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首都是北京的時候，江南的百姓也好，官僚也好，士大夫也好，一直都覺得自己挺委屈。
甚至不少人惡意的認爲，江南地區被朝廷徵收重稅的原因，是因爲當初大明開國的時候，江南士民沒有早早地表達對太祖皇帝的支持，反而支持了太祖皇帝的死對頭。很多人都認爲，似乎就是這個不好言明的原因，所以大明朝纔會一直對江南地區課以重稅的。
有錢的人總覺得自己的錢不夠多，自己的錢應該更多。日子過得好的人，總認爲自己的日子過的還不夠好，自己還應該過得更好。
那些有錢的人，有權的人，過着好日子的人，可從來不會對沒錢的人，沒權的人，過着苦日子的人表示什麼慈悲。在他們看來，那些人沒有權，沒有錢，過不上好日子的人，單純的就是因爲他們蠢，他們笨，他們活該。
他們覺得只有自己這樣的上等人才理所當然的高高在上享受着榮華富貴，其他的人是死是活都是他們活該。
這種心理，對於江南地區的人來說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心理。別說江南地區地主階級裡層出不窮的官僚們了，就是江南地區的百姓也認爲自己天生就是命好，生在了江南這塊寶地。他們覺得因爲自己的命好，因爲江南地區的富庶和繁榮，政府就要向他們多徵稅，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對於江南地區的人來說，他們一直認爲，如果不需要爲整個大明的財政問題負責的話，他們自己完全可以過得美好無比。
這種想法，可不僅僅是江南地區的百姓的想法。或者說江南地區的百姓有這樣的想法，和江南地區的地主官僚集團，和江南地區的士大夫集團的宣傳和鼓吹是直接相關的。
也就是說，作爲掌握意識`形態的地域性統治集團，江南地區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們，他們本身就是這麼看待問題的。
但是話說回來，所有的想法和設想，如果沒有通過實踐進行驗證，那都是扯犢子扯淡的胡說八道。用腦袋憑空想出來的道理，用嘴巴憑空說出來的道理，從來都不是真道理硬道理。
即使市場經濟發達如明朝末年這個時代裡，大部分“精英人物”對於經濟的看法還是相當的粗淺和簡單的。
比如說，明朝的地主官僚們對於財富的看法，大部分還停留在真金白銀方面。
賺了銀子，再把銀子融成銀球銀磚然後藏在地窖裡密室裡，他們就認爲自己獲得了並且儲存了財富。復興軍在山西查抄晉商集團時獲得了八千多萬兩白銀就是最直接的證明，復興軍在揚州地區查抄兩淮鹽商的時候獲得的六千多萬兩白銀也是證明。
然而連復興黨最基層的黨員幹部也知道，白銀也好黃金也好人民幣也好，這些東西都不是財富，這些東西只是貨幣而已。而貨幣，只是作爲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本身沒有任何的價值。不論白銀黃金還是人民幣，如果這些貨幣不能買到實實在在的東西，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東西就毫無意義。
爲了證明這一點，新中國把一億兩白銀，融化成了五千塊每塊一噸重的巨大銀塊，並且把這五千噸銀塊堆積在了新京特區中央人民銀行門前的廣場上，讓全國人民可以隨便的參觀。
黃金白銀這些稀有金屬對於復興黨來說，除了在一些機器車牀上的部件需要它們以外，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金屬就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新中國的八千多萬人民羣衆雖然不見得都有這樣的見識，可是他們也知道，在新中國裡，黃金白銀根本就沒有人民幣好使。因爲用人民幣可以買到天底下任何的東西，但是用黃金白銀卻做不到這一點。
用人民幣能買到東西，人民幣就是值錢。用黃金白銀買不到東西，黃金白銀就不值錢。不需要高深的理論，只是通過實踐經驗就能建立這樣的意識。
新中國的八千萬人民羣衆能夠通過兩三年的實踐經驗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名義上屬於南明統治區域的南方百姓卻沒有這樣的認識。不僅南明的百姓沒有這樣的認識，南明朝廷裡的統治階級從崇禎皇帝到官僚地主們，也認識不到這個問題。
從張居正開始就全面經濟市場化的南方地區，早就建立起了一種刻板印象了。對於整個南方地區來說，只要有黃金白銀在手，那麼就可以買到任何的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看法並不是完全錯誤的。在大明朝統治着整個中國的時候，江南地區確實可以通過手中的黃金白銀購買到湖廣地區的糧食，西北地區的牲畜，東北地區的皮毛，西南地區的茶葉，東南地區的海貨等等物資。
但是這個事情有一個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整個中國必須都是在一個體系下，所有的物資都可以自由流通的整體。
當復興黨控制了北中國，控制了西南地區的四川，威脅着湖南江西地區之後，早就已經不再進行糧食生產，而是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種植的江南地區，除了手中的絲綢棉布和通過和南洋西洋地區進行海外貿易所獲得的黃金白銀以外，真的就什麼也沒有了。
原本作爲大明朝的商品糧基地的漢江平原地區現在和東北平原、華北平原、河套平原、漢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地一樣，已經成了新中國的國營農場聚集地。從1620復興黨建成開始，隨着復興黨勢力範圍的擴張，因爲牢固穩定的糧食政策，江南地區市場上的糧食越來越少。
糧食少了，江南地區的地主官僚們的口糧吃食卻是不會少的。糧食少了，只能是造成江南地區的百姓沒吃沒喝，陷入生存危機當中。所以從1625年以後開始，整個江南地區的民變軍變就沒有停息過。
在之後的五年時間裡，隨着復興黨的輕工業產品開始對江南地區進行全面的傾銷，整個江南地區的絲綢和棉布生產全部都被打擊的七零八落。而與此同時，因爲糧食價格的不斷走高，整個江南地區居然出現了大量的棉田桑田被人爲的燒燬，重新改爲稻田情況。
而到了五年之後，崇禎皇帝逃到江南地區的時候，還沒等崇禎皇帝在南京把南明政權的給理順清楚，復興黨就開始對江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糧食傾銷。
一方面復興黨自己的糧食生產規模龐大，產量驚人，另一方面復興黨憑藉着發達的海運，輕鬆的從安南、暹羅等東南亞國家用工業品獲取大量的廉價糧食。
所以從崇禎皇帝逃到南京開始，復興黨的糧食傾銷用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使得整個南方地區的糧價就從一石稻穀十七兩銀子的價格，一路跌落到一石稻穀一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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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禎皇帝再次南逃到杭州之前，米價一直處於南方地區最高水平的南京地區，稻穀的價格已經跌到七錢銀子一石了。
所謂利益既得集團，其實可以這麼來看待。這羣掌握了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精英人物”們有一個最主要的特點，那就是無論外部環境怎麼風雲變幻，無論國家是穩定還是動盪，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們是幹什麼還是怎麼幹，反正他們都是能夠源源不斷的獲取利益的。
五年前的桑棉崩潰，從宏觀的角度講確實是因爲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造成的。可是復興黨控制的是北方地區和湖廣地區，在江南地區他們也沒有那麼多的銷售網點供他們進行工業品傾銷。
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能夠成功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早在很久以前復興黨剛剛興起的時候，整個江南地區就已經產生了一個新生的階層，這個階層就是買辦階層。
復興黨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影響是通過買辦階層實現的。
沒有這些出身於江南地區的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買辦們，復興黨是沒有辦法不通過武力手段就實現對江南地區的工業品傾銷的。所以五年前的桑棉大崩潰雖然讓大批的中小地主全面破產，但是那些作爲買辦而存在的大地主大官僚卻乘機兼併了更多的土地，進一步的壯大了自己。
這就是爲什麼崇禎皇帝從北京逃到了南京之後，對南京地區的士大夫們毫無辦法，處境比他在北京的時候還要糟糕，幾乎處於被架空狀態的真正原因。
而當五年之後，復興黨通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新買辦對江南地區進行第二次經濟打擊的時候，已經變成了坐擁幾十萬畝良田的超級地主老買辦們，就像他們曾經擊敗的那些對手一樣，也都陷入到全面破產的可悲境地中了。
兩次經濟打擊，讓南明地區的買辦實現了更新換代的同時，也讓內訌不止的南明政權越發的混亂起來。
除了實現了對南方地區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外，兩次經濟打擊也造成了整個南方地區幾千萬規模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
藉着這股東風，在1632年到1634年之間，復興黨的在南方地區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
通過對湖南地區和廣西地區的佔領，復興黨實現了對整個南中國的東西隔絕。
而正是因爲那幾千萬破產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復興黨才能夠在南海地區開闢大量的熱帶農場，開始大規模的生產橡膠和棕櫚油的。
實際上，在復興黨大規模的經濟手段和小規模的軍事手段的推動下，到1636年前後，南方中國已經被劃分成爲四個勢力範圍了。
最東部的浙江地區、江西地區、福建地區和廣東地區，還屬於仍舊進行着紛亂的內鬥和黨爭的崇禎政府的勢力範圍。
不過在這個日趨沒落的南明小`朝廷裡面，除了樹大根深的東林黨集團以外，還有着作爲買辦階層而存在的贛黨集團，以鄭氏海盜集團爲依靠的閩黨集團和以廣東地區的地主和商人爲主體的粵黨集團盤踞其中。
從某種程度上說，崇禎皇帝雖然非常明智的從南京那個大泥潭裡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決，但是他也沒有完全逃脫淪爲江南士大夫集團的傀儡的下場。雖然目前的崇禎皇帝在孫承宗和袁崇煥的勉力支持下還能夠進行一些有限的掙扎，但是徹底的變成一個泥胎木偶，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可能。
湖南地區和廣西地區作爲復興黨的勢力範圍，目前大體上處於穩定狀態。
除了近千萬的南方地區的破產手工業者和農民被分流到北方地區以外，還有近千萬人口的南方破產手工業者和農民正在和湖南地區、廣西地區的人民羣衆一起接受人手已經變得相對充足的復興黨的工業化培訓和教育。
一條連通南北的鐵路，正在湖南和廣西地區興建。
除了針對湖南和廣西地區的一些山區還有一些“輕微”的軍事行動以外，整個湖南地區和廣西地區，目前都處於一個相對平穩的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大量的農場和工廠正在被興建起來。而相對過剩的人口也被複興黨分流到了南海地區的復興黨國營熱帶農場中。
除了南明政府和復興黨控制的湖南和廣西外，目前的雲貴地區主要有兩股勢力。
其中一股勢力就是被複興黨從陝西北部一路驅趕到雲貴地區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張獻忠闖軍集團。
憑藉着三千多全副武裝的闖軍骨幹，在復興黨的有意扶持下，兵強馬壯的高迎祥集團在雲貴地區聚集了近十萬的各路“好漢”。
除高迎祥的闖軍集團以外，在雲貴地區的另一股勢力則是明面上還打着大明旗號，實際上卻已經和雲貴地區的土司們勾結起來全面獨立的黔國公沐啓元集團。
在原本的歷史上早就已經死掉了的沐啓元在本時空活得好好的。在復興黨奪取了湖南地區之後，在雲貴土司中威望極高，一直心有“大志”的沐啓元，立即領兵對復興軍發起了軍事進攻。
不過沐啓元也算是比較倒黴，主持復興軍在湖南地區的主要軍事行動的，是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讓雲貴土司膽寒了的馬祥麟。帶領着尚處於試驗階段的四個山地旅，馬祥麟輕鬆地擊潰了號稱十五萬大軍的沐家和雲貴土司的聯軍。
五萬多雲貴土司兵在這場完全是一邊倒的戰鬥裡，直接就在戰場上倒戈投降了。畢竟他們中的不少人都還對十幾年前在雲貴地區橫行無阻的石柱火槍兵記憶猶新呢。
縮回雲貴的黔國公集團還沒有舔好傷口呢，高迎祥的闖軍集團就攻入了昆明地區。要不是高迎祥的闖軍集團對雲貴地區的氣候還沒有完全的適應的話，要是雲貴地區的土司們一心支持沐啓元的話，黔國公集團還能不能繼續存在下去都是問題。
就這樣，在1636年前後的南方中國，因爲復興黨仍舊專注於地方建設，高迎祥的闖軍集團，沐啓元的黔國公集團，朱由檢的南明政府三股勢力，才能夠得以暫時存在。
不過即使復興黨和這三方力量都處於敵對狀態中，可是無論是南明方面還是高迎祥、沐啓元方面，他們都和復興黨保持着緊密的商業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