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兩江流言越演越烈，甚至傳出有湘軍將領逼迫曾國藩皇袍加身這等聳人聽聞的謠言，朝廷對湘軍以及曾國藩越發忌憚之時，一個爆炸性突然從兩江傳出。
“沒聽錯吧，曾某人竟然向朝廷主動裁撤湘軍？”
吳可聽到消息時吃了一驚，顧不得失態急忙確認道。
“大人消息千真萬確，消息從兩江傳來，此時曾國藩的奏摺已遞到京城！”
來彙報的手下幕僚急忙說道，臉上說不出的古怪。
“嘿，沒想到曾某人倒真捨得！”
吳可輕笑出聲，很快恢復激盪心情平靜說道。
……
就在各方勢力被曾國藩的突然舉動弄得不明所以之時，湘軍內部也炸開了鍋。
就在湘軍衆將逼宮不久，曾氏兄弟曾有一番密談，曾國荃私下找到曾國藩，乾脆開誠佈公地說：“東南半壁無主，我公豈有意乎？”
這其實就是赤落落的鼓動造反了，顯然朝廷的一再壓迫躺這位性格暴躁的湘軍悍將起了逆反心理。
誰料曾國藩把臉一沉，說這種掉腦袋的話，你也敢說，真是糊塗啊！
曾國荃似有不服，辯解說：兩江總督是你，浙江巡撫是他曾老九，四川總督是羅炳常，江蘇總督是李鴻章，還有三個現任總督、五個現任巡撫全是湘軍之人。大哥手裡握着二十多萬湘軍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現在被捕的長毛將領說動，讓他們振臂一呼，收納十萬太平天國降兵跟隨你造反。
這樣，手上就有三十多萬精銳之師。有這些兵馬，即可攻破京師，恢復漢家江山，成爲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誰啊！
對於九弟曾國荃，曾國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從咸豐六年籌建“吉”字營跟隨曾國藩打仗之後，攻城拔寨戰無不克。
有一次手下湘軍大將問曾國藩，對於曾國荃，他這個做兄長的，有什麼看法，曾國藩的回答是：殺人如麻，揮金如土。在曾國藩看來，曾國荃算是一個軍事奇才，但在治理國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顯得相當不成熟。眼下想要裁減湘軍，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曾國荃的支持。
曾國藩很不已爲然：表示老九你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在湘軍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共享富貴。先說李鴻章，我若一帆風順，李鴻章永遠是我的學生；如若不順李鴻章必然反戈一擊。李鴻章多麼聰明啊，名利心極強他當然不會輕易丟掉現有的權力和地位。
並且，你看看現在這支湘軍吧，這麼多年的仗打下來，精銳早已打光了，那些優秀的人早已犧牲，部隊已呈老態，哪裡還能再打仗呢？
再說一干長毛將領，他們不投降就可以振臂一呼從者雲集；一旦他們投降了就是咱們的走狗，以咱們與長毛的深仇大恨，誰還聽他們的！
曾國藩還說，當兵吃糧，升官發財，就比如養了一羣狗，你扔一塊骨頭，它就跟你走，別人扔一塊更大的骨頭，它就可能出賣你。我現在這個樣子，又有多少骨頭可以扔給他們呢？
不僅如此，朝廷對湘軍十分忌憚，已經不在躲躲藏藏赤落落的表露在外。
湘軍創始於太平天國起義時的地方團練，清中期以後清朝的八旗、綠營等正規軍風氣散漫、嚴重腐化，戰鬥力低下，遇到戰亂等重大危機，朝廷即令地方紳士訓練鄉勇，清查保甲保護地方，所需費用均由民間自籌。
可以說，團練創始之初，不過是防衛地方的民間武裝而已。太平天國起義後，咸豐帝命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其本意與其他各省辦理團練並無區別。
但曾國藩卻將團練一詞一分爲二，聲言自己不辦保甲而專辦練勇，並以團練爲基礎，集合兵勇、伕役、工匠等編成陸營、水師，形成兵隨將轉，兵爲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的地方軍事勢力。
湘軍這樣的制度朝廷怎會滿意，合着湘軍就是湘系將領的私人武裝，跟朝廷沒多大關係了？
自古以來，中央最忌的便是擁兵自重的藩鎮，湘軍模式絕對有成爲藩鎮的基礎，朝廷不打壓那就不正常了。
隨後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國家經制之兵屢遭敗績，湘軍卻不斷取勝。但是，湘軍將領並沒有受到重用。咸豐四年（1854年），湘軍攻佔湖北省城武昌，咸豐帝聞報大喜，當即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過很快又收回成命。
除非萬不得已，咸豐帝是絕不肯讓湘軍將領兼掌軍政大權的。
從這次事件便可看出，朝廷對湘軍的防備之深，再對比一路扶搖直上的鄉勇隊統帥吳可，赤落落的差別待遇。
鄉勇隊實際上也是吳可的敵軍，但吳可從沒在外顯露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很配合朝廷的調度，最重要的是鄉勇隊乃純粹的軍事組織，不像湘軍這般領頭人都是文人階層讓朝廷忌憚。
太平天國起義迅猛發展，湘軍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顯，湘軍集團逐漸取得地方軍政大權。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與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廣總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總督偏重軍政，巡撫偏重民政，軍權應歸於官文。可官文貪鄙庸劣見識淺薄，只因是滿洲正白旗貴族而爲咸豐帝所重用，所部軍隊戰鬥力極差。胡林翼撫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雖申奏但咸豐帝仍下嚴旨要其會同官文辦理湖北軍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變策略，轉而與官文結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爲首功，每月撥鹽釐3000兩相贈，還讓自己的母親認官文寵妾爲義女，進而與官文兄弟相稱。不過胡林翼並非與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試圖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戰爭環境，多少督撫因爲不善帶兵，或死於戰事或被罷職免官，於是也樂於依靠這個對自己恭敬備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來既然胡林翼滿足了自己對聲色貨利的喜好，自己贊同他的軍政主張也算是禮尚往來。
於是，胡林翼大刀闊斧厲行改革，穩定湖北局勢從而在同太平天國爭奪長江中下游地區時處於有利地位。
但事實上，朝廷從來都沒有放棄對地方權力的嚴格控制和打壓。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運用權術，讓朝廷認爲改革措施多爲官文主張，湘軍集團是難以迅速發展起來的。
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借父喪之機，向咸豐帝攤牌索要更大權力。朝廷以爲太平天國行將覆滅，斷然令曾國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後江南大營再次崩潰，太平天國基本控制了富庶的大半江南地區，切斷了朝廷賦稅、漕糧的主要供應渠道。
於是，山窮水盡的朝廷陷入兩難境地：要麼拘泥於不輕易授予漢人實權的舊制而坐以待斃，要麼聽任湘軍壯大勢力，但可以利用他們來度過亡國危機。
而在太平天國大軍的逼迫下，舍湘軍和鄉勇隊而無其他勁旅可以依靠，而鄉勇隊又交惡皇帝不得重視，清廷只能容忍湘軍將領執掌地方軍政大權，於是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
爲最大限度地發揮湘軍集團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權轉向主動授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同治員年十月命曾國藩督辦江、皖、贛、浙四省軍務。十二月，任命李續宜爲湖北巡撫，彭玉麟爲兵部侍郎。
次年正月，命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二月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唐訓方補授安徽巡撫，郭嵩燾補授廣東巡撫，劉蓉補授陝西巡撫。
次年楊載福補授陝甘總督。加上四川總督駱秉章，短短几年間，湘軍集團勢力急劇膨脹，南至兩廣，北到直隸，東到兩江，西至陝甘，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撫。而他們手中所握有的權力，遠遠超過此前的清代督撫。
依照清制總督主軍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標營之外，並不能越過提督直接干預營務；巡撫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撫標營外，也不能干預營務；布政使掌財政，直屬戶部；按察使掌司法、監察，直屬刑部。
可見軍政大權都集於中央，地方大員各負其責互不統屬，誰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聽命於中央。而鹹同年間特別是同治初年，大批湘軍將領位任督撫，他們既主軍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勢已成，再加上兵餉自籌，厘金完全由督撫支配，原本應該上交戶部的地丁、漕折、關稅、鹽課等項銀兩也被督撫截留，大半充作軍餉。
這樣一省三憲——即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復存在，督撫專權的局面勢將形成，湘軍集團的權力在此情形下也達到了頂峰。
湘軍的權利實在太大，名頭也實在太響，成爲朝廷打壓的靶子和標杆理所當然，特別是在太平天國覆滅的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