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引導學生志向
“科學救國”
鄒承魯先生給我一種獨特的感覺。他並沒有在他這種地位、名氣和年齡上的那份頤養天年式的泰然，雖然他完全有這個資格。
胰島素人工合成，是人類在20世紀的偉大發現，中國能夠在這方面領先，領頭的兩位都是西南聯大校友：鈕經義和鄒承魯。說到當年這個項目，鄒承魯說：“嚴格地說，是四個人，分成四個組，我是其之一。”
科技界的人告訴我，胰島素人工合成成功之後，本來是世界領先項目，卻因爲當時國情的一些關係，申報的程序，而沒有能夠進入諾貝爾獎評選。問到這些事的時候，鄒先生十分淡然。他說：“我1951年回來的。回來是想報效祖國，現在的學生不這樣想。那個時候出去的多數都回來了，也有不回來。但現在出去不回來太多了。”
我問：“你回國後，遇到了很多麻煩，你怎麼看待？”他說：
這個問題別人問我很多次。一生最大的追求是做科學，好好做科學。但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受了很大的限制。我算了一下，到**結束，改革開放是1978年，從1951年到1978年，二十七年，真正能夠做科學工作的，滿打滿算不過十二年。有十幾年的工夫“搞運動”搞掉了。但在國外就可以做許多工作。
面對逝去歲月，他流露出的莫大的遺憾、無言的惋惜，那種無以言表的沉默氣度，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悲涼之色。我時常想到他，自己就會不覺間抓緊了時日。
投考時候，有四校聯合招生，考的西南聯大，第一志願是西南聯大，我在重慶投考的，1941年。選中西南聯大，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學術上的名聲，一個是所謂民主風氣，兩個方面都有吸引力。
他的回憶都很簡練，沒有任何一個話題是展開說的，他並沒有其他講述者那種興致勃勃。深思熟慮而後言，這也許就是一個科學家的個性，是一個飽經滄桑的、思考和經歷都太多的學者的習慣。
對我一生影響比較大的是楊石先，後來的南開大學校長，我就記得後來選擇生物化學專業，是受他的影響。那個時候西南大學沒有開生物化學的課。他教普通化學，所以在課上聽到他講的一些內容，就對生物化學感了興趣。生物化學從科學上說有前途，比傳統化學發展空間大。
做學問，作爲一個民族教育，這是北大的傳統，是蔡元培留下來的影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艱苦條件之下堅持做學問，是西南聯大最重要的學風。西南聯大很艱苦，但是還有實驗課，你必須上，管理得很嚴。學生是跟老師學的。老師都這樣，那學生就照幹了。
我問：是不是跟國難有關。他簡潔地答道：“科學救國。”
在北大勺園召開《西南聯大啓示錄》研討會時，鄒承魯先生來了，覺得他蒼老很多。他只是默默地與我握了手，默默地坐在會場裡。那些媒體記者也多不認識他。
“校花”學地質
在鄒承魯先生家裡聊起來，我說，剛去了郝詒純先生那裡。鄒先生笑道：“校花。”
我說，那時候你們也評校花嗎？鄒先生說：“沒有，但是大家心目中有。她長得很漂亮，功課又好，籃球打得好，是學生會主席。”
在聯大校友們中，常聽到他們對這位女院士的敬重和讚美。當年的男同學，現在的大學者，如鄒承魯、任繼愈，都毫不掩飾地稱讚她：“漂亮”、“活潑”、“多才藝”、“組織能力強”。
偌大一個聯大，羣英薈萃之園，而郝詒純一個女生，竟連任兩屆學生會主席。
我開始採訪時，郝詒純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會長。“北京校友會”，稱呼很收斂，其實論其成員與號召力、權威性，相當於一個“總會”。它聯繫和引導着歐美、港臺以及全國各地的聯大校友會。我一直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支持。
郝先生，高個苗條、漂亮而有風度。那天，她在地質大學的實驗室裡接受我們的採訪，因爲那裡光線好。那裡陳設着礦石、顯微鏡等儀器。
一位後期編輯在昆明看到她的鏡頭，不由地叫了一聲：“宋美齡！”可以想見她的美麗風采，而她不需要一絲珠光寶氣。她的頭髮依然很黑。她告訴我，沒有染過，就是這樣的。
我今年9月1日滿八十歲。我是湖北人，1938年考進西南聯大的本科，考的是歷史系。因爲我就做黨的地下工作，沒有好好上學。那年我才高一，高中沒有上完，所以就考文科了。到了1939年轉到地質系。
她沒有想學文。她選地質，是幾個老師的意見。
我在中學有一個地理老師，他的教學很好，他經常跟我們講，中國鴉片戰爭以後，受帝國主義侵略，所有的礦產開採，都是外國人的。所以他一直鼓勵我們學地理。他講地理，中國各省各個地方，有些什麼礦產資源，他都跟我們講。他說：你們將來一定要學地質或者採礦，把我們礦產開採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有的人，你與她接觸不需多。但憑她的人生選擇和畢生追求，就足以令你對她崇敬。郝詒純和她的老師就是這樣的人。
我轉地學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響。他是袁復禮，第一屆跟外國人合
作組成西北考察隊的隊員。西北考察隊是瑞典人出的錢。20年代初期，領導權掌握在瑞典人手裡。一是爲了科學考察，一個還是爲了預備掠奪我國的礦產資源。
那個時候，袁復禮剛從國外留學回來。他們幾個年輕的地質工作者聯合起來，就跟瑞典的組織機構聯繫。他們爭得了在隊裡參加重要工作的機會，一個是保護資源，一個是把握我們的地質資料，不要落到外國人手裡，這也算取得了勝利吧。
在軍閥統治時期，他們取得的勝利，有了參加科考的權力，但是主權還是在外國人手裡。袁復禮是老一代第一個沿着絲綢之路進行科學地質考察的人。
到雲南後，我們組織一個學生的活動，對一些進步的教授，我們組織訪問。在訪問的時候，袁復禮教授就竭力勸我們學地學。他把他的故事都跟我們講。因爲一般女生學地質系，教授都不歡迎。結婚了以後就不幹了。還有也危險，男生的危險性小一點。
我是一個女生，系裡就不要我。袁復禮老師說，沒有關係，科學領域裡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夠辦得到，女的也一定能夠辦得到。這給我非常大鼓勵。後來，就決定轉系了。
我一年級的時候，有幾個女同學，加上我大概是五個。可是到了二年級下學期，就只有我一個了。
有一張照片代表了她一輩子的大部分生活。照片上一位身材頎長的秀麗女性，身着男裝，挎揹包，戴越野帽，手揮鐵錘，腳踏山崖，正在鑿取礦物標本。另外一張是郝詒純大學時代的少女照片。如果不是因爲太樸素，太書香，那婉約麗質，會令人想到舊時代的那些明星，如阮玲玉、周璇一類人物。然而她們是多麼的不同啊！
我出野外，都是跟男生一起。那個時候沒有客棧。雲南農村的旅店，下面是豬圈，上面就是一圈木頭條竹子搭的，我們就睡在上面。我跟男生用布拉一個窗簾，他們睡在外面，我在裡面。
現在地質專業，男孩子也不願意學這個學科。我們現在社會招生很困難。家長一聽要學地質，又要到新疆，又要到西藏，家長首先就不同意了。
那天她給我的感覺很疲憊。
在《西南聯大啓示錄》完成後，郝學長已與世長辭。我寄上了一副輓聯：“女兒貴有山河氣，麗質天賦日月魂。”
郝詒純，她的求學經歷，她的人生態度和卓著貢獻，是聯大人心中永不凋謝的花朵。
研究植物最好的地方
由於抗日戰爭，從各地轉移雲南的科研與學術，都受到了侷限。只有植物學和社會學在雲南取得了重大突破。因爲雲南恰恰爲這兩門學科提供了豐富的標本與多樣素材。吳徵鎰說：
八年在昆明的印象很深。特別因爲我是學植物的，感覺雲南是研究植物最好的一個地方，全世界恐怕都是有數的。所以我到了1958年以後，又回到昆明，一直到現在。我的大半生，除去在北京，還有家鄉揚州之外，其他時間都是在昆明度過的。
對中國植物進行實證性的考察、覈對，這個工作方向是在聯大時期培養的。吳徵鎰說：
影響我這個思想變化的，先是我分類學的老師吳韞珍先生，他是江蘇青浦人。
到了昆明以後，有很多工作做不了。這個時候做什麼呢？中國清朝1840年左右，有一個學者叫做吳其濬，他寫了一本叫《植物名實圖考》，裡面畫的很多植物非常像，都是昆明附近的。吳老師到了昆明以後，經常到近日樓去買花。當時賣的都是野花。他把這些野花一個個地畫下來，來考證《植物名實圖考》裡面的這些中國本土植物。在這個過程中間，我也幫助他做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切身的教育。
吳徵鎰的老師吳韞珍先生，後來死於手術後的細菌感染：
因爲環境太差了，他的家務又重，孩子很多，所以他得了很嚴重的胃病。他就把子女都送回老家，這樣，生活負擔就輕一些。吳師母帶着孩子回到江蘇的青浦去。他一個人住在昆明。
當時因爲沒有像青黴素這樣的藥，吳韞珍老師手術後傷口癒合不好，得了腹膜炎，四十幾歲就過世了。
吳徵鎰後來用幾乎一生的時光，繼承先師遺志，完成了《中國植物誌》這本鉅著。
校園情調
同姚秀彥學長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清華園中的甲所，夜靜時分。她說：“我住在臺北，在新竹清華大學教課。”從八年前，她就不斷地回到大陸，參加校友的活動。她說：“我們很關心母校。”她在北大和聯大校友會都是理事。她說：“那是在臺灣盡一部分責任。”回憶當年聯大，她說：
聯大是三個學校合併的，所以名師如雲。就我們文學院來說，中文系幾個教授，有個教授就是寫《聯大校歌》的那位，寫的真是壯烈、動人。聞一多、朱自清這些都是名人。我們歷史系有陳寅恪，吳晗教明史的，哲學系有幾個教授，都是名師，你跟他們學都是享用不盡。
聯大的老師，現在很難讓後人體會。現代的大學，無論臺灣也好，哪裡也好，設備是非常好，高樓大廈、新的設備，行政效率也高。但是沒我們那時候的情調。
那時老師跟學生完全像一家人。你隨時隨地跟着老師的問題，到他家裡，打橋牌，給他倒點水啊，在他家裡吃便
飯，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到好幾個老師家去過，比如龔祥瑞，他是教我們政治學的，師母我也認識。我們就到他家裡去，無話不談就像家裡人一樣。以後的大學，看着規模非常的大，學的東西非常多，但是那個情調沒有。
授意不是光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隨時聽他的教訓。不但是知識，而且是生活，尤其在晚上。因爲上課總是有一定的進度了，每天晚上都有講演，學術性的、生活性的。所以生活上老師的陶冶、薰陶那是很多的。
姚秀彥女士畢業以後一直從事高教工作，走上了昔日老師的道路。她說這是受到老師的影響。“受老師的影響，就說臺灣，幾乎我們聯大的同學，工作都是非常的負責任、認真。”聯大學子在臺灣是一批不可取代的人才。
特別是作風方面，沒有什麼污點讓別人碰到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像經濟、法律、建築、教育、外交，人才都很多，而且都沒有什麼瑕疵。
時隔八年。我來到臺灣姚秀彥女士在臺北的家。她再一次談起當年的校園情調：“一下課，沒有一個老師是單獨走的，旁邊總是跟着三五個同學，還有一些國事和書本的問題。所以老師跟學生，更能打成一片。什麼問題都談，國家的大問題、社會問題、書本上的問題，都談。既然都談，情感也有交流。”
當年同學們與老師的交流，也不是按院系劃分得那麼開的。植物學家吳徵鎰先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說：“西南聯大的學生，就是學理科的，文學愛好也是比較多。像我就是愛好文學的，我也寫過新詩，也寫過舊詩詞，還唱崑曲。因爲我是舊家庭出身，從小就念過‘四書’，我的國文根底、舊學根底比較好。”
報考清華，國文是朱自清先生出的題目，寫一篇遊記。吳徵鎰就按着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講的風景、思想，模仿着寫了一篇，結果得的分數比較高，就被清華錄取了。
進了大學，大一國文又是朱自清先生教的。因爲他看卷子，曉得我的名字了，而且我也是揚州人，跟他是老鄉。我們中學裡面也念語文，就有朱自清先生的《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在昆明的時候，他續絃是一位成都人，叫陳竹隱師母。他們分居兩地，他單身和我的李繼侗老師住在北門街的一個房子的樓上。我去找李繼侗老師，有時候也跟朱自清老師交談、請教。
我進北大時，校園的情調有點相似。中文系的老師上課，總喜歡評論時局。有一天，袁良駿老師登上講壇，把一張報紙揚了揚，說：“今天的報紙看了嗎？一個武人，談什麼文藝？”然後他講課。
所謂“校園情調”，取決於時局和社會大氛圍，以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人文對接。
訓導長查良釗
聯大有寬鬆的氣氛，與聯大當時的訓導長查良釗有直接關係。一般大學裡的訓導長都是奉命來辦黨務的，往往一副“黨棍”的派頭。而查良釗卻是學者仁心。聯大教授會議決定“不開黨課”，這在全國是破例的。查良釗沒有意見，教育部也鞭長莫及。
臺北學長易君博說：
查良釗他並不是辦黨的，真正聯大第一個辦黨的是姚，第二個是陳雪平。他是在清華畢業以後從美國回來，是查良鏞的堂弟。查良鏞就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
他本人不算是國民黨。爲什麼叫他做訓導長我不知道，但是他那時候就是給大學生做事。當時學生有什麼事情他是非常關心的，他一直到臺灣來都是這樣。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同學，他參加共產黨的讀書會。查良釗說，他不是共產黨，不要冤枉他，結果抓起來關了很久還是讓他出來。查良釗是不遺餘力地在中間相救。他關心學生是毫無計較的，不計代價。他就是儘量幫忙。他那種愛護學生的心也是很少有的。到現在來講，學生還是很懷念查老師。
到臺灣以後，他是跟班一樣的，天天和梅先生在一起。大家因爲尊敬梅先生，也就尊敬他。
湛淳霈學長具有廉政美名。他告訴我，在他這個位置是很容易貪污的。他的前任和後任都坐牢了。湛學長還說，他買不起房子，是太太幫忙才住上了房子的。他說：
我是做稅務司的。我這個裡面還要給聯大一點點驕傲的。我開始是做頂小的職員，後來我做幫辦，我是在業務單位，其中是徵稅。我不求人，我就是該做的事情我做，不該做的事情我不做。有人跟我談條件，“你把臺灣銀行搬進來我也不跟你談”，我講了這句豪語。
湛學長這樣廉潔，與他的導師查良釗有直接關係。
有人送查先生一副對聯，說“無有如有是大有”，你什麼沒有，無有還是等於有一樣；“人謀心謀不自謀”，爲別人着想不替自己着想。他教我，我在海關做事情，他也不說你不要拿錢。他說，你要無求於人、無損於人。你這個人無求無損，那這個人生不是很好的嗎？你想象這個空間很大。這幾個字影響了我的一生。
到臺灣後，有一個在大牢裡的人，四川人。查先生要救他，到大牢裡去看他，說這個人沒有問題。後來蔣經國買查先生的面子，把這個人放了。“你想，查先生這樣待學生，非親非故的，他自己謀自己的官位好不好？”湛學長說，查先生就是無條件地愛學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