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讖緯日本：奧運vs.國運
文／周萱
主辦權賄賂疑雲、百年一遇大流行傳染病致賽事史上首次延期、開幕前五個月奧委會主席臨時換帥、「3·11」大地震餘震再起……這場東京奧運會命途之多舛令人感慨，且至今仍因日本疫情未穩及疫苗接種緩慢，取消呼聲不絕於耳。
但日本官方對奧運信念未減，這不僅是爲避免前期投入的154億美元付之東流，也不只是首相菅義偉出於自身政治前途考量，還有日本向來對奧運會賦予的超然象徵意義：國運。
雖然日本官方從未也不會公開將國運與奧運聯繫起來，但被政治世家（不少高層都親歷二戰）把持的日本政界，想必都對「國運論」有一定程度的信服。即使年紀較輕、出生平民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在2月19日充滿希望地指出，奧委會主席換帥可讓日本由危轉機、重新出發，並指曾七次征戰奧運的橋本聖子出任主席乃是「天命」。
相較於歐美對「國運」概念的無感，東亞尤其是中日兩國，有關「東京奧運及日本國運」的討論正愈發升溫。事實上，日本學界本就有「國運輪迴」一說，著名歷史學家半藤一利就曾指日本近現代國運呈40年一輪迴的特點。而奧運會恰好多次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出現了「奧運與國運冥冥之中有一定關聯」的迷思。
日本近現代的第一個輪迴，即爲1865年開始的明治維新至1905年日俄戰爭，彼時日本迅速透過工業化走向富國強兵之路，並憑藉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場豪賭，先後擊敗亞洲傳統秩序中心的中國以及歐洲五大強國之一沙俄，直接躋身列強，徹底擺脫1853年的「黑船」之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短短40年就從被迫打開國門的封建小農島國躍爲亞洲第一強國，日本爲奇蹟般成長的國力和如有神佑的運勢備感鼓舞，而這也成了此後全國狂熱擴張思潮之基礎。
在1905年至1945年的第二個輪迴內，日本因過熱軍國主義踏上了毀滅之路。
在1910年吞併朝鮮半島，並於1919年作爲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與美英幾乎平起平坐後，日本舉國信心高漲，再加上多年忠君愛國教育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等擴張思想的潛移默化，向外擴張成了日本軍部、各政黨和民間諸多團體的少有共識。1931年日本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後的舉國歡騰，甚至緩解了日本國內因美國1929年經濟大蕭條造成的社會混亂。
懷抱着戰無不勝的狂熱想像，日本終於和口頭上倡導「民族自決」的美英盟友決裂，高舉「武運長久」的旗幟踏上法西斯之路。
向來爲和平標誌的奧運會也成了帝國工具。日本1936年說服盟友義大利放棄申奧，拿下1940年的主辦權，希望透過史上「第一場東方奧運會」紀念皇記2600年、展現亞洲人優越性，同時也計劃複製納粹德國1936年利用大規模聖火接力彰顯國威的模式。島根大學法律人文系副教授濱田幸繪指出，即使日本因深陷戰爭而在1938年交還了舉辦權，但仍進行了「聖矛接力」，將祈願戰爭勝利的「矛」從伊勢神宮傳遞至明治神宮。
最終，這場中途流產的奧運會作爲軍國道路的副產品，被一併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裡。
1964：映照戰後黃金年代
在戰爭瓦礫中，日本國運踏入了新的週期，半藤一利認爲該週期是從1952年（日本結束被軍事託管）至1992年（日本股市和地產泡沫紛紛破裂），也有觀點認爲是從1945年（二戰戰敗）到1985年（日本在美國施壓下籤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但無論如何，1964年東京奧運會都是這個戰後重建黃金年代的輝煌時刻。
在二戰戰敗後，日本聲名掃地，與德國一道被1948年倫敦奧運會拒之門外。爲展現改頭換面的和平面貌，日本從1952年便開始積極申奧，最終在1960年獲得了1964年奧運的舉辦權。
彼時日本傾舉國之力投入約30億美元用於場館等各類基礎建設，快速拉動戰後經濟，並趕在開幕式9天前建成了東海道新幹線，成爲首個擁有高速鐵路（時速超過 200公里）的國家，打響日本製造的名聲。甚至天公也作美，歐亞大陸21研究所理事長吹浦忠正指出，開幕式當天碧空如洗，「猶如一攬了全世界的藍天」，而前一天晚上還是暴雨傾盆。
另外，由於當局嚴格規範國民行爲，給國際社會留下了禮貌好客的印象，加之日本運動員獲得了總獎牌排行第三的史上最好成績，這場因美國衛星技術而首次向全球轉播的奧運會，對日本修復國際地位、激發國民士氣以及刺激經濟發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儘管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期間有諸多標誌性時刻，但1964年奧運會無疑是其中一個里程碑，也自然擁有了象徵國運昌隆的超然意義。
但後來歷史的推演似乎證明了日本國運輪迴的再次啓動，該國在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進入了痛苦的停滯階段。
長期通縮造就了「低慾望社會」，年輕一代缺乏野心，即使是利率爲負也不願借貸創業。企業投資時也瞻前顧後，在羣雄逐鹿的網路時代鮮少冒出大型科技新創公司。缺乏拚搏的時代精神已不利於國家發展，少子高齡化的趨勢更讓人憂心。再加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給整個國家留下巨大傷痕，社會瀰漫着末日般的悲觀情緒。
2020:失落30年能逆轉?
是以，日本當局在2011年7月暌違半個世紀再次籌備夏季奧運會申請時，想必希望複製1964年的奧運會神話，推進災後重建、重振國民士氣乃至扭轉國運。
在日本2013年申奧成功後，當局設想先透過「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使經濟呈現出復甦態勢，2020年東京奧運會再作爲「第四支箭」進一步拉動基礎建設、旅遊業和消費業。再配之主打先進科技的2025年大阪世博會，激發科技業界的創新能力，日本或能迎來曾在1985年結束的新一輪國運上升期。
但且不說安倍晉三的「第三支箭」從未真正推行，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對日本經濟的強力打擊，以及奧運被迫延期一年、能否舉行仍然存疑，似乎將日本的運勢又打了回去。不僅前期154億美元投入或收不回本，國民信心工程也化爲幻影。
不過，即使標誌性事件往往可以充當一國扭轉運勢之加冕禮，但最關鍵的無疑還是國家政策和國際大環境的相互成就，與其寄希望於奧運象徵國運的迷思，反倒不如對外全面穩定與鄰國的關係，鞏固東西方的銜接，畢竟日本可以在東西合作中發揮橋頭堡般的作用；對內則要真正落實結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