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中國經濟的外部挑戰與應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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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本站財經智庫 北大國發院

編輯|嶽佳彤 主編|楊澤宇

《中國經濟新動能》是本站財經智庫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出品的高端財經訪談節目，抖音作爲特別支持平臺。針對財經焦點及社會熱點，我們與北大國發院的知名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探討，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探尋在當前形勢與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如何尋找發展的新動能。

NO.08 專訪北大南南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查道炯：中國經濟的外部挑戰與應對思考

【完整版視頻】

北大教授查道炯：中國經濟的外部挑戰與應對思考（來源：C位觀察）

【本期介紹】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外部挑戰？中國製造業的未來在何方？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哪些提升空間？中美中歐關係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這次我們走進北大國發院，邀請到了查道炯先生。他將帶領我們從國際的視角，深入解析中國當前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60S要點速讀：

雖然國外輿論中與中國“脫鉤”、“去風險”的頻率在下降，中國經濟發展繼續面臨複雜的外部環境。我們有必要注意到，特別是在高收入國家，對全球經濟互動的底層邏輯出現了越來越深刻的質疑。從中我們有必要看到未來的中外經濟互動的脆弱存在結構性：第一，經貿往來是否能換得和平？第二，如何把握產品鏈和生產鏈的跨國關聯度？第三，特別是對中國而言，如何應對日用消費品生產技術水平的扁平化？第四，還是對中國而言，應對國際環境變化中的人的因素還應得到更高的重視。

以下爲內容精編：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挑戰

雖然國外輿論中與中國“脫鉤”、“去風險”的頻率在下降，中國經濟發展繼續面臨複雜的外部環境。一些高收入經濟體似乎是完成了降低與中國在經貿、高科技領域降低互動成分的輿論動員而進入執行階段。這是階段性調整還是長期性趨勢，還有待觀察。但是，我們有必要注意到，特別是在高收入國家，對全球經濟互動的底層邏輯出現了越來越深刻的質疑。從中我們有必要看到未來的中外經濟互動的脆弱存在結構性。

第一，經貿往來是否能換得和平？十多年來，“去全球化”、“反思全球化”的呼聲在歐洲和美國的決策精英、學術精英中一直具有吸引力。在他們的視野中，從20世紀80年多開始推動經濟全球化，是期望推動出現一個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開放的世界，從而能給跨大西洋世界帶來和平與穩定。雖然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和2022年開始的俄烏之爭演變成軍事衝突的原因衆多，從歐洲和北約的立場看，歐洲一度力求通過與俄羅斯建立網格化的能源貿易基礎設施等措施來換取持久性的和平環境，但未能如願。俄烏衝突背景下，歐美的精英人士把這個經貿與和平之間關係的底層邏輯向包括臺海、南海乃至東亞在內的其它地區延伸，推論出控制經貿往來反而有利於其自身和平的憂慮。

第二，如何把握產品鏈和生產鏈的跨國關聯度？新冠疫情對全球生產鍊形成了嚴重的衝擊，之前產品貿易全球化的採購便利反而成爲一種掣肘。用通俗的語言表述，“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裡”、“能自己造就自己造”的思維在上升。雖然類似思維並不新穎，但疫情前對跨國交易不確定性的壓力並不明顯，也沒有持續數年的時間。疫情結束後，美國維持其對中國產品的高關稅，理由便是追求其自身供應鏈的安全可控。

對中國而言，還有衆多的境外市場可開拓，但是，歷史上，我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主要在加工業和產品貿易領域，而維繫市場間貿易往來還有大量的中間環節，包括融資、保險、運輸等等。中國一直缺乏類似日本的綜合商社（全球採購、全球銷售），這也降低了在因政治外交原因而被制裁情形下中國在市場實力層面的對衝實力。

第三，特別是對中國而言，如何應對日用消費品生產技術水平的扁平化？高科技、尖端科技領域的大國競爭受關注的程度高，但往往被忽視的是：特別是在剛需性的日用消費品領域，生產技術已經開始扁平化。這個視角有利於理解爲什麼近年外資從中國轉移出去似乎是易於反掌。其實，多數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並不需要高科技，不少中低收入國家吸收新技術並在全球技術鏈條中上升的能力也很快。所以，一些外資把在中國的生產環節撤走，換到其他的國家照樣能夠生產質量和價格有競爭力的產品。這種跨國投資轉移的效應可能是長期性的。

第四，還是對中國而言，應對國際環境變化中的人的因素還應得到更高的重視。人在外交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這裡所說的“人”不僅包括外交官，更包括普通人。在中國的生產企業裡，外國的工人、技術和管理人員比例一直偏低。提高這部分人員的存在，對維繫中國和外部市場之間互動的韌性會起到正面作用。其實，過去二十多年來，義烏、廣州等城市的外貿具有活力，其中外國人常駐所得到的政策是利好因素。這樣的做法值得更多城市借鑑。近期，中國恢復並擴大對一些國家的持普通護照人員來華經商、旅遊觀光、過境等單方面免籤政策，這有利於應對被“脫鉤斷鏈”。

北大教授：中國對一些國家免籤是正確的（來源：C位觀察）

如何應對新的國際環境挑戰

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中國應該怎麼辦？

第一，要努力維持國家全局性的產業生態和活力。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着較大的發展差距，要努力避免國內的產業空心化，特別是中西部地區。

其實，特別是在美國，維繫其“去全球化”的社會性因素便是歷史上它沒有做好國內的梯度轉移。在中國，一些輿論認爲近年美國將其產業政策中推動製造業“回岸”歸咎爲從中國的進口衝擊是一種不友好行爲。但是，這種做法並不無道理。畢竟，在任何一個國家，欠發達地區產業工人也同時是消費者，若是就業不足或失去工作機會，其對廉價消費品的支付能力也就隨之下降，社會問題也會惡化。

所以，中國要注意吸取美國、日本等高收入國家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做好梯度轉移，把在國內比較發達的地方缺乏競爭力的產業轉向國內不太發達的地區，以增強這些地區在國內和國際經濟循環中的自我造血功能。其實，中國的鐵路網、公路網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爲梯度轉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在當下和未來，在國際經濟循環中的競爭壓力都不會降低，但不能因爲一些產業被看成是“低端產能”就將整個生產鏈都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

北大教授查道炯：中國低端製造業未來不只有出海一條路（來源：C位觀察）

第二，發揮產品集成能力強的優勢。近年來，西方一些跨國公司開始將部分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這種轉變一開始被稱爲“中國+1”，後來逐漸發展成“中國+N”。實際上，這種做法至少在十年前就開始了。

過程中，中國在整體上沒能被替代，核心競爭力是產品集成能力。在這方面，與其它中低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優勢是多方面的，包括國內的能源供應系統交通運輸系統，更重要的還有地方政策配套，也包括零部件生產能力的配套。

在繼續努力吸引外資的同時，中國應繼續整合、提高國內的生產配套能力，特別是大力提高“生產性服務業”，這跟製造業一樣重要，是一個大行業。中國不必追求所有東西都在中國生產，但必須保持高水平的集成能力。

如何理解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北大教授查道炯：人民幣已經國際化了，但還有提升空間（來源：C位觀察）

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政治而不是國際金融。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有三個視角。

第一，人民幣已經國際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造了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分配給成員國，作爲其現有資金的補充，這就是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即SDR）。SDR是一個數字，但借款國拿到的則是被納入其中的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綜合國力和改革開放成效的肯定與認可，也成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人民幣結算穩步提升。2023年7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的佔比突破3％。從貿易結算用貨幣看，2023年1月到7月全球貨物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佔比達24％，爲近年最高水準。從這組數據中可以看出，人民幣結算正穩步提升。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因素是用戶羣和便利度。觀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還有必要觀察和研究海外用戶羣體的可選項，其中包括央行、商業銀行、企業和個人。 其中每一類的用戶是否及如何使用人民並，涉及到衆多因素和各自的利益判斷。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我們要相信人民幣的繼續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的過程，最核心的競爭力還是以它計價的產品、服務是否有足夠的不可替代性，也包括使用便利程度。當我們樂見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另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金融風險。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不能操之過急，而是要穩步推進。

如何看待和運籌國際多邊國際組織

北大教授：所有的國際組織都面臨代表全面性和決策效率的兩難（來源：C位觀察）

國際問題的處理途徑，可分爲兩大類：雙邊和多邊。不論是雙邊還是多邊，都是在謀求利益磨合最低公約數。在討論多邊國際組織的用處之前，有必要理解“治理”和“全球治理”這兩個詞。

“治理”在中文裡面有“落實總方針”的含意。比如街邊停車收費，只有在上位法、依之所設立的機構、機構僱用人員這三個條件都具備，收費行爲才合法，街邊有序停車的目標才能得到實現（也就是治理）。在國內事務中，法定的管理權爭議較小，所以“治理”不難理解。

在國際事務中，英文的governance（治理）則和中文的含義不同，它大致的意思是先建立一個機制，再去找可行的辦法，而並沒有像國內場景下的法定安排。所以，“全球治理”、“區域治理”或某個具體議題的治理，應理解爲開放性的政策探索過程。聯合國是最有代表性的多邊組織，但它不具備行使世界政府的合法性或功能。所有的多邊組織都是一種安排，而且在本質上都是一種俱樂部：以共同利益和追求爲基礎，必須有貢獻，參與與否及參與程度既取決於參與方的利益訴求也取決於組織的管理適切度。

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都面臨着一種“兩難”。這主要源自代表性問題。一方面要追求全面，不以國家大小、社會體制、宗教文化論親疏，讓大家都能夠發聲，這纔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過於追求全面性會增加決策達成共識的難度。代表性高，決策效率往往就比較低。

爲了追求效率，可以建立新的組織，建立所謂的微型多邊或者少數多邊的組織。但只要是多邊，就離不開這道兩難選擇題。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爲例，爲維持其廣泛的代表性，選擇了協商一致的決策過程，這就意味着每一個動議都必須得到所有成員都同意。WTO改革進程之所以緩慢，與其決策機制高度相關。

所以，對一國而言，是否加入多邊，加入哪種類型的多邊，是一個開放、動態的選擇。核心是各方自身損益判斷的基礎是什麼。

如何理解和重塑中美關係

對於中美關係，兩國學界和社會上的一些人士都有各自不同的觀察視角。特別是在2017年以來，討論兩國關係的情緒化成分在上升。

隨着“後疫情時代”的到來，中美學者界的面對面交流也逐步恢復。雙方都從圍繞全球性議題開始，例如，氣候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人工智能的規則。這更多是因爲雙方特別是美方學者認爲，只有這三個議題纔是比較安全的。

更直接涉及雙邊利益的議題，一是因爲國際問題學者對國內事務和決策瞭解比較淺顯，二是因爲各自都有“政治正確”的需求，還比較敏感。這樣，交流過程中避實就虛的成分比較高。

很多人認爲中美之間的情緒化交往始於2017年貿易戰。但是，從我所理解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思維來看，自200多年前中美兩個社會有往來開始，美國精英層面在思考對華關係時就帶有一種情緒或者潛意識：美國與中國交往本質是一種“大度”（benevolence）,而中國則應以“感激”（gratitude）作爲回報。

這與當代中國以來，中國的學術精英們所理解的兩國關係的理想狀態不同。天下大同、互通有無、互學互鑑、共同進步纔是中方所理解的兩國交往的本質。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之前，1909年9月，京張鐵路全線建成，打破了中國人不能自建鐵路的斷言。主持修建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曾是通過考試獲得留洋名額，成爲首批官派赴美留學的幼童之一。那時候，美國就有人認爲這是對中國的一種關照，既然關照中國了，中國就要有所回報，要“識趣”。

“識趣”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體制、文化，甚至宗教、安全、同盟關係，都要和美國“站在一起”或者長得越來越像。而中國文化中的底層邏輯是互利共生。中國認爲中美之間互通有無、合作雙贏，生意、技術、知識方面，都不存在着單向的輸血。打個比方，再高明的醫生，如果沒有病人，這個醫生也沒辦法從事醫務工作，更何況醫生也並非免費提供服務。這就是兩國很早以前就在認知上存在的差距。

所以，中美之間交往的心理基礎確實不同，這是從兩個社會接觸以來就開始的，是一種文化性的差異。

近年來，中美之間的情緒化問題表現得更突出，客觀、理性的成分當然也存在，只是在當下還不容易成爲主流。一大因素中國的能力提高明顯，尤其是在技術方面。

目前的局面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不能說哪一方就一定對，也不能說哪一方就一定錯。如果把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兩家公司之間的競爭，其中一家公司有條件、有空間能夠壟斷一個市場，一般不會樂見出現顛覆性競爭的局面？

企業爲什麼會有收購行爲？因爲企業願意做垂直融合（Vertical Integration），收購的目的是爲了壯大自己。被收購的一方則更希望水平融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避免自己成爲產業鏈的最底端。無論在公司層面還是國家層面，這種競爭都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中美之間，或者說任何一對國家之間，都只有不斷地去適應一個不斷變化的國際往來生態的選項。討論和思考中美關係都不能有特殊化、神秘化或者簡單化的思維，若是情緒化敘事，則於己無益。

如何理解和處理中歐關係

發展與歐洲的關係對中國而言當然重要。但與歐洲交往，需要理解以下幾個基本點。

第一，歐盟及其成員國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作用。歐洲聯盟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來，創始成員國有6個，分別爲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現擁有27個成員國，正式官方語言有24種。目前，北歐有一些國家還不是歐盟的成員國。中東歐一些國家雖已成爲歐盟成員國，但接受歐盟的資助，在成員國裡屬於淨受益的一方，所以和其他成員國所發揮的作用不盡一樣。

歐盟是一個基於其成員國部分讓渡主權而形成的區域性組織，其決策機制由“三駕馬車” -- 歐盟議會、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 – 構成。每一個機構都有代表整個歐洲處理涉外事務的權力。此外，歐盟還有專職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所以，具體到一個議題，到底哪一位歐盟高官才代表歐盟立場，往往不容易分清。

歐盟和它的成員國之間對外政策到底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這個過程相當複雜。一個對外政策從有意向到有所表達，到形成歐盟框架下的法律，再變成其成員國的國內法律或政策，要經過很緩慢的過程。所以，與歐洲交往，既要與歐盟的不同機構接觸，也要與其成員國政府接觸，因爲它們誰也沒有代誰行事的職能。

第二，思考中國應該如何與歐洲相處，要注意觀察歐洲在全球事務中的競爭力究竟在哪裡。歐洲社會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其應對方法之一是不斷吸納新移民，同時給新移民設置一個從僅享有經濟權利向也享有政治權利過渡的過程。

在我所理解的歐洲精英看世界的底層思維中，脆弱感比較明顯。這種脆弱感則主要來自經濟地理稟賦的全球性對比。從歐洲看世界，自身未來的增長空間有限。美國地廣人稀，且在自然資源稟賦優良，因此對外政策試錯的空間很大。中國，像戰後的日本那樣，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讓歐洲吃驚，他們認爲中國比日本具有更高的全球性競爭力。

北大教授查道炯：歐洲將自身和美國等大國相比，有一種脆弱感（來源：C位觀察）

在參與世界競爭的過程中，歐洲在軍事實力、資源稟賦、勞動力方面都處於相對劣勢，那麼，贏得競爭的工具之一是爲國際交往特別是經濟設置前瞻性規則。

歷史上，歐洲是多種技術標準和標準組織的發源地。在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歐洲一直保持定力，零排放、碳中和等目標源自歐洲，對進口商品徵收碳關稅也是歐洲發起的規則。當然，設置這些規則都是以保護歐洲業已取得的成就爲前提。但當歐洲以人類的未來、地球的未來、全球的利益作爲其向全球推廣相關規則時，就有了一種道德高地。

第三，與歐洲交往，要走出傳統的“大國”、“小國”之分思維。歐洲的官員、學者經常提到Normative power這個詞——在國際事務上它要形成示範。這實質上是在提示外部世界：以國別經濟總量等指標定“大國”、“小國”並不符合歐洲的價值觀，歐洲要在國際事務中要維持獨立性，不願也不會被任何國家所利用。

特別是在經貿領域，中國與歐洲互動的過程中，有必要重視歐洲立場背後的價值觀。我們不難注意到，近年，美國盡力在高技術領域拉歐洲一起與中國進行排他性競爭，但歐洲還是較高程度的剋制，其中的價值觀之一便是技術進步和科學知識分享有利於全人類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歐洲不像美國那樣容易情緒化。中國在處理與歐洲的關係時，不應以國家大小或者經濟總量去判斷與哪些國家合作，而是要着重根據具體的項目來做判斷，綜合考慮產品、服務、行業間的利益契合程度。

第四，應開拓與歐洲在第三方市場展開合作的空間。不論如何解讀歷史上歐洲在發展中國家的足跡，當下和未來中國在其它中低收入國家開拓市場時，都應注意到那些社會與歐洲在法律法規、商業網絡和規則、人文交往等領域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過去二十多年來，歐洲積極推動與中國一起在非洲等地區展開三方發展合作，特別是在抗瘧等醫療衛生等領域，取得了不少成就。

其實，在所有的國際經濟交往活動中，每一方都既有自身的長處也同時難免有盲區，三方合作有利於擴大視野，降低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邊幹邊學”過程中的學費成本。

編外：人生分享

我的家鄉在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小學三年級時，我因爲得了麻疹而輟學一兩個月，住在家長搭建的臨時茅屋裡，靠中草藥和父母的照顧而度過了難關。

我父親是一個走鄉串戶的手藝人，做木杆秤。我生病的時候，他在地攤上找了一本《中國地理》給我看。我父親是上過私塾的，是村裡少有的文化人。他問我對那本書的讀後感。我說想去書中提到過的一些地方看看。他告訴我有三個方法：一是當兵，但我體質太差，二是跟着他去，但他沒有那個經濟能力，三是作叫花子，什麼都不用學，但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我聽明白了父親的意思，只要我努力，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中國地理》這本書以及看書之後父親跟我的交談，對我後來的成長影響特別大。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對於快樂的看法從我作爲老師的角度來看，快樂來源於找到了自己感興趣，同時又符合社會需求的事，從小事做起，快樂和進步就都會來到我們的身邊。

看似一本普通的書，卻徹底改變了北大教授的命運（來源：C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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