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啥會出現各種運動和清查呢，除了要保持我黨和我黨領導的軍隊的純潔性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不能迴避的，就是以前俺說過的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
每次運動來了，那些山頭和宗派一般不會被波及呢？而又是那些宗派和山頭是運動一來頭一個就被揪出來審查的呢？咱們就看看資料裡是怎麼說的。
細心的人會發現，當年從一線戰鬥部隊優先被調進一分區機關的，是那些來自延安的抗大學生。
在看重學歷的今天，你是否從一個名牌大學畢業，對你的未來有很大的影響。抗戰期間，你是否從延安的抗大出來，對你的信任、使用和提拔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就像國民黨軍隊中的“天子門生”的黃埔畢業生，在那些雜牌軍官面前的腰板格外硬朗。有着延安抗大生身份的幹部，在晉察冀不同樣也是如此嗎？
所以，抗大是不是好學歷且不說，但絕對是個好出身。比如從戰鬥部隊向機關選拔幹部，抗大出來的幹部基本上是每選必中。你笨不笨？會不會打仗？是否鍛鍊好了？都在其次。關鍵是看你是不是樸實，是不是能與工農幹部及戰士們打成一片。如果你做作，給人以油腔滑調的感覺，那你就完了，戰場上都不會有人幫你。沒有人幫你，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拼死相救，你在戰場上生存的機率是很低的。
有一位一分區老幹部回憶，他說一分區的機關和部隊，很多當參謀幹事連長指導員的，幾乎都是從抗大分配來的或是一分區教導隊出來的。
抗大分配來的不用說了，所謂一分區教導隊出來的，教導隊只起一個組織作用，擔任講課的常規教官，就是教導隊前後兩任隊長晨光、馬青山，以及被稱作“訓練科”的李青川、楊浩這幾個人。這些人中間，只有晨光、李青川是科班出身。但也是雜牌軍的軍校，一個在東北軍講武堂，另一個在閻錫山軍校。
楊浩在抗戰時期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一個是王棟，另一個是李振軍，就分別是教導隊和抗大出來的兩個代表。教導隊出來的能打仗，王棟雖然是連指導員，但指揮打仗一點不差。李振軍就差了許多，1942年在冀中鬼子的五一大掃蕩中，因爲軍事技術差了點。最後只能束手就擒。成爲俘虜。
王棟和李振軍相同的地方。兩個人都極有頭腦，對任何問題從不盲從，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分區幹部、特別是抗戰幹部對楊成武的一片崇拜聲中，兩個人始終對楊成武有一定看法。當然是在使用幹部方面的。
實際上。王棟、李振軍、楊浩這三個人，分別代表了一分區幹部的三個不同來源和組成部分。王棟是“自己培養的”，雖然“土”，但是放心。李振軍是延安抗大出來的，自然最爲走紅。楊浩代表的是楊成武所說的“遊雜”幹部出身，沒有受過共產黨任何方面的教育和系統培養。
在楊浩之上，“遊雜”幹部的典型代表是李青川和宋學飛。宋學飛和晨光一樣，也是東北軍講武堂出身，只是沒進過抗大。也沒在延安工作過。“遊雜”幹部有個特點，共產黨一有政治運動，首先拿這些人做文章。而且巧合的是，李青川、楊浩、宋學飛，分別在1938年、1939年、1940年都險些被“整肅”殺掉。
1938年7月一分區保衛部門收拾過去的“黑馬隊”骨幹。作爲老大的一分區二團團長王天存消息靈通，聞訊跑了；老二是時任二團參謀長段如山，被保衛部門悄悄埋了；只剩下一個老三李青川，保衛部門準備處置他時，楊成武說了好話，撿一條命，從此李青川百依百順的效忠楊成武。
楊浩1939年初被拘押，嚴刑拷打，不是楊成武說話，也完了。1940年初趙玉昆跑，趙玉昆參謀長宋學飛被懷疑，綁他的繩子和人都埋伏好了，結果王道邦拼命說好話，楊成武決策，放了宋學飛，繼續觀察使用。
晨光跟宋學飛一樣，東北軍講武堂出身，在抗大學習過，又在延安的陝北公學教軍事，以後到了一分區，在一分區沒挪窩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區部隊打雁宿崖、黃土嶺戰鬥前，晨光來到一分區，被任命爲教導隊隊長。
五年過去，到1944年10月離開一分區赴冀察軍區的時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區教導隊隊長，這五年時間裡他擔任過不少職務，一支隊參謀長、一團參謀長、三支隊支隊長，但都是原地踏步，沒有提升。
1945年冀察軍區進駐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爲宣化警備司令，終於離開了教導隊。教導隊領導班子開小範圍的歡送會，爲晨光送行。晨光說：別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過，但到了一分區，楊成武還把他看作是“遊雜”幹部，從沒重用過。比較起來，還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會上附和晨光話的，還有沈圖。沈圖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隊任政治處主任，一大隊長唐凱很看重他。但合併到一分區以後，他依舊在教導隊任政治處主任，直到冀察軍區都未得到提升。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記在了心裡。不久，晨光繼續提升，任郭縱隊五旅副旅長，沈圖任縱隊宣傳部長。接替晨光宣化警備司令職務的，是一分區另一個“遊雜”幹部宋學飛。
其實分析一下，楊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幹部的特點，考慮問題，“政治”佔有相當份量。郭天民就沒這個拘束。實際上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只不過他們看重的幹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幹部上有所差異。
每逢根據地搞政治運動，“遊雜”幹部是清理的重點，這是由當年的政治大環境所決定的，怪不得誰。晉察冀軍區歷次整風、搞政治運動，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幹部把自己“講清楚”，自己歷史上的每一點都要講，不能向組織隱瞞。
但抗大幹部說一句：“我的歷史在延安抗大時都說清楚了”，便可以過關，再無人追究。這個確實可以保證的，每個抗大的學員那都是被三審五審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慘的是那些從淪陷區大城市過來的學生幹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親屬也複雜點，每次都要說上半天才能過關。其實來自淪陷區、國統區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幹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經歷上不那麼太“純”，當對抗日打鬼子和對待我黨的態度上絕大多數還是很“純”的。
但是不純的地方就成爲根據地保衛部門清理的重點，這背後是有着深刻和有淵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國民黨打了那麼多年，互相滲透的都很厲害，不得不防啊！
那個楊浩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總能順利過關，一是因爲他人緣好，大大咧咧的是個“傻樂呵”；二是因爲有個過去“變壞事爲好事”的前奏。這就是1939年初在晉察冀軍區保衛部經受嚴刑拷問時被審個“底掉”的那段經歷。
在他十九歲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幾乎每一天都被仔細審查過了，以後每逢“審幹”，他往保衛部的審查結論上一推，便可過關。有什麼樣的“審幹”，能比把扁擔打折了審出的口供更真實更徹底的？
爲什麼“延安抗大”的魔力有這樣大，整個獨立團組成的一分區都爲之避讓。後來才發現，當年獨立團幹部戰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數的陝北籍幹部戰士，竟然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到過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說由紅軍大學改成的抗大了。
只有楊成武等極少數幹部在紅軍大學學習時到過延安。以後這批抗大學生來到一分區，介紹說是與楊司令的先後校友，一分區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幹部先自不敢相比，軟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