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四世皇帝是一位比較平庸的統治者，這位貪圖享樂好大喜功的陛下對枯燥教條的宗教事務不感興趣，再加上近年來病魔纏身精力不濟，就更加難以分神管理那個龐大的教會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排名第二的“普世牧首”就成了實質上的“教皇”，而查理皇帝在宗教事物上通常只是扮演一個“橡皮圖章”的角色。
教會排名第三的巨頭是“大公裁判”，主要職責是處理教會內部的糾紛，處罰違反戒律的聖職人員，還有一個最廣爲人知的職責就是打擊異端和邪教徒，從組織程序上來講，帝國境內的宗教裁判所都要向“大公裁判”負責。自教會創建以來，“大公裁判”的形象就與“火刑架”聯繫在一起，彷彿大公裁判”的業績與其任內燒死的異端成正比，所以在人們心目中這個排名第三的教會巨頭的形象多少有點恐怖，被心懷敬畏的人們稱之爲“培羅之劍”。
當代“大公裁判”弗蘭克太子卻是一個另類，這位年輕的傳奇牧師、培羅選民致力於改變教會冷酷刻板的傳統形象，就任“大公裁判”十年來專注於幹一件事——裁撤宗教裁判所，廢除火刑，推行一種更寬容、更人道的宗教生活。
皇太子殿下的行爲得到教會改革派的讚揚，同時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保守派批評，“普世牧首”格里高利就不止一次公開抱怨他這個“大公裁判”是在挖教會的牆角，是在自毀根基，兩人的矛盾從宗教事務延伸到帝國內閣，各自扶植大臣爭權奪利，現在保守派與改革派的角鬥場又拓展到了遠東行省，爲徵收“什一稅”這一政策展開針鋒相對的爭論。
菲利普在就任遠東大主教之前就是太子黨的成員，是改革派安插在遠東的重要棋子。現在保守派立主在遠東征收“什一稅”，使得贖罪堡市民羣情激奮，工商業界的反應最是激烈。菲利普通過安插在“覺醒者俱樂部”的傑尼斯牧師得知，掌握着首府經濟命脈的工商業大亨們已經聯合起來，出錢組織抗稅活動，還私下裡收買有活力的社會團體，向那些職業暴徒分發武器，準備搞個大新聞。
這個以“覺醒者俱樂部”爲大本營的新興勢力代表了遠東工商業者和市民階層的普遍利益，影響力之大令菲利普感到震驚，更讓他擔心的是這個政治集團不光有錢還握着刀子，魯道夫軍團爲其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力後盾，或者更直白的說——“覺醒者俱樂部”本身就是寇拉斯家族爲奪取遠東政權組建的利益同盟。
當金錢與暴力聯起手來，菲利普不認爲還有什麼力量能夠鎮壓這場即將爆發的大革命。遠東行省劍拔弩張的局勢使他憂心忡忡，爲此特地將自己的得力助手、教會改革派理論家傑尼斯牧師派往“覺醒者俱樂部”找葉夫根尼婭等工商業領袖談判，想探一探他們的底線。
結果倒也在意料之中，對方不僅抵制徵收什一稅，還要求帝國當局徹底廢除歧視遠東人的“異端原罪法”和“帝國特惠制”，如今的遠東就像乾透的柴草堆，如果達不到目的，他們不介意點燃革命的火焰。
面對這充滿威脅意味的最後通牒，菲利普不敢怠慢，趕緊給皇太子寫信，訴說遠東行省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一場旨在改變現狀的社會運動已經無法阻擋，出於維護教會與國家利益考慮，他建議接受“覺醒者俱樂部”開出的條件，並且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擴大改革派的影響力，用比較溫和的宗教改良運動替代武裝革命，這樣帝國固然會損失一些利益，總好過遠東行省的培羅教會被連根拔起。
菲利普以法術寄出這封急信，當天下午就收到弗蘭克太子親筆回信。太子殿下在信中肯定了他對遠東時局的悲觀判斷，並且在剛剛召開的內閣會議上向皇帝陛下和衆位大臣轉達了他的建議，可惜保守勢力太過頑固，駁回了他的改革方案，堅持要求按照既定方針在遠東行省強行徵稅。
最讓弗蘭克氣惱的不是以首相兼財政大臣穆勒伯爵爲代表的教會保守勢力反對他，而是以齊格蒙特親王爲首的軍方勢力也反對改革，在這樣孤立無援的處境下他不可能有所作爲。
菲利普倒是覺得軍方的態度可以理解，畢竟在遠東征收什一稅是爲了彌補軍費開支，而且遠東爆發革命對軍方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給了那些野心勃勃的少壯軍官出兵遠東鎮壓叛亂的口實，這場仗打下來，若能平定遠東，不知有多少人要升官發財。
可是，出兵遠東鎮壓叛亂真有那麼簡單？菲利普並不這麼認爲。軍方將領不瞭解遠東的情況，妄自尊大自以爲是，只有當他們真正陷入這個爛泥潭纔會後悔自己當初的想法有多天真。
魯道夫·寇拉斯爲籌劃武裝革命花費了將近二十年的心血，如今他的軍隊已經壯大起來，倘若不設法阻止他站出來領導遠東人鬧獨立，即便帝國派兵進駐遠東，在這片廣闊而陌生的土地上與深得民心的寇拉斯軍作戰，註定會不斷失血，付出慘重的代價。
弗蘭克太子對遠東的未來同樣報以悲觀態度，他在給菲利普的回信中毫不諱言地承認：我正在努力阻止帝國朝着錯誤的道路上滑落，然而決定事態發展的關鍵戰場不在帝都而是在贖罪堡，你在遠東可以更大膽一點，根據你的判斷見機行事，我相信你有足夠的智慧阻止悲劇上演並且願意爲你提供一切支持，如果你擔心自己的行爲引來非議，我可以給你一個書面保證：儘管放手去做，一切後果有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