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更多優秀的作品奉獻給人民（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縱橫談）
核心閱讀
從生活故事中發掘詩意，將“史”的莊重性與“詩”的抒情性有機結合在一起，柳青創造出時代的史詩
路遙的“現實主義”看似尋常，實則不同於歷史上已有的各種現實主義，其中蘊含着路遙的獨特創造，以及他對世界的思考與態度
新時代爲我們打開新的視野，也爲我們帶來了新的經驗。我們要像柳青、路遙和同時代的優秀作家那樣，既紮根新的生活經驗，又充分借鑑古今中外經典作品，創作出真正具有獨創性的作品
創新是文學創作的生命，經典的文學作品無不是創新與創造的成果。時過境遷，我們往往只有回到經典作品產生的歷史語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創新性之所在。柳青、路遙是中國當代文學不同時期經典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他們在自己身處的時代是如何創新的？他們的創作經驗對於今天有什麼啓示？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伴隨中國社會發展向前，不少當代作家在深入開掘現實、彰顯時代精神的同時，勇於突破，銳意創新。他們的作品既是對個人風格的拓展，又是對文學傳統的煥新，啓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學創造創新的可能性，打磨出新時代的新經典。
在火熱的現實生活中提煉時代的史詩
文學震撼人心的力量，究其根本來源於生活。對此，作家柳青做出了最好的詮釋。柳青的《創業史》是當代文學的經典，其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主題、結構、風格、人物塑造上。在主題上，《創業史》雖着眼於蛤蟆灘這個小村莊走合作化道路的過程，但柳青想要回答的卻是“中國農村爲什麼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這樣一個宏大主題。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也是一個具有史詩意識的立意。正是意識到這一主題的重要性，柳青到皇甫村紮根14年，與村民共同經歷合作化的進程，記錄下他們的創業史與心靈史。
在結構上，柳青的《創業史》不同於趙樹理的《三裡灣》、周立波的《山鄉鉅變》，可以說開創了一種新的敘述模式。《三裡灣》更貼近具體鄉村的真實經驗，敘述較爲瑣細，《山鄉鉅變》更像一幅時代變革中的風俗風情畫，而《創業史》則主要以樑生寶與郭振山不同道路的選擇與鬥爭爲主線，在時代的巨大變遷中描繪不同人的生活與心理變化，通過一個小村莊從整體上描繪了中國與中國農民前進的足跡。
在風格上，《創業史》創造了一種史詩性風格。這種風格不同於趙樹理娓娓道來的說書人風格，也不同於周立波、孫犁等人的抒情性風格，而是從生活故事中發掘詩意，將“史”的莊重性與“詩”的抒情性有機結合在一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研究者指出《創業史》更接近於西方小說，但與西方小說相比，《創業史》更貼近我們民族的生活與心理，是一部中國農村合作化的“史詩”。
在人物塑造上，柳青在《創業史》中塑造了樑生寶和樑三老漢兩個典型人物。樑生寶是“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樑三老漢是“舊式農民”的代表，雖然不同時期圍繞這兩個人物有所爭論，但這兩個人物在當代文學中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爲創作《創業史》，柳青閱讀了古今中外諸多名著，他認爲：“一個寫作者，當他完全擺脫模仿的時候，他纔開始成爲真正的作家。獨創性――從形式到內容。人們儘可以對他的作品提出各種不滿足、不滿意，但它是真正的作品。”
賦予形式和技巧以新的歷史內容
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服務於要表達的內容，這是文學創新的驅動力。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經典，也是鼓舞了不少青年人的勵志之作，其樸素真實的現實主義風格很受讀者喜愛。但是，我們似乎很難感覺到其創新之處，相反，與當時文學界風起雲涌的文藝思潮與新意迭出相比，這部作品及其創作方法似乎還顯得有些“過時”。其實，創新與否不僅在於形式與技巧，更在於能否賦予形式和技巧以新的歷史內容――在這方面，《平凡的世界》是比當時的形式探索更加高明的創新。
即就現實主義而言，路遙筆下的現實主義看似尋常，實則不同於歷史上已有的各種現實主義，其中蘊含着路遙的獨特創造，以及他對世界的思考與態度。路遙的現實主義顯然不是批判現實主義，也不同於《紅樓夢》等小說的“古典現實主義”和後來的“新寫實主義”。路遙的現實主義既有之前各種現實主義的某些元素，又經過了作者的思考與熔鑄，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現實主義。這種新的現實主義有批判，但被轉化爲改革的動力；有理想，但並不抽象，而是與主人公的奮鬥緊密結合在一起；它注重生活細節，但並不以盛衰循環的史觀加以描寫，而是通過細節描寫呈現出時代進步的積極心態與現代性視野；它描寫日常生活，但充滿熱情和激情，而不是“零度敘事”。可以說，路遙的現實主義是一種有理想、有方向、有溫度的現實主義。正是在這種現實主義的視野中，我們才能看到孫少平和孫少安的奮鬥故事併爲之感動，才能從《平凡的世界》中看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的發展史詩。
小說中對孫少平、孫少安的人物塑造也具有創造性。他們既與樑生寶、蕭長春等“新人”不同，也與《陳奐生上城》《鄉場上》等作品中所塑造的“舊式農民”不同，他們是新時期的“新人”：既有改革開放之初的蓬勃朝氣和理想信念，又有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爲改變個人命運而奮鬥拼搏，可以說，他們的身上凝結着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
在路遙的長篇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我們可以看到，爲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曾列了一個近百部長篇小說的閱讀或重讀計劃。在完成十之八九後，他談道：“應該認識到，任何獨立的創造性工作就是一種挑戰，不僅對今人，也對古人，那麼，在這一豪邁的進程中，就應該敢於建立起一種‘無榜樣’的意識――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正是這種既借鑑前人，又以“無榜樣”意識勇敢創造的精神，才讓路遙完成了這部經典之作。
“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只有紮根於生活與獨特的生命體驗，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與此同時，要將我們的“生活”轉化成藝術品，還需要借鑑古今中外文學經典，需要創新與創造，需要付出艱苦的藝術勞動。
在這裡，我們需要避免兩個誤區：一是隻偏重於生活體驗，而忽略對經典作品的借鑑；一是隻偏重於借鑑經典作品，而忽略生活體驗。前者貌似有獨創性，但是因爲沒有文化的積累與藝術的積澱，其“獨創性”往往是淺薄、淺陋的，飄浮於空中，經不起讀者、時間與歷史的檢驗。後者貌似有師承、有借鑑、有學問，但卻往往拘泥於經典成規，不敢越雷池半步。
新時代爲我們打開新的視野，也爲我們帶來新的經驗。文學界涌現出不少優秀作品，比如徐懷中的《牽風記》、阿來的《雲中記》、陳彥的《主角》等。這些優秀作品既來自作者的生活與獨特的生命體驗，在藝術上也具有獨創性，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牽風記》取材於徐懷中親歷的1947年劉伯承鄧小平率軍挺進大別山的歷史。在時隔70多年後創作的這部小說中，他化繁爲簡、由實入虛，營造出一種革命、崇高而唯美的藝術境界，將現實主義柔性美與抒情性風格發揮到極致，這不僅是對蕭紅、孫犁、汪曾祺等抒情詩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對他本人《西線軼事》的突破與創新。
《雲中記》寫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阿來選擇一個獨特的視角，以阿巴的回鄉路爲主線，爲我們描繪出一幅歷史與現實、回憶與生活相互交織的斑斕畫面。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拉美經典作品的影響，但阿來所描寫的是中國人的生活，所抒發的是中國人的情感，所寄託的是中華民族的沉思。
在《主角》中，陳彥以現實主義筆法講述秦腔主角憶秦娥近半個世紀人生的興衰際遇，也寫出秦腔及時代起落之間的複雜關聯。憶秦娥是主角，秦腔與時代也是主角，作者以憶秦娥爲線索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時代的面影。在小說中，我們看到包括秦腔在內的傳統戲曲對作者的豐富滋養，作者將之轉化爲觀察並書寫當代生活的獨特視角，爲我們創作出這樣一部優秀作品。類似這樣的作品還有不少，我們的作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書寫着“中國故事”。
2020年，我們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戰略成果，即將迎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節點。很多作家奔赴抗擊疫情、脫貧攻堅第一線，深入生活，紮根人民，正在努力將人民的偉大實踐和現實生活轉化爲優秀作品。同時，我們也要像柳青、路遙和同時代優秀作家那樣，充分學習借鑑古今中外經典作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真正具有獨創性的作品。在新時代，我們需要塑造新的中國人形象、講述新的中國故事，這對當代作家來說既是巨大的挑戰，也是巨大的機遇。讓我們沿着柳青、路遙的足跡，勇敢地進行創造，把更加優秀的作品奉獻給人民。
製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