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太平軍抵達長江時，清朝軍事形勢的無望完全顯露出來。皇帝不得不趕緊依仗一度勇往無前的旗人，在較小的程度上依靠綠營。但他發現，雖然帝國的軍隊花名冊上有100萬士兵，卻根本無力迴天。如果說，帝國的軍人們有牢騷，失去了忠心，或者被造反派策反了，那麼這種狀況還好理解。但情況並非如此。漢人部隊的一些士兵在完全脫離組織流散鄉間的時候的確加入了造反行列，但旗人沒有這種情況。造反者對滿人見一個殺一個。這支軍隊曾在乾隆指揮下把天子的勢力推廣到更爲廣闊的疆域和更爲衆多的人口，比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支軍隊做到的都要多，如今在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裡墮落到了軟弱無力的悲慘境地。
就在這個青黃不接的關鍵時刻，一些漢人文官填補了空缺。他們建立起一支新式的軍隊，在沒有得到正規軍多大幫助的情況下，獨力拯救了清王朝。這支新軍叫做“湘軍”，也可以說是湖南軍隊。後來又有另一支軍隊問世，叫做“淮軍”，或稱安徽軍隊，由李鴻章指揮。湘軍和淮軍是向現代中隊發展的第一步。
湘軍的創始者是曾國藩。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江忠源指揮的一支由2000名志願兵組成的部隊發揮了很強的戰鬥力，使曾國藩受到了啓發。由於左宗棠是因湘軍而成名，這裡應該較爲詳細地介紹這支軍隊的組織結構與武器裝備。［10］
湘軍的基本作戰單位是營。1個營有5名營官和500名士兵。營下面有4個哨，1哨可以看作1個連；再往下就是隊，也就是班；還有一支衛隊，也分爲若干班。各級組織和每一級的人數如下：
營官（營長）1名
親長（高級軍士，營長衛士）3名
什長（軍士，營長衛士）3名
親兵（營長衛士）60名
火勇（炊事兵，營長衛士）6名
哨官（連長）4名
哨長（副連長）4名
護勇（傳令兵，通訊兵，每哨5名）20名
什長（軍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軍官總計5名，士卒總計500名
1個隊或1個班通常由1名軍士、10名士兵和1名炊事兵組成。1個哨或1個連由1名軍官和107名士卒組成，裝備如下：
親兵（營長衛隊）
2個隊配備擡炮（輕型臼炮），每隊1門，共24人。
1個隊配備擡槍（火繩槍），共12人。
3個隊一半裝備刀劍，另一半裝備長矛，共36人。
以上合計72人。
哨（連）
2個隊裝備小槍，每隊6支，兩人合用1支。共28人。
2個隊裝備擡槍。共24人。
4個隊一半裝備刀劍，另一半裝備長矛。共40人。
傳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長1人。
以上合計107人。
4哨共428人。
1營總計500人。
這樣看來，1個營的武器裝備包括2門輕型臼炮，48支小槍，90支火繩槍，95把刀劍，95支長矛。這是理論數字。實際上湘軍的裝備凡是能用的都會用上。在這些武器當中，一般認爲小槍是英國人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使用最有效的武器。這是一種老式的大口徑散彈短槍，重約20磅，防守時架在一個旋轉支座上，野戰時架在人的肩膀上。它能充填一把子彈或彈丸，近距離射擊是致命的武器。太平軍在清政府進入市場之前的若干年內曾向外隊大批購買這種武器。他們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勝利，多半是由於優越的裝備。1860年清政府開始採購外國製造的武器，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禁止向造反軍隊出售軍武。到了1864年，湘軍的每個營都有幾隊裝備了改良武器，取名“洋槍隊”，也就是裝備了外國來複槍的班。
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長江流域沒有動物牽引或承載的運輸。在無法使用船舶的地方，男人成爲彈藥、輜重等軍用物資的載運者。每個營都配備了搬運夫即長夫，人數如下：
營屬普通長夫78名。
擡炮隊每隊3名，共計6名。
小槍隊每隊3名，共計24名。
其餘各隊每隊2名，共計56名。
哨長每人4名，共計16名。
總計180名。
長夫和戰鬥部隊一樣享有軍籍，戰鬥部隊的死傷缺員通常由他們來頂替。有證據表明，當長夫成爲士兵時，他們空出的位置往往由當地的長夫來填補，而這些人以後又會成爲戰鬥兵。到了戰爭末期，湘軍有很多兵員並非湖南人。事實上，可以斷言左宗棠收納了許多投降的太平軍官兵來補充缺額，後來當他在甘肅和新疆鎮壓回民運動時，有數百名士兵是從前的太平軍。通常認爲一個完整的營有500人，其實一個整營的總人數爲688人，其中包括5名軍官，2名書記員，1名軍法官，500名士兵，以及180名長夫。
在營以上沒有固定的軍事單位，但是2到10個營可以由1名“統領”來指揮，這個職務可以翻譯爲美國的“准將”，他們通常指揮1個旅的兵力。2個以上統領指揮的部隊，可以從屬於1位“大帥”，這個職務相當於美國的將軍，他所指揮的部隊成爲一“軍”。徵兵體制並非純粹建立在志願的基礎上。皇帝任命某人組織1個軍，規定了編成多少營。於是他就成了大帥。他從自己的朋友們當中選出一些人來當統領，這些人又去挑選他們自己的營官，營官們又任命自己的哨長並主持徵兵。只有來自鄉村的農夫纔會被接收入伍。城市和鄉鎮的居民以及爲衙門當過差的人都被擋在營門之外。於是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一個營的士兵，都是來自若干相鄰的村莊，大家彼此認識。營就成了一個家長制的組織，營官是“父親”，哨官類似於他的弟弟，士兵就成了“兒子”。每個人入伍都要由他村莊裡的某個人擔保。新兵入伍的條件是：農夫，年輕，健康，機靈，在村子裡擁有好名聲。每營都有一本花名冊，登記了每個士兵的姓名、他父母的姓名、兄弟的姓名，如果他已結婚生子的話，還會登記他妻兒的姓名。登記冊上每個士兵的姓名旁邊還有他的拇指印。
湘軍的薪餉是無所不包的。政府提供作戰時穿的制服，但沒有軍禮服。服裝，食物，鞋子，藥品，等等，都包括在薪餉之內。營官每月收入50兩銀子，另有150兩銀子用於僱用書記員、支付醫療費、購置服裝和軍旗等等。全營的經費也歸他接納。按日薪計算，以30天爲1月，那麼每月的經費分配如下：
哨官：9兩
副哨長或“副官”：6兩
軍士：4.8兩
衛士：4.5兩
士兵：4.2兩
炊事兵：3.3兩
長夫：3兩
一個全額營以30天爲1月計算的薪餉總額爲2892.2兩銀子，包括營官的薪餉在內。薪餉一般拖欠幾個月支付。收到經費以後，要支付必要的開銷，而不論如何忠誠的營官，都會把節餘的錢截留下來，因爲他無法確定下一個支付日何時到來。結果是，士兵經常拿不到薪水，而且從來無法當月領到。陣亡士兵的家屬可以領到一筆撫卹金，對於永久的傷殘也有少量贍養費支付。士兵的陣亡撫卹金爲30兩銀子，儘管其他薪酬都會拖欠，但這種撫卹金卻總是及時支付。傷殘金卻沒有如此的保障。
部隊通常每天行軍30至40裡，急行軍爲每天60裡。紮營時不論時間長短，都會挖一道外濠來保護營壘。壕溝深1丈，寬7尺，底部較頂部稍寬；壕溝內側築一道牆，高7尺，寬1丈；在這道牆內再挖一道內濠，尺寸比外濠減半；再築一道內牆，尺寸比外牆減半。士兵住在內牆之內。在無事的時候，每營白天有50人擔任警戒，有敵情時哨兵人數加倍。哨兵分爲每2小時一班，口令在午夜更換。通向營壘的所有道路都設置了障礙。在距離營門大約100米處會建立一個商貿點，鄉下人和商販聚集在這裡跟部隊做生意。湘軍的一些制度是不無趣味的：軍營附近不許吸食和買賣鴉片；禁止賭博；禁止大聲喧譁；婦女不許進入軍營，在任何地點侵犯婦女都是大罪；嚴禁士兵散佈謠言或議論超自然現象；不許士兵在沒有軍官參與的情況下開會，也不許他們秘密結社或信奉怪異的宗教；禁止士兵穿着奇裝異服和色彩明麗的服裝。
據說曾國藩起初頗爲懷疑這些農民士兵的勇氣，因爲中國人通常不會把士氣和泥腳腿子聯繫起來。然而他們戰鬥得很勇敢，離家越遠，士氣越高昂。曾國藩從來沒有機會爲湘軍的勇氣而自責。湘軍很快就威名遠揚，湖南人爲他們的軍隊大感自豪。湘軍繼續徵兵時，據說會有10個志願者來應徵1個空缺。曾國藩的辦法是對高級軍官灌輸長篇大論，大談忠君愛國，這些訓導會一直傳達給士兵。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沒見識過他們那個縣以外的世界。逐漸地，他們獲得了以前未曾夢到過的觀念，自尊心大大提高，軍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士氣萌發。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成爲一支軍隊。
湘軍的總人數是很難估算出來的，因爲湘軍這個番號比其中的每一個湖南人都要活得長。據說湘軍在1856年有6萬官兵，在那時也許他們全是湖南人。後來在鎮壓太平軍的征戰中，許多省份的部隊都進行了重組，與湘軍聯合起來。李鴻章與曾國藩密切合作幾年後，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建立了淮軍。在湖南省內，整個內戰期間保留了大量兵力防衛本省。很難說在任何一個時期，在省外當兵的湖南人的總數是否超過了12萬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湘軍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兵員數量。在許多年內，湘軍在整個帝國一直是對抗造反軍隊的惟一焦點。沒有湘軍，或者說沒有一支類似湘軍的軍隊，那麼毫無疑問，太平軍一定會把清朝推翻。在太平軍的猛攻之下，兩個序列的朝廷正規軍猶如風中的稻草。在湘軍這支新軍之中，就像在任何殘酷的戰爭中一樣，機會對優秀人才敞開了大門，他們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不少來自湖南鄉村的士兵獲得了聲望。若干幾乎一字不識的人在這塊無比看重學術的國土上當上了將軍。
在過去，中國人通常並不十分注重戰爭的藝術。這絕不是說他們擁有悠久的和平歷史，也絕不是說他們不愛爭吵。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樣，同樣有過許多戰爭。自從孔夫子那時候起，公衆輿論的呼聲就在抗議尚武的勳業。中國傑出的詩人很少謳歌武力和軍人。儘管有這樣一種潮流，中國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民一樣，進行了頻繁、激烈而殘酷的戰爭，其程度甚至超過了某些國家。中國人積累了卷帙浩繁的戰爭文獻。或許現存最古老的有關戰爭藝術的論述就是完成於公元前6世紀的《孫子兵法》，如今在全中國的數百家書肆中都能買到。
另一部經典的軍事著作是著於公元前4世紀的《吳子兵法》。這兩部著作成爲後世直到今天這一代人的典範。［11］它們至今也沒有失效，這兩位古代大師強調的一些觀點，在今天仍然跟2500年以前一樣具有生命力。即便在戰爭這樣一個變化萬千的領域裡，也極少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過去的那許多世紀裡，還有許多人撰寫兵法著作，因此中國並不缺乏軍事教材。然而，對於軍事原理的研究，不如權術的研究那麼熱門，儘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即便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衆所周知，直到法蘭西共和國與中華帝國交戰的初期爲止，中文的兵法文獻堪與其他任一文種的兵法文獻比肩。
19世紀軍事力量的巨大進步把中國人遠遠甩在後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軍事行動的技術條件飛躍進步，壓倒了戰爭中處理人爲因素的技巧所取得的任何顯著的改善。中國人在與西方人的首次軍事交手中表現得那麼可悲，致使許多人得出籠統的結論，認爲中國人不會打仗。在中國海岸線上發生的考驗中國人的那幾次戰爭，正好發生在中力衰落的時期，於是人們基於這些經驗形成對中事能力的判斷，而這些結論在不久的將來肯定會得到修正。
註釋：
［1］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1卷，第440頁。
［2］布蘭德：《李鴻章》，第4頁。
［3］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1卷，第17頁。
［4］莫爾斯：《中國的貿易與行政管理》，第100頁。
［5］莫爾斯：《中國的貿易與行政管理》，第100頁。
［6］帕克：《今昔中國》，第33頁。
［7］帕克：《今昔中國》，第63頁。
［8］總數和分佈地點取自黑爾的《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第3頁。
［9］黑爾：《曾國藩與太平天國》，第11～12頁。
［10］此處關於湘軍的資料取材於《湘軍志》，第20卷，第1～8頁。
［11］見E.F.卡爾特洛普的著作《兵書》，其中對這兩部經典做了精彩的翻譯。作者爲皇家野戰炮隊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