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陽非常清楚，陸遙所謂的“難以翻閱的大山”應該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平凡的世界》，煌煌百萬字，稱得上是一部鉅作。
林朝陽更清楚以陸遙的才能寫出這部小說來並不是問題，陸遙現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勵。
他笑着說道：“山就在那裡，你去，自然能翻過去。”
陸遙聞言微微一愣，隨後面露沉思，過了片刻，他重重的點了點頭，“你說的對，山就在那裡。”
林朝陽這句話雖簡單，卻包涵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與氣魄，讓陸遙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捨我其誰的信心來。
“朝陽，這部書我一定會寫出來的。”
林朝陽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國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正式在桃園賓館的宴會廳裡舉行，會場佈置的與正常的座談會沒什麼不同，就是規模大了點。
這次座談會來了全國各地大幾十位正當年的作家，還有一些編輯和評論家。
章光年這個文協首領主持會議，先是冠冕堂皇的講了一番話，然後便邀請與會作家們發言。
這次來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算是其中輩分和年紀比較大的，同時他又身兼《人民文學》主編的職務，章光年邀請他第一個發言。
王這個人說話辦事向來是圓滑的，他講起自己對於“農村題材”小說的認識和理解，言語間全是辯證的說詞，滴水不漏。
聽他的講話，有些在場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這個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見，在他們看來，王的發言無疑是妄圖左右逢源。
等王發完言之後，又到了唐因講話，他聊的話題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聽着都不太感冒。
這也是這個年代燕京作家與外省作家交流時的一個常態，可能是因爲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們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將自己置身於政治的命題下，“左右”搖擺，間或夾雜一些時政內幕，卻言不盡。
這樣一來，雙方的交流就顯得隔了一層屏障，難以交心。
許是察覺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厭煩情緒，章光年在唐因發言結束後沒有立刻說話，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後落在了一個渾水摸魚的身影上。
“最近我們文學界有個十分火熱的話題，就是朝陽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讓他來跟大家分享分享創作經驗吧。”
林朝陽正神遊天外呢，冷不丁聽章光年點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遞過去一個眼神：說好了只開會，不說話的。
章光年回給他一個鼓勵的眼神。
被點了名字，林朝陽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組織起語言。
“剛纔王同志、唐因同志都從各自的角度闡述了他們對於農村題材小說的認識與理解，講的比較客觀。
光年同志讓我分享分享這方面的經驗，說來慚愧，我是沒什麼準備的。
不過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圓滿，我就說點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一點體悟供大家參考吧。”
林朝陽的態度非常謙虛，但在場並沒有人會因此輕視他的發言。
在這些同行眼中，林朝陽的水平一直處於中國文學界的領軍水平，在保持着高質量的輸出前提下，還保證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過幾年時間，他的代表作已經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創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們談的是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我本人就出身於農村，我在農村待到二十歲才進城。
我敢說自己是個農村人，但卻不敢說自己瞭解農村。
爲什麼呢？
一方面是因爲我自身的年齡與閱歷所限，另一方面，一個更主要的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什麼是農村？”
林朝陽突然拋出了一個問題，讓在場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麼是農村？
看似明知故問，但真當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時，卻沒辦法簡單的用幾句話來概括。
“從狹義上來說，我從小生活的、看到過的地方都叫作農村，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文學界建國以來所謂的‘農村題材小說’中的‘農村’。
從五十年代開始，農業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運動、兩條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分田到戶、農村改革。
我們的農村似乎被壓縮成了一張紙，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這麼三五十年的歷史，只有那些地主長工的故事。
但有時候我也在想，這個‘農村’他以前是什麼樣的？我們國家其他地方的‘農村’又是什麼樣？
我跟文學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說，他以前在汨羅江邊插隊，離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聽着當地的方言還能與楚辭當中的用詞聯繫起來。
我記得忠實同志跟我說，他的老家叫灞橋村，就是“灞橋折柳”的那個“灞橋”。
春秋時秦穆公建灞橋，《雍錄》上記：此地最爲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王昌齡著《灞橋賦》曰：惟於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
從他們的口中，我們依稀可以窺見如今的農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傑地靈、風雲匯聚之地。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我讀沈叢文的文章，就對湘西多加註意，據史料記載：
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勞動生息在洞庭湖附近。這裡也就是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爲古之楚地。
後來，由於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
這也就是傳說中蚩尤爲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遷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隱約反映了這段西遷的悲壯歷史。
這麼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讓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幾十年來，我們對於‘農村’的定義是不是太過狹隘了？
或者我換個說法，我們的文學作品對於‘農村’的講述是不是太過片面了？
我再進一步說，我們刻意將‘農村’這個概念從我們的文化中獨立出來，更多的是爲政治服務，但卻忽略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陽講話的語氣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時候，他總是娓娓道來，不疾不徐，今天的發言他依舊是如此。
可在場衆人聽着聽着，臉上的神情卻越來越嚴肅，有些人連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來。
因爲大家都發現，林朝陽似乎在提出一個很大膽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幾十年裡，國內的文化界、文學界對於“民族文化”這個詞是極其敏感的，因爲這個概念與上面強調的意識形態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衆人咀嚼着林朝陽提出的這個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對於之前的發言興致寥寥的外省作家們這會兒臉上也露出了興奮之色，很顯然林朝陽的發言刺激到了他們內心的興趣。
林朝陽沒有去看在場衆人的反應，而是自顧自的繼續說道：
“我個人認爲，文化是根植於民族主體之中的，而文學則是文化的具體反映。
輕易的隔斷傳統，失落氣脈，那麼我們的文學必然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很難有新的生機和生氣。
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學界習慣了朝西看，如飢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模仿、借鑑外國文學作品的創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因爲我本人也受到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滋潤。
但我們應該明白，外國的文學所反應的是外國的文化、外國的歷史，冒然僵硬的套用在中國身上並不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的作家應該將目光投注到我們腳下的國土上，不僅僅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在，也要回顧我們民族的昨天，展望我們國家的未來。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的這種想法是出於戀舊情緒、地方觀念或者是對某些落後文化的復辟，但我想說的是：
對於民族文化以及歷史的重新認識和民族審美意識的覺醒，關乎到我們中華民族今後走向偉大復興的腳步是否堅定。
如果我們一味的去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文學創作，又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其他民族的表現形式，那麼這兩種行爲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迭代發展、向上追求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爲：人的特徵是有很多層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
下面一層略爲堅固些的特徵，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這些思想感情纔會消失。
往下第三層的特徵，可以存在於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巍然不動，比如說古典時代的法國人的習俗，這個特徵附帶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
但這無論如何頑固，也仍然是要消滅的。
比這些觀念和習俗更難被時間剷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們身上的某些哲學與社會傾向，某些對道德的看法，對自然的瞭解，表達思想的某種方式。
要改變這個層次的特徵，有時得靠異族的侵入，徹底的征服，種族的雜交，至少也得改變地理環境，遷移他鄉，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總之要使精神氣質與肉體結構一齊改變才行。
丹納是個‘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他對於文化的某些見解不需要被我們完全贊成，但他至少從某一側面幫助我們領悟到了所謂文化的層次。
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珍視我們民族的文化，將所有的東西都一股腦的視爲糟粕，封禁焚燒，大家想沒想過長此以往的後果會是什麼？
――民族文化的毀滅、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林朝陽說到這裡，聲音低沉，痛心疾首。
他的聲音一直不高，可衆人卻聽的越發沉重。
大家都學過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史，直到現在，國內的民族自信心依舊在低位徘徊。
這其中的原因細究起來有很大的複雜原因，但或主動、或被動的民族文化的毀滅確實是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林朝陽的道理講的非常透徹，在場衆多人不禁頷首認可。
“一個民族自己的過去，是很容易被忘記的，也是不那麼容易被忘記的。
理論上來說，這世界上只要還有一箇中國人，我們中華文化就不會滅絕。
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拋棄了我們的文化，那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過去嗎？
一個沒有過去的民族，還會有未來嗎？”
林朝陽的一聲聲發問直擊在場衆人的心靈，振聾發聵。
最後，他用堅實而鏗鏘的聲音說道：
“我們的文學應該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植於民族文化的土壤裡，根不深，則枝葉難茂；根若深，則生機勃發。
也只有如此，我們的民族文化才能再次涅重生，光耀世人！”
話音落下，座談會上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沉浸在林朝陽震撼人心的講話中，久久沉吟。
過了好一會兒，終於有人從他的講話中回過神來，送上了第一聲掌聲。
進而，掌聲雷動，震耳欲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