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九章 爭奪鄉下社區
直到去年，紅黨取消秘密黨員身份，燒燬檔案。鄧恩明纔來找張家泉，張家泉已經成了博士。這段友誼，兩個人還是很在意的。他們都沒有想到去打聽各自的秘密和生活。
鄧恩明有些依賴張家泉，畢竟紅黨是很孤獨的事業。尤其是鄧恩明這種宗教一樣的革命精神，類似方誌敏的清貧生活方式。但他的心靈還是孤寂的，需要有朋友來舒緩。
但張家泉很是享受這種依賴。知道這個兄弟很孤寂，外地人，沒有什麼朋友，也就隨着他；請他吃好的，讓他跟着自己。當然現在不同以前了，各自都有了家庭。只是短暫的聚會，聊聊家常而已。
強霖告訴他，自己和陳公博和張國濤等人都是朋友。果然，鄧恩明對這些“一大”代表還有記憶。他評價一番，說張國燾很張揚，有魄力，是主持人；國際來的荷蘭人馬林很有水平，也有經驗。陳公博自由散漫，還帶着漂亮的太太，他說就是來參加“Party”聚會的。
幾個人都笑了起來，大家都知道這就是“黨”的本意。他對其他幾個人的評價也都很有意思。他自己和王盡美就是去湊數的了，真的是代表。兩個年輕的中學畢業的學生，理論和經驗都不行。
強霖問他，工作停下來之後，民衆怎麼樣？鄧恩明說少奇他們都有安排，主要是職業工人擔任工會領導，同志們偶爾去辦個夜校。少奇說我們的事業還沒有停，只是路線變了，要與資本家共生，以後在說執政的問題。
強霖贊同道，少奇的安排是正確的，關鍵是公開和職業工人領頭，同志們講課要公正，傳遞多方面的信息。最好是告訴他們國際工運的實踐，你也知道五一勞動節不是紅黨的功勞，而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功勞，是美國工人組織的運動，不是馬克思指導和組織的。人家後期也沒有轉入暴力革命。另外那些人都是有宗教生命價值觀的，不會亂殺人的。
鄧恩明嘆氣說，就是鄉下農民太辛苦了。本來自己是在鄉下組織農民暴動的。現在鄉下還是鄉紳統治，少奇也沒有時間去碰鄉下。現在他們走了，鄉紳們又開始活躍了。
強霖說：“農民們還是要想辦法，但除了暴動。政府也還是有計劃幫助農民的。但不能等政府，農民們自己也要爭取。”
鄧恩明說：“除了暴動，也難以改變農村的問題。鄉紳有自己的武裝，農民往往受欺負，無法主張自己的權利。”
強霖說：“還是要團結起來，知道現在誰在農民這個社區裡面做工作麼？除了宗教和紅黨外，是否還有別的社團。”
鄧恩銘說：“本來就有很多幫會，什麼紅槍會，哥老會，三點會等等。還有道教一貫道等組織。都是互助組織，但也有變壞的社團，聯合鄉紳，欺壓百姓。我原來也主要靠這些社團領袖召集農民。”
凱茜問：“基督教怎麼在鄉下怎麼總受反對呢？我聽說在城裡也總是反對基督教，還抹黑我們基督教徒，說什麼我們是父子間性生活紊亂等等下流的東西。這些都是誰在做。”
鄧恩明說：“編這些下流的東西，是那些無聊的文人。他們對農民還有些威信，怕你們基督教會代替他們的地位；不過我們紅黨外圍有個“非基督教同盟”社團，經常活動，與基督教組織有過辯論。”
強霖並不在乎反基督教與否，反正基督教在哪個專制國家都是大量打擊才站穩腳跟的。傳教士的危險很大，他們很清楚，與鄧恩明的詩的描寫很是類似，死了有“福”。共產思想者和基督教者有時候也是聯合，還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強霖關心的是鄉下農民的智力開發是誰來主導。他說：“農民們的利益總是受那些社團領袖之類的人主導，是走不上什麼文明之路的。最好還是你們直接下去，或者配合基督教會的工作。”
鄧恩明說：“兩個問題要解決，一個是經費問題，蘇聯經費沒有了；一個是告訴農民什麼的問題。”
強霖說：“最好是通過基督教會，她們有經費，但他們人員少；還有通過鄉村教育運動，這個是政府組織的運動，實際上是沒有長期工作的話，看不到效果。是外在的培訓，需要長期工作，效果才能顯現出來。”
鄧恩明想了一下說：“用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我們是可以參加的。我希望能夠有些張大哥這樣宗教外圍的人來講一些基本道理，比如人權了，文明瞭，衛生了。這樣後期基督教的教會核心教育才能跟進。”
張家泉說道：“我也準備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帶着學生跟着你們。既然老弟捨身喂虎，我也不能看着。看來我原來的治病救人路線是窄了。”
強霖說：“你們一期只有20多個博士畢業，總共也沒有幾期，淘汰率太高了。人少，還要動員一些人。”
凱茜說：“這事情還是得政府動員，用鄉村建設的名義，請基督教青年會去執行就是了。”
鄧恩明說，“這事我與柳直荀商量吧，他主管着政府動員這塊。我跟他很熟。只是目標怎麼設定。”
強霖說：“交朋友，長期農民的朋友，像基督徒那樣，去長期照顧他們；就像傳教士一樣，從來都不放棄一個教區；具體到與鄉紳爭鬥，最好的辦法是用腳投票，你們把佃戶遷走；所以要與政府商量，是否能夠找到新的工作，比如工業、建築、拓荒等等。”
鄧恩明說：“遷走也是一個好辦法，農民們爲了孩子的教育，也是可能跟我們走的。”
強霖最後說：“最激烈的辦法，就是“交農”；這你們都有經驗，只是不要傷人，還要政府出兵保護你們不被傷害。類似工人的罷工和遊行。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妥協。”
強霖知道，後世歐洲農民還經常把拖拉機開到城市去，表達農產品得不到重視的抱怨。
鄧恩明說：找不到合適的領導人。
強霖說：“這個你們可以直接去領導，用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放給農民領導很是麻煩。但是你們要公開的告訴農民這些方法的危險，和以後的處境；你們也一定要考慮鄉紳的報復。所以要長期的關注他們，最後還可以離開。我們的目的就是農民的利益，我們沒有任何自己的利益。”
鄧恩明表示知道了。大家就結束這個話題。
然後就工業問題，強霖也做了瞭解。鄧恩明是搞工運罷工出身，犧牲了很多工友，所以對工業有更深入的體會。他講了大概的情況。
山東的民生工廠，或者叫輕工食品工廠，在1906年就開始發展，經過20多年，已經很齊全了。但都是家族企業，像後世《大染坊》的情節，有面粉、紡紗、針織、印染，染料、火柴、肥皂、甚至西藥都有生產；
重工機械有幾個兵工廠，小型機牀廠，能夠生產一些農業工具、衡量器具、鐵工廠的加工設備等。
交通運輸，也有幾十輛公共班車跑臨近的城市；
銀行更是發達，有交通銀行、山東銀行、濟南銀行等官方銀行，還有幾十傢俬人銀行可以匯兌。
強霖分析一下，後世的幾個濟南國棉一廠、濟南國棉四廠、青島國棉一廠、國棉二廠，濟南一機牀等原型企業差不多都出生了。後面就是打破家族模式，發展成托拉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