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選擇是鄭峰最擔心的，而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他們從此蟄伏不動，以靜制動，靜觀其變。胡羽化已經死了，汪鵬程已經失蹤——他很可能也死了，這兩件事情，兇手做的非常漂亮，既然他們消滅了所有的犯罪痕跡，既然已經完全斬斷了案子和自己的聯繫，那麼，最穩妥，最聰明的做法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刑偵工作者不能僅憑自己的主觀想象和主觀意志做事，要認真研究犯罪分子的心理，知己知彼，才能掌握刑偵工作的主動權——才能百戰不殆。
思量再三，鄭峰還是決定先和張主任夫婦和張小松的同事進行接觸，道理很簡單，不接觸就拿不到證據，在大家一步一步接近目標的時候，後退和迴避肯定是沒有出路的。好在鄭峰的手上有兩張牌：一張牌是已經掌握了一些有價值的證據——雖然是間接的證據，但要想將間接的證據轉化爲直接的證據，必須順着原來的思路往前走。同志們的手上不是有一隻西鐵城牌手錶嗎？儘管這塊手錶不能說明張小松就是“72。12。8”失竊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有一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同志們的刑偵方向和刑偵的思路是正確的；另一張牌是劉副隊等三人在暗中對張曉鬆進行監視和跟蹤。一明一暗，只要兇手沉不住氣，就一定會露出破綻來。
聽了卞一鳴和童子強的分析以後，孫局長也改變了看法。他還提出給劉副隊三個人一人配一輛自行車，跟蹤是需要交通工具的，開着汽車滿街跑，這肯定會不合適，大家都知道，整個縣城都沒有十幾輛汽車，用汽車實施跟蹤，太顯眼了。
一月二十五號的晚上，鄭峰、李雲帆在孫局長的陪同下，到潘書記的家拜訪了他。
潘書記的家住在縣委大院東邊的宿舍區，縣裡面的不少幹部都住在這裡，三排老式的磚木結構的房子，孫局長說，這裡在過去曾經是一個學堂，學堂興建於明洪武年間，潘書記住在最後一排西邊第一家。
家裡面只有潘書記一個人，潘書記的家在勤將市地區黨校，他到水漣縣工作將近兩年，家一直沒有搬過來。屋子裡面的傢俱很簡陋：睡覺的牀，一張桌子，一張三人沙發和一個茶几，一個木箱和一個藤條箱。按照封建社會的官制算，縣委書記就等於是七品縣令，雖然是最後一個品級，但在地方上，可是一方父母官。父母官住這樣的房子，鄭峰很是吃驚。
經過十幾分鐘的交談之後，鄭峰才明白，潘書記在來水漣之前，就已經做好了隨時離開的心理準備，他就是根生土長的水漣人，在調到地區黨校之前，曾經在下面當任過公社書記，雖然是在基層工作，但對縣委大院的情況知道頗多，這就是他不把家搬到水漣縣來的主要原因。鄭峰和潘書記接觸不多，但在鄭峰看來，潘書記是一個想爲故鄉和故鄉的父老鄉親做一點事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既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