上次的接骨並沒有完全成功，他已經很難再幹力氣活了。
應他們的要求，在徵得項目經理的同意後，我們最後爲他支付了一筆撫卹金，他的姐姐要把他帶到科納克里去了，祝願在家人的扶助下,他能夠安靜平和地面對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