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烏拉爾山脈葉卡捷琳堡主要戰鬥接近結束的時候，烏拉爾聯邦總統吳曼斯基從葉奮韜那裡重新返回首都新西伯利亞，他發現他的一位主要參謀軍官、他的衛隊的指揮官歐格恩-多爾曼上校也和他一樣，對烏拉爾聯邦的未來表示憂慮。
多爾曼上校儀表堂堂，老於世故，說話尖刻，對他的朋友來說，他是個頗有頭腦的人，可對他的敵人來說，他非常惡毒。
他的父親是德國人，一個逃亡的貴族後裔，因此，他在德國無論是社會上或者在知識界裡，他都有很多聯繫，他還多次同德國漢堡市政府駐中華軍的代表魯道夫-拉恩談論過未來烏拉爾聯邦的設想。
兩年以前，當拉恩還在中華軍控制區上任的時候，他就曾經想過這個問題。
他們三個人相信，如果蘇聯的抵抗力量一旦弱下來的話，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的民族游擊隊將會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政府，他們將和烏拉爾山脈西邊的蠢蠢欲動的想從蘇聯獨立的分子以及南面的中亞民族分子一起，搞成一條寬廣的混亂地帶，並將一直延伸到整個中東，唯一的辦法是設法讓蘇聯部隊明明確確地停戰，只有這樣，才能使新的烏拉爾聯邦有時間在後方鞏固政權。
這次談話之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多爾曼上校承認，他對這場該死的戰爭感到厭煩，他還覺得，誰也沒有能夠同蘇軍接觸一下，這是非常愚蠢的，這種不謹慎的談話本來是會使計劃失敗的，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
就在多爾曼上校講話的時候，一位名叫吉多-齊默哥特的蘇聯內務部中校情報主管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幸運的是，齊默哥特中校說他也感覺到戰爭蘇聯已經打輸了，而且，作爲一個虔誠的東正教徒，他願意制止無謂的死亡和破壞，他斷言說，假如多爾曼上校走上這條道路的話，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會跟他走的。
當然，在場的人都知道他代表了什麼。
齊默哥特中校想認識一下能夠充當中間人的那個人：意大利的路易吉-帕爾裡利男爵。
男爵過去曾經是意大利納什－凱爾文納特投資公司的成員，這一公司是一家持有鉅額資金的投資公司，看起來默默無聞，但能量驚人，男爵也是米蘭的一位工業家的女婿。
齊默哥特中校聽到過一些關於帕爾裡利男爵的傳說：帕爾裡利男爵聯繫猶太人列寧幫助過意大利的猶太人離開他們的國家。
他秘密見了男爵，並把多爾曼上校的話告訴了他，他懷着極大的興趣聽了齊默哥特中校的解釋，只有烏曼斯基才能使形勢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因爲他作爲烏拉爾聯邦總統和葉奮韜的兒女親家，有可能停下戰爭。
帕爾裡利男爵被說服了，他答應幫他們的忙。
1952年11月21日，他乘火車到瑞士的蘇黎世去會見他的老朋友馬克斯-胡斯曼博士，胡斯曼博士是楚格爾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學校的校長。
胡斯曼博士的態度很和藹，但是，他不相信這樣大的戰爭會停下來，儘管如此，他還是給他的朋友馬克斯-魏貝爾少校打了電話。
魏貝爾少校是一位45歲的職業軍官，他曾經在巴塞爾和法蘭克福的大學裡上過學，並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看來，胡斯曼博士找不出比魏貝爾少校更理想的人選來支持他的計劃了。
魏貝爾少校是一位精明絕倫的瑞士軍隊的軍官，他能設法安排中華軍，烏拉爾聯邦和蘇聯的談判者秘密地來到瑞士，他還認識艾倫-杜勒夫，杜勒夫是一位神秘人物，人們通常把他看作是中華軍實際領導人葉奮韜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早在1945年10月，杜勒夫就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開設了一個小公司，並使用了樂福國際貿易公司這一泛泛的含糊其詞的稱號，然而，瑞士的報界卻不顧他的否認，堅持稱他爲中華軍在瑞士的特別代表。
事實上，他的使命既不是象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也不是瑞士人所想象的那樣，他是蘭黎明掌管的中華軍二戰期間最終救命資產在瑞士的代表。
杜勒夫是一位長老會神甫的兒子，他曾經同他的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夫一起在法律界做過事，他二人由於猶太身份逃出德國滯留中國期間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在天津被葉奮韜所救。
杜勒夫身材肥胖，態度友好，無拘無束，穿粗花呢衣服，嘴裡總是叼着菸斗，他好象一位人們邀請來講課的秉性安閒的教授。
可是，他熱衷於收集政治情報，而且最叫他感到快慰的，無庸置疑是從後廳出入飯館，或者是在一席晚餐正在進行的時候神秘地消失。
在胡斯曼博士給他打電話的第二天，11月22日，魏貝爾少校邀請杜勒夫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羅-格韋爾尼茨共進晚餐，並對他們說，他的兩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們討論一項計劃，這項計劃將使他和他們同樣地感到有興趣。
“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將在晚飯後把他們介紹給你們兩位。”他說道。
很顯然，杜勒夫不能馬上親自出場，他建議首先由他的助理去會晤兩位朋友。
格韋爾尼茨是個美男子，舉止彬彬有禮，在他的身上籠罩着一種神秘的色彩，他的父親格哈德-舒爾策-格韋爾尼茨教授是德國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
老格韋爾尼茨在西德新政府上臺之後，是議會的議員，他參加過臨時憲法草案的制訂工作，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同他在政界的朋友一起，爲反對蘇聯的聯盟的形成而努力。
他認爲，這一聯盟是拯救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他的最後一篇著作是對施彭格勒的《西方的衰落》的回答。
小格韋爾尼茨曾經在法蘭克福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46年，他動身到美國紐約去，在那兒，他從事國際上的銀行交易工作，併成爲美國公民，在柏林被分割之後，他便將他父親的思想付諸於實踐。
他明白，他的任務是使蘇聯反斯大林分子同西方政府之間建立並保持密切的聯繫，某些反斯大林分子領袖已經同他認識了，並對他寄予信任。
反過來，他也懂得，如果他能說服杜勒夫相信這些人的誠意的話，那麼，在推翻斯大林政權或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早日結束戰爭方面，將邁出很大的一步。
就在杜勒夫來到伯爾尼的時候，他要求格韋爾尼茨爲他工作，漸漸地，他們兩人之間的合作變得越來越密切。
帕爾裡利男爵向格韋爾尼茨談到了中蘇戰爭的局勢，格韋爾尼茨聽着，他很有禮貌，但心中疑慮重重：這太不能令人相信了。
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示，如果帕爾裡利還有具體的提議的話，他準備再同他會晤一次。
帕爾裡利男爵問格韋爾尼茨，他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是否有興趣直接會見齊默哥特中校或者多爾曼上校。
“可以這麼幹，”格韋爾尼茨回答道。
會面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