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里，石棺的致命誘惑
“這纔是探險的樂趣，這纔是來切爾諾貝利的價值。”下了樓，我邊套防護服邊說。
接下來的路，我們必須穿防護服了。嚮導說，對外開放的區域，都是進行過嚴格清理的，包括土質和周圍的植物都清理過，輻射值在安全範圍之內。但是我們去的幼兒園和上的那棟大樓，都是從未對外開放的地方，輻射量都很大。再暴露下去，就很危險。
回到車上，計劃路線，是到爆炸中心外圍開一圈，然後從另外一條路返回。
汽車再也沒有停，只在爆炸的4號反應堆外面路過。最近的時候，我們離封鎖4號反應堆的石棺只有幾十米遠。
嚮導說，那裡面封印着惡魔。是世界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地方。我來切爾諾貝利，就是因爲它致命的誘惑。
這個石棺，就是切爾諾貝利的恐怖之源。有200噸的鈾，1噸致命的鈈，上千噸的實木、鉛和沙子，融在一起像陶瓷一樣，被封存在裡面。
當年爆炸發生後，核輻射非常高，無法進行稀釋、消除。爲了抑制其強放射性和剩餘的破碎堆芯繼續溶解，甚至重返臨界再次爆炸，政府只能緊急施工，採用大量的中子吸收材料、冷卻材料和屏蔽材料，修建一座堡壘，將4號反應堆全面覆蓋。形成了現在石棺的模樣。
科學家說，這裡要完全消除核輻射的影響，需要24萬年。對於人類來說，這個時間就是永遠。
原計劃，這個石棺的使用壽命是10年，但現在28年過去了，它還在工作。石棺內部的高輻射性，使混凝土發生脆化，開始裂縫。高溫核燃料還與封蓋物反應，產生的氣體制造了很大的內部壓力。現在石棺一直在漏水，甚至有可能坍塌。烏克蘭政府已經準備重新修葺。
來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能從石棺身邊經過。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車子劃過的剎那，我把蓋革計數器伸出了車窗。瞬間我就體驗到了一種無聲的震撼：100倍！外面的輻射值是車裡的整整100倍！
危險是如此的真切，我們卻看不見它。
突然車子停了。做謝爾蓋上校的工作起了作用，嚮導把我們帶進了切爾諾貝利的紀念園。
一個苗圃圍繞起來的園區。與我們一路所見的建築都那麼破落風塵不同，這裡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再肅殺，但卻肅穆。
迎面而來的，是一堵牆，上面鐫着很多銘碑，每個碑上都刻着一個人名。他們是第一批到達這裡的消防員，犧牲在了這裡。牆壁的正中央，掛着一口大鐘，警鐘長鳴，這是我的理解。旁邊是一個十字架，英雄們安息。
園區中央，是一座紀念碑。一隻手託着一座掛着鐘的大樓。
回頭，背後居然就是4號反應堆的另外一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離它只有十幾米，就一堵牆的距離！
蓋革計數器也應景地瘋叫起來，我身上的輻射值已經接近設定的安全極限了。再靠近，就是自殺。真沒辦法了，切爾諾貝利的殺傷力無色無味，帶來的恐怖卻是如此的實實在在北京的霧霾還能看得見呢。
石棺就在我眼前，我卻只能揮手和它再見。
隨着汽車的前進，我們離4號反應堆越來越遠。石棺的旁邊，1號、2號、3號反應堆現在已經停止運行。旁邊不遠處就是5號、6號反應堆的建築工地，當年施工的吊車還停在那裡就好像剛剛停工一樣，只是早已無人駕駛。
再遠一點的地方，可以看到7號、8號、9號、10號、11號、12號反應堆規劃的地基。當時蘇聯計劃要在切爾諾貝利建12座這種反應堆。如此規模，舉世之最。
切爾諾貝利之行，我最感興趣的，第一是石棺，第二是“Duga-3”（啄木鳥雷達）的天線陣，挺臭名昭著的。
後者我也如願見到了，“冷戰”時期蘇聯建造的，是當時世界上第二大的，僅次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甚大天線陣，用來跟蹤美國可能發射的核彈。因爲耗電量巨大，所以建在了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附近。現在已經被廢棄，那一帶也是隔離區。
繞了個圈往回走。嚮導
給我們留了一份禮物。
那是一所學校，在10公里輻射圈邊緣處。嚮導說，這是當時救援人員們集結、休整的地方，還有普里皮亞季來不及轉移的人，也臨時安置在這裡。
沒能進4號反應堆控制室，是我此行的一個遺憾。在這裡，去緬懷一下那些英雄們，看看那些親歷者的痕跡，也算是一種補償。
救援人員們都是在覈泄漏第一現場待過的，所以這所學校裡面會有大量的輻射源。防毒面具和防護服在身壯膽，我們進去了。
又是一個校園恐怖片現場。盤根錯節的樹枝探了進來，枯葉灑滿了操場，風一吹就颯颯作響。教室已經殘破不堪，學生們用過的桌椅胡亂擺放。
紀念碑前的留影，我們笑得很勉強。
記憶尚在廢墟，亡靈離去未遠。
廢棄的生化設施。
燭光祭英烈。
進入一間空教室，裡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萬。都是當時救援人員留下的，沒有被填埋，隨意地堆放着。當年，每個防毒面具後面都有一個英雄，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獻在了這裡。他們後來遭遇了什麼，現在是什麼樣？沒人知道。
這裡除了老舊許多，一切都還是當年的原樣。站在防毒面具堆中，彷彿再次時光穿越了，我有點體會到28年前，重返危機現場的感覺。災難當頭，人命關天，捨生忘死。
我走近，撿起一個防毒面具，一抖，裡面散落大量灰塵。手上的蓋革計數器幾乎要爆了，這裡有重輻射源！
瞬間，我的無線麥克風就失聲了。身後的魏凱也一攤手，攝像機等電子設備，一併兒全癱瘓。
回到車裡，擺弄着相機，看我們進切爾諾貝利一路拍的照片，發現了問題。我和樑紅，原來無論在哪兒拍照，都帶着笑。在奧伊米亞康零下50℃的極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頭依然如此。但在切爾諾貝利的所有照片裡，我們的臉上都沒有一絲笑意，全透着恐懼。
可能自己不覺得，但表情出賣了我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