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諾獎得主:現在很多科學家更願意去中國和歐洲
作者|本站科技 孟倩
策劃|楊霞清 郭浩
Kurt Wüthrich教授現爲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美國Scripps研究所和上海科技大學教授，他因“發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術測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的方法”和美國科學家約翰·芬恩、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共同獲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2018年10月底，Kurt Wüthrich參與2018世界生命科學大會，並接受本站科技採訪。
1.做科學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你總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會產生巨大的快樂。
2.要想讓中國的科學家到國外去，讓外國的科學家到中國來，讓這個流程變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
3.如果要想從事科學，你必須學會溝通，不僅僅用中文溝通，而且還要用英語溝通。
4.太多人關注於延長生命，怎麼樣保持老齡人羣的健康，在他們死亡之前儘可能的過上健康的生活，這叫做健康的寬度。
中國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更好地利用他們的研究。
2002年，Kurt Wüthrich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2017年12月，成爲首批來滬工作並擁有“中國綠卡”的諾獎得主。
Kurt Wüthrich198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候中國一切剛剛重新開始，而如今現在2018年Kurt Wüthrich說“中國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並且很好地利用現有設備做科研。”當然他自身也是受益者。
出生在瑞士的Kurt Wüthrich在美國、日本以及多個國家都工作過，如今各個國家的科研環境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中國，Kurt Wüthrich表示巨大的投入讓中國的科研有了提高和進步，中國正在做出努力。
事實上拿到中國永居卡的Kurt Wüthrich已經開展了多個項目進行研究，致力於讓老年人能夠活得健康，而不只是壽命變長。不過Kurt Wüthrich認爲中國學生雖然很努力，但是在用英語溝通這方面可以再提升。如果未來想得到更好的對外交流合作，Kurt Wüthrich表示會鼓勵學生學好英文。。
以下爲採訪實錄，本站科技整理：
Q：您是如何開始您的學術研究的？
Kurt Wüthrich：我的科學研究是偶然開始的，我最開始是研究體育運動的，我是專業體育運動員，然後我是想學一些生理知識，使我能夠在運動當中表現得更好。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提升氧氣攝入量，我就是從這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我開始做血紅蛋白研究，還有了一些非常激動人心的發現，於是就這樣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
Q：年輕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棒的運動員嗎？
Kurt Wüthrich：我不是一個非常棒的，我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好，這就是我爲什麼要開始研究我如何在生理學上進行提升的原因。
Q：您能不能給那些想做科學研究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Kurt Wüthrich：我可以告訴年輕人，做科學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你總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會產生巨大的快樂。如果不喜歡自己所做的工作，並且也沒有成功的話，時間就浪費了。但是如果你喜歡你做的事情，即便你沒有成功，你也沒有浪費時間。
Q：您能不能介紹一下瑞士、美國、中國的優勢，三個國家的學術環境有什麼區別？
Kurt Wüthrich：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讓我試着回答你，我想最主要的差別可能是瑞士有很悠久的科研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美國開始做科學研究，系統地做是在二戰期間，他們吸引了很多歐洲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從歐洲移民到美國，這極大得影響了美國的科學發展。所以美國有很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都是二戰後得到的。美國它的學術傳統不像歐洲那麼悠久，不像德國、瑞士、法國那樣悠久，但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在科學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所以美國有了頂尖的科學家。但是現在因爲經費支持的原因，他們可能開始損失科學家，一部分科學家去了歐洲和中國。；中國是從四十年前走出來的，我從1981年就開始跟中國合作，當時1981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組織。從1981年到1984年中國開始加入國際組織，這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現在這個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現在努力做的就是邀請那些華裔科學家回到中國，來推動科研的進展。這是現在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Q：在最近十年這三個國家科學研究進展如何？這幾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區別，他們的戰略有什麼區別？
Kurt Wüthrich：在瑞士，科學研究環境非常好，而且在過去30年當中一直非常好，但是因爲瑞士是個小國家，所以不能做所有的研究。瑞士還是做得比較好，我在蘇黎士的大學，是歐洲最好的，根據上海的排名，我有理由相信它比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都好。我也在美國工作，但是美國目前支持研究的氛圍下降了，事實上1990年-2005年之間環境是好的，現在非常嚴苛，很多科學家離開美國，但是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很多優秀的科學家可以回到中國。歐洲的國家也從美國請回很好的科學家。我覺得在中國，你們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想要和其他國家取得同樣的水平，你們能夠很快的建好新的建築和購買一些昂貴的設備，但是獲得受過良好教育的、能很好地使用這些儀器設備的科學家往往沒有這麼迅速。。我想說現在你們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他們能夠充分地利用這些研究設備。
Q：您提到了建大樓，還有買昂貴的設備，那您怎樣看待中國這種讓科學研究會更好的投入？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在上海有一個研究團隊，就是上海科技大學，四年前沒有大樓，什麼都沒有。但是就在四年的時間裡，建了一個新大樓，非常漂亮；還購買了很多設備，我們現在開始獲得更高水平的成就，並培養教育中國學生。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些事情，很多同事，中國的同事和外國同事都在嘗試這個工作。
Q：所以這是很必要的，而且這對於基礎研究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積極的作用是嗎？
Kurt Wüthrich：你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現在最重要的是國家一直在鼓勵研究，會出現一些年輕學生在某些時候會變得非常著名，或者（這些年輕的學生）至少會獲得紮實的、好的科研基礎，能夠很好的運用這些科研設施，最終獲得很大的發展。你看我們用了兩年時間，花了數十億美元，買了所有的設備。但是你需要用30年的時間才能培養兩代科學家，而中國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
Q：中國如何能夠加強對外合作和溝通？
Kurt Wüthrich：要想讓中國的科學家到國外去，讓外國的科學家到中國來，讓這個流程變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和太太都有了中國綠卡，我們現在很容易到中國來，我現在到中國來可能都不需要護照（意指中國簽證）了，去機場給工作人員看我的居民卡就可以了，現在比兩年前方便多了。以前我們每年都要更新一下籤證，很痛苦，所以如果更多的外國科學家能夠獲得這樣的待遇的話，那麼將鼓勵更多的交流。
教學生外語，教他們怎麼樣溝通科研成果。
Q：所以您提的建議第一點就是要提升我們的口語，還有英語寫作，我們如何能夠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取得進展，能和外國的同事互動？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跟我的學生去就是因爲有語言的障礙，總是有各種誤解。我們通過電子郵件溝通。所以我們團隊當中會專門有人把他們的信息轉換成一種讓人能夠理解的英語，所以在我看來，工作做的好還是不夠的，你還要做好溝通，這也是很重要的。
拿到中國永居卡是件很棒的事。
Q：您剛纔提到了中國的永居卡，如何看待它？平常工作多少時間是在中國？
Kurt Wüthrich：很棒。工作時間取決具體情況，按照需要，一年大概六週，一年來中國五到六次。我要跟我的學生交流，看看他們是不是在做我建議的事情，但是待兩週沒有意義，學生可能需要一個月、六週或者兩個月做實驗，之後我再回來看看他們所做的工作。當然我們還經常通過email、skype跟學生溝通。
Q：那您覺得在中國工作的感覺怎麼樣，跟美國和瑞士相比有什麼不同？
Kurt Wüthrich：這點來說，學生很願意學習，希望能夠成爲真正的科學家。在其他兩個國家，絕大多數都是這樣。我和學生經常互動，我和中國學生互動的方式和我在瑞士、美國與學生互動的方式很類似，唯一的問題就是學生說英語不足夠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有的時候需要另一個人解釋和協助溝通，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如果要想從事科學的職業，你必須學會溝通，不僅僅用中文溝通，而且還要用英語溝通。當今世界，英語就是科學界大家通用的語言，如果這些學生不做出特別的努力，流利的說英語，對科研生涯會有影響。像韓國、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
Q：事實上中國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但是我們沒有說英語的環境，所以我們的口語不太好。跟教授溝通可能不太好。
Kurt Wüthrich：不僅僅是不太好，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糟糕。我很抱歉這樣說，但是你看比如說寫科研論文不好，情形是很不好。也許未來能進步。
Q：從您第一次來中國到現在，中國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什麼樣的轉變？有沒有進步呢？
Kurt Wüthrich：1983年，有一些非常老的教授，大多數人都在牛津或者劍橋的英國留學，非常有名，建立了一些中國的研究中心，比如比如上海生化所，合成了胰島素，解析了它的晶體結構和RNA序列，，這些都是70年代做的，有一些非常小的傑出的中心。我們參觀過這些研究所並且認識這些同事，後來30、40歲的那些人回來了，開始在這個領域深挖，他們開始重新學習科學。但當然也很困難，不僅是科研，在上海，浦東當時還沒有一個大樓呢，那個時候只有一些綠草、樹，但是現在浦東已經成爲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了，所以你看35年的時間已經發生了這些不可思議的變化。當時大學找到好的教授也是很困難的，大部分教授都沒有博士學位。我覺得那是非常艱難的時代，一直到1985年、1988年纔有所好轉，中國又開始重新派學生到國外去，最好的博士生大多數去了美國，然後情形開始發生了變化，我想在這個時期，這個進展成了指數型的增長。
我要儘可能得過上長的健康的生活
Q：您的未來計劃是什麼呢？
Kurt Wüthrich： 在中國目前我致力於基礎科研，科研GPCR的結構和動態性。你知道GPCR嗎，G蛋白偶聯受體。。除此之外，我做過20多年的朊病毒蛋白研究，它能引起瘋牛病，引起人類的疾病，還與阿爾茨海默症相關，我也對老年疾病的研究感興趣，包括阿爾茨海默症和肌肉萎縮，根據我自己最早的教練經歷，我想開始一些項目，來教一些老年人，做一些具體的運動、鍛鍊，來保持他們的肌肉力量。相對於阿爾茨海默症的病人，這（肌肉萎縮）可以影響數百萬人，這是我現在做的其他工作。
我們現在不說壽命了，我們說健康的寬度，享受健康的時間範圍。太多人關注於延長生命，從生病到生命結束有太長時間了，而我們看到有數千萬的中國人已經到了60歲以上，那怎麼樣保持這個人羣的健康，在他們死亡之前儘可能的過上健康的生活，這就叫做健康的寬度。壽命的長度和健康的寬度，讓它們之間的差距越小越好。我會換一種說法，我要儘可能的過上長的健康的生活。
Q：你在NMR方面的研究已經運用於醫學檢查，那麼NMR有什麼進展，在中國的項目如何？
Kurt Wüthrich：我和我的同事，在上海科技大學的同事，計劃配置MRI大型設備，進展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的開發，你不僅是得到一個靜態的圖譜，比如大腦，你測量進入大腦的血流，如果你得了中風，你的血流就停止了，你立刻就可以（在儀器上）看到這個現象，其他方面的應用，比如你讓人（被試者）看股票交易，你看一下大腦的哪個區域隨着股票上升下降做出反應，或者是你讓被試轉變眼睛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他的大腦哪個部分參與了這個活動，比如說你的動手，你大腦的某個區域參與了，這就是fMRI的運用，能夠繪製大腦的不同區域參與身體的功能的地圖，或者智力的功能。
Q：在你的生活當中，你的工作比例佔到了你生活中的多少？在中國、美國、瑞士比例是多少？
Kurt Wüthrich：我大多數核磁共振的工作是在中國，在美國和瑞士我在美國和瑞士，我做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朊病毒蛋白、阿爾茨海默症和肌肉萎縮等。。這很難說，因爲我現在在中國的時間，就像我剛纔說的，就是一年大概兩個月。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時間是每年六個月，剩下的時間我還在韓國和俄羅斯也有一些工作，所以我會在那兒也花一些時間，在瑞士待幾個月。但是你可以看到，科學是國際性的，事實上我在哪裡並不重要，只要在中國的核磁共振方面的工作我都是參與的。不論我在哪裡，這（意指核磁共振研究）也是我科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Q：在您看來，科學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待在這個行業這麼長時間，您的動力是什麼？
Kurt Wüthrich：它非常有意思。我想跟你說，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玩兒，跟年輕人打交道也是很有意思的，從年輕人那裡獲得反饋。我也希望學生說英語像你說的這麼好。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很有意思，如果它們不再有趣，以後我還會繼續做其他事情，目前我會繼續，因爲我會出版更好的論文，我被邀請做報告，人們過來聽，我會得到一些反饋，所以這也是我爲什麼會繼續這個工作。
庫爾特·維特里希（Kurt Wüthrich），瑞士科學家，1938年生於瑞士阿爾貝格，在瑞士伯爾尼州長大。他的父親來自農村，但從事會計工作。
庫爾特·維特里希在伯爾尼大學學習，1964年獲瑞士巴塞爾大學無機化學博士學位；
1977年K.維特里希首先將二維核磁共振的方法用於生物高分子，研究氨基酸和牛胰胰蛋白酶抑制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用二維核磁共振對蛋白質(H-NMR的單個譜峰全部識別的方法；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和位於新澤西州默裡希爾(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後，他回到了瑞士和蘇黎世理工學院(Institute ofTechnology)。
從1980年起擔任瑞士蘇黎世聯邦高等理工學校的分子生物物理學教授，還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斯克裡普斯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2年，他因“發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術測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的方法”和美國科學家約翰·芬恩、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共同獲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
2017年12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華東理工大學客座教授伯納德·費林加與上海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庫爾特·維特里希一起，成爲首批來滬工作並擁有“中國綠卡”的諾獎得主。
多年來，Kurt Wüthrich教授及其研究團隊致力於發展核磁共振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結構和功能，並將其應用於結構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和生物醫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