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建雙林寺時正處梁武帝晚年。
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於政事，政刑馳紊，沉迷於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對現實，治理國家，老是遷就那些準備爭奪皇位的子侄和爲非作歹的王公貴戚，惟以佛教爲寄託來消除煩惱。
傅大士利用佛法啓發他醒悟，告訴他“只有息而不滅”纔是真話。武帝卻認爲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勸說：“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
也就是說“道”和“理”是不滅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並不理解和醒悟。
於是傅大士就發出“若息而滅，見苦（雖）斷（猶）集”的感嘆。也就是說一切是非都不管，那麼國家就要沉淪到無邊的苦海中去了。
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樑朝的統治階級，已不可能普渡衆生，只得還鄉依靠雙林寺進行弘法，宣揚他的佛法和理念。
直到這個時候，彌勒教還爲正式出現，而傅大士自稱“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他所提倡的是倡三教合一，在南北朝時代，意識形態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時期。
彌勒教事實上出自佛門，釋迦牟尼佛在《佛說彌勒下生經》中說，彌勒菩薩將來在五十六億千萬年後，在這個娑婆世界成佛。
而傅大士創建的彌勒教本意是把三教合一，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其後數百年間，彌勒教被“魔改”，不斷吸收佛教、道教、摩尼教諸教部份思想，最後形成白蓮教。
北魏宣武帝時，冀州沙門法慶，自命爲“新佛”，以李歸伯爲“十住菩薩”，創“大乘佛”；所謂的“新佛”就是引用佛經中“彌勒下生成佛”之說，“彌勒佛取代釋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出現。
同時一反佛教五戒戒殺的原則，力倡“殺人作亂”，認爲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殺害爲事”史稱“大乘教起義”，後來被元遙所滅。
但是事實上彌勒教一直從未被消滅，這種存在於人們思想中的力量很難被拔除，何況這樣的魔教更有蠱惑性和煽動性……
在此之後彌勒教的“功能”便被展現出來，有些人發現，這個彌勒教傳道並不適合，畢竟沒人會認爲殺人是積德。
但在造反這件事上卻是有極大作用的，而且每每遇到需要造反的時候，都是一個王朝糜爛的時候，百姓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在這個生不如死的時候提倡彌勒教，以殺人爲解脫，這就是正中下懷。
於是隋煬帝大業九年，高陽人宋子賢擅長幻術，“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聚合人衆舉兵作亂。
原本在大宋彌勒教已經差不多沒人相信了，畢竟趙禎把這個時代改造的已經很好，但他卻忘了，好的生活也會成爲魔教的溫牀。
彌勒教勢微，同樣依附於佛門淨土宗的白蓮教一樣日子不好過，白蓮教是自唐時起便流傳民間的一種秘密宗教結社。淵源於佛教的淨土宗，相傳淨土宗始祖東晉釋慧遠在廬山東林寺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共同唸佛，後世信徒以爲楷模。
早期的白蓮教崇奉阿彌陀佛，提倡唸佛持戒，規定信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號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種半僧半俗的秘密團體。它的教義簡單，經卷比較通俗易懂。爲下層人民所接受，但就是簡單的教義和最基層的受衆使得白蓮教也開始出現了“魔改”。
當然，白蓮教的勢頭比不上彌勒教，在大宋也沒有多少影響力，但架不住不斷髮展，雖然影響力不大，但勝在信奉的人虔誠，死忠。
眼下大宋對待宗教的態度強硬，彌勒教與白蓮教出現融合，倡言“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持世”。
趙禎知道自己所面臨的麻煩是怎樣的，眼下的王則，後世的方臘，沒有一個是好相與的角色，利用人心的貪婪和不滿來宣揚魔教。
這雖然是簡單的招數，可就是有人上當，就像後世的傳銷一樣，稍稍有點知識文化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問題，但就是有大批大批的人上當。
在玩弄思想上這些魔教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眼下大宋的繁榮同樣被他們利用，平復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百姓的才能和知識開始決定地位的兩極分化等等。
這些最尋常不過的事情，被彌勒教用來蠱惑人心，宣揚貧富差距和矛盾，並且聲稱只有皈依彌勒才能解脫今生的痛苦。
大宋的貧困階級本就是一羣沒有多少知識的百姓，農民的土地產出是有限的，工人的收入更是固定的，他們要把時間消耗在勞作上，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學習知識，當然固有的思維也使得他們不會去追求知識。
只是努力的攢錢把孩子送進書院之中，自己卻會被彌勒教所迷惑。
彌勒教在大宋十分盛行，這種盛行不是在官面上的盛行，而是在民間口口相傳類似於結社一般的盛行。
而結社恰恰是大宋律法允許的範圍，這是一種民間的社團組織，即便是地方上的官衙也不會去幹涉，時間長了，彌勒教在大宋遍地開花。
在他們與白蓮教合併之後便明白了怎樣求生，結社是一個好辦法，雖然神都城中的幫派受到的屠戮，可並不影響結社的存在。
趙禎知道監控這種民間組織的難度有多大，根本就是游擊戰，無論是自己手中的轄騎，還是朝廷的力量都無法把彌勒教一網打盡。
更不可能徹底消滅，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暴力根本沒有用，無法施展在百姓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