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一條羊腸小道，我們來到了米巧雲的家裡，我坐在他家門前的石頭上，打開了採訪本。
米巧雲今年29歲，從未上過學，是家裡的老三，他有一個老媽媽，今年58歲，有一個弟弟米老五，今年17歲，因爲現在正是收割甘蔗的季節，米老五在外面幫工還沒有回來。
家裡還有一個32歲的姐姐，是個智障患者，全家就靠米巧雲承擔起支撐家庭的重任，而他卻因爲困難還沒有結婚，他家也只是種了一點玉米，沒有地種甘蔗，一年的收成只夠吃兩三個月，就靠他與弟弟出外幫工賺點錢換大米勉強度日。
講到這些的時候，他雙手緊抱着頭蹲在地上，頭低垂着，幾乎埋到胯下去了，我遞給他一包煙，他訕笑着收下了，李老生再給他的老媽媽捧了一捧糖果，那老媽媽一臉高興地接下了。
再爬上一個小山坡，到了一個破爛的窩棚前，李老生告訴我，這個窩棚裡原來住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無兒無女，孤身一人，因爲生活不下去了，現在到外面撿垃圾去了。
聽着這些讓人感到心酸的故事，我的心頭就像是塞了一跎棉花一樣難受，我們轉過身去採訪另一戶人家，這個時候天完全黑下來了，李正衛從房子裡走了出來，他拿來了幾個小凳子，我把揹包掛在他家門口的樹上，開始詢問他家的情況。
他告訴我，他今年30歲了，是個文盲，妻子張正花今年28歲了，也是個文盲，現在家裡還有兩個老人，他家裡只種了一點玉米，沒有甘蔗，口糧只夠吃一個多月，吃的大米全靠幫工賺錢去買，常常無法吃飽，由於天色已很黑了，我們便結束了對他的採訪，照例給了他家一點糖果和一包煙，然後我們去李老生家串一下門。
李老生的家建在山的半坡上，也是一處比較簡陋的房子，看到來了客人，他爸爸李發財趕緊搬來了幾條凳子，他媽媽從家裡拿出一盞煤油燈點着放在走廊上。
李發財是一個憨厚的山裡漢子，今年47歲，文盲，他的老婆大他一歲，也沒有進過學校門，大兒子已經分家了，老二就是李老生，老三李老富，今年19歲，在家裡幹農活，大女兒李老花今年16歲了，這天剛好去楊龍寨走親戚去了，最小的女兒李小改今年10歲，現在正在讀一年級，是家裡唯一的讀書人。
李小改是一個很乖巧的小女孩，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她一直低着頭在咬着指甲，李發財說這裡學校的老師是南華聯邦來的，教孩子們識字，還教唱歌，我便要李小改唱一首老師教過的歌給我聽，她忸怩着不好意思地笑了。
這個時候，李老生的媽媽把泡好的野山茶端出來了，我們便就着昏黃的燈光喝茶聊天，由於南華聯邦的幫助，現在很多人家裡種上了甘蔗，日子相對要好過一些，沒有地種甘蔗的人家則朝不保夕，幸好寨子裡窮人幫窮人，哪家沒米下鍋了，還能到另一家去借點米，等幫工賺錢換了點大米的時候再還上。
說到這些的時候，他感慨萬千，等離開的時候，我把剩下的東西送給了他，胡家華女朋友的家就在大舊寨，晚飯是在他女朋友家裡吃的，她家的條件在大舊寨算是上等人家了，因爲家庭糧食夠吃，很少出現糧荒。
離開大舊寨的時候，天上已是繁星滿天，山裡的夜靜悄悄的，偶爾聽到山頭上傳來貓頭鷹那淒厲的哭叫聲。
回到和平村政府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了，一個勤務人員爲我打好了洗澡水，我洗好澡之後便到楊村長的辦公室兼臥室聊天，其他三位幹部都在辦公室裡。
楊村長告訴我，自從禁種大煙之後，山民們的生活就一下子跌到最低坡了，幸好南華聯邦政府給過很多幫助，讓壩子上的老百姓種上了甘蔗，新生糖廠到這裡收甘蔗最低保護價是165元/噸，一畝地平均可產三點五噸甘蔗，所以壩子上只要有地種的人家都還能混個半飽，而沒有地的人家和那些山溝裡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慘了，過的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
因爲地方上窮苦的人太多了，他這個村長也很難當，村政府除楊文行外還有三個幹部，鄧家澤、曹國行，還有一個文書普國榮，其中曹國行是崩龍族的，五十一歲。
雖然是幹部，但是他們的待遇也跟村政府的其他一樣，連生活費和零花錢在內，只有九十塊錢一個月，他們管着村裡的一切事務，包括治安在內，看到現在特區日新月異的變化，他們也誠切地希望自己的家鄉能夠過得更美好，讓那些貧窮和痛苦遠離這些苦難的人民。
正說着這些的時候，楊村長接到了一個電話，有人舉報街上的賭館裡有一個人吸毒，是附近的中山村人，楊村長放下電話之後，便馬上和普國榮換了一身作戰服，每人別了一枝手槍便匆匆出門了。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勤務人員已把飯菜煮好了，我洗漱完畢便與他們一起吃早餐。
餐桌上的菜很簡單，一碗包菜，一碗香菜，一碗酸菜，一碗山胡椒。
我問楊村長那個吸毒的人抓着了沒有，他說抓着了，現在已送到戒毒中心改造去了。
我說：“這裡的老百姓這麼窮，哪還有錢吸毒呀？”
他說：“這人一吸毒呀就不管家了，幫工賺了點錢就拿去吸了，哪怕是把家裡一隻雞賣了都會拿去吸掉，簡直就是社會的禍害，家庭的災難。”
吃完了飯之後，楊村長便派胡家華陪我去騎馬嶺採訪那裡的大苗族人生活的情況，我到街上的商店裡買了兩袋糖果、一條煙和兩大瓶水就出發了。
剛走出街口，就遇見了一輛去大舊寨方向拉甘蔗的汽車，胡家華跟司機很熟，便把車攔下了，讓他載我們一程，司機叫李小林，三十四歲，是一個非常直爽的人，家在施甸，幫新生糖廠拉甘蔗已有一段時間了，他開車的技術非常好，在狹窄的山路上飛一般地馳騁着。
到了去騎馬嶺的山路邊，我們下了車，穿過一段甘蔗地，我們開始爬山，那是一條非常陡峭的山路，窄得僅能容下一隻腳掌，呈之字型往幾乎垂直的峭壁上延伸，仰頭一望前方的路，簡直就像登天梯。
我揹着包喘着粗氣往上爬，才爬上去一百多米，就揮汗如雨、面色蒼白了，於是就與胡家華在一處樹蔭下憩息，後面來了一個扛着紙箱的小夥子很快就趕到我們前面去了，消失在藍天與大山相接的地方。
喝了幾口水，我在山路上撿了一根結實的玉米杆作第三隻腳，掙扎着繼續往上爬，一路上不斷地遇到從山上往山下趕路的山民，都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面色焦黑的。
大約爬到一半的時候，我實在受不了啦，便坐在樹蔭下氣喘如牛地對胡家華說：“太難受了，我會死了！”胡家華這時也累得滿頭是汗，喘着粗氣，他見我這副窮途末路的樣子，便在休息了一會兒之後，把手裡的水瓶遞給我，然後幫我背起了那個沉重的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