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重啓與變奏

劉剛/文

科學的由來

“科學”一詞，唐代就有，原指科舉之學。唐朝詩人羅袞撰《倉部柏郎中墓誌銘》就有“近代科學之家”一說，其意爲：唐以來致力於科舉之學的家庭。

奈良時代，日本唐化，把科舉制也拿來了，用了好幾個時代。到了江戶時代，就行不通了，改以“學問吟詠”。當然，也有人說，它是“江戶版的科舉制”。不管怎麼說，作爲一種制度安排，科舉制被取締了，江戶人放下了一個歷史的包袱，卻留下了一種制度的優雅。

總之，近代以前，日本已無科舉制，亦無與之相關的“科學”，但這並不妨礙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拿它來對譯西學。

當“科學”在日本興起時，“科舉之學”還在中國保留，直至20世紀初，清朝將亡而告終。期間，“科學”一詞，經由明治人維新以後，迴流中國，以“分科之學”取代“格致”。

中國傳統裡，早有“格物致知”一說，其說最早出自《禮記·大學》“八目”中的“格物、致知”二目。宋儒以“格致”入《四書》，而爲“格物窮理”說，並開啓“格致之學”。據董光璧《中國科學傳統及其世界意義》所言，北宋“格致”第一書，爲《格物麤談》，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其後，有人爲朱世傑《四元玉鑑》作序，亦將其視爲“格致之學”。

元時延展，元人朱震亨將其醫著名爲《格致餘論》。明時尤盛，不但李時珍將本草學稱作“格物之學”，其他如明曹昭以文物鑑定作《格古要論》，胡文煥輯古今考證成《格致叢書》等，當西學進入中國，便以“格致之學”來對譯“science”了。

科學一詞，其本義，出自拉丁語scire，其名詞形式爲scientia，進入法語後，以法蘭西人發音，演變爲science，意指“自然知識”，後入英語，science演變爲科學。

由於古漢語中缺少與“science”對應的詞語，故明清兩代學人便以“格致”對譯，最早這麼譯的，就是徐光啓。1607年，他在《刻幾何原本序》中稱讚利瑪竇，“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而“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也就是“科學”。

受其影響，傳教士亦如法炮製，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作《空際格致》，以“空際”名自然，爲“自然格致”。以其言亞里士多德“四元素”說，可見其爲“自然哲學”。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譯《坤輿格致》是關於礦冶學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康熙帝《窮理學》60卷，乃當時來華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總彙。

王揚宗在《漢語“科學”一詞的由來》中這樣說道：用“格致之學”對譯西方科學有一大好處。好處何在？原來，中國人對西洋事物不遜，早期譯名，都要加一“口”字偏旁以示輕蔑，多虧徐光啓，用了“格致之學”這樣一個好名字，爲西方的科學“正名”，這纔在中國立住了腳跟。

那時的日本人跟着中國亦步亦趨，也開始接觸西學，因爲當時的荷蘭人號稱“海上馬車伕”，縱橫四海，萬里遠航，來到東洋，雖然受挫於中國民間海權，卻吸引了日本的目光。於是，漢學以外，蘭學新開。接着，英國打敗了荷蘭，英文接踵而來，科學取代蘭學，日本開始了科學的歷程。

當“科學主義”已在日本氾濫時，中國士人卻依舊陶醉在明末清初的思潮裡，從徐光啓主張的“中西會通”轉入到“西學中源”去。

“西學中源”說，與“格致之學”相輔而行，然其初亦不爲無據。明中期以後，洋帆東渡，西學亦來，滔滔而至者，或持幣，或操船炮，或奉天主，都是手握利器，逐利而來。

當其還時，又豈能空手而歸？無論絲瓷茶，抑或儒釋道，都被來者帶回西方，尤其中國王權及其國家樣式，彷彿天然文藝復興款，深受方從政教分離中解放出來的歐洲國王的歡迎。如何做君主？光有一本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是不夠的，還要參考兩千年來經久不衰的君主制的中國樣板。

於是乎，“中國風”在歐洲宮廷裡流行起來，不但消費主義的東方文化品位登堂入室被請入貴族之家，連國家主義的代表孔夫子，也成了來自中國卻被歐洲關注並接納的哲學家。而推崇中國文化的西哲伏爾泰和萊布尼茨，則被人稱作“歐洲孔夫子”。啓蒙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希臘乎，中國乎”歐洲向何處去？

於此背景下，而有“西學中源”說。此說起於明末，清初得以傳播，連康熙帝都來發聖旨，說“古人曆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西洋算法原系中國算法”，這樣說來，除了文化的偏執，還有國家的傲慢，皇帝說了，誰敢不信？

於是拿出“證據”來，有人從《史記》裡找了一句“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還有人提到孔子說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樣，西學就成了中學的“後裔”。

其時，較有分量的兩部書，值得我們一提。一部是康熙時期陳元龍的《格致鏡原》，百卷，30大類，子目千七百餘，舉其內容，上及天文，下涉地理，無物不包，無器不具，能以“格物”之博學，發“致知”之深思；另一部，是乾隆時期阮元的《疇人傳》，46卷269篇，記述上古至清嘉慶年間天文、數學、曆法等方面的專門學者275人，另有西洋天文學家、數學家和來華傳教士41人。

在書前凡例中曰：世襲之業爲“疇”，師承家學爲“疇人”，故“是編以‘疇人傳’爲名”。阮元本人也是一位“疇人”，對“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頗有興趣，認爲“數”爲六藝之一，“儒者之學，斯爲大矣”。其《疇人傳》序曰：術數之妙，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

西學的轉型

阮元將西方科學納入考據學，他提出了兩個原則，一是“儒流實事求是之學”，另一個是“融會中西之學”。因此，科學能以“格致”之名，普及於中國。

然其弊在於，偏離了科學方向，沒有走向實驗與數學相結合，而是從中國的古代文獻裡尋找西方科學源頭，把科學變成了考據學，在經史子集的中國傳統裡，被乾嘉考據學淹沒，其後，雖在洋務運動中復活，但已轉向“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了。

從徐光啓到阮元，尚可見“格致之學”的初心，亦即中學與西學本來“會通”，在“會通”中，可以“融會中西，歸於一是”——成其一種如萊布尼茨曾經追求過的“世界科學”。

徐光啓言及利瑪竇時，言其一人兼具三學：“奉天事主”，神學也；“格物窮理”，當爲理論科學；而“象數之學”，則爲應用科學或技術，二者統稱即“科學技術”。原以爲，徐氏劃分，基於中學傳統，後來發現，它出自《西學凡》，“西學”之名於中國正式發表，始於是書。

是書分爲六科：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作者艾儒略，亦傳教士，利瑪竇死後來華，滬上傳教時曾寓徐宅，得徐氏相助，故徐氏之於《西學凡》可謂深知，其“格物窮理”說，就出自《西學凡》的“分科之學”第二科“理科”。

是書雖未以“科學”爲名，卻帶來了一個科學體系，由此可知，中國人對於西方科學的瞭解，在明朝萬曆年間就開始了，原不必待兩百年以後讓日本明治人來搶“科學”風頭。

於是，難免一問：何以萬曆人以及那時的傳教士們，不以“科學”爲名，而以“西學”相稱？對此一問，我們認爲：一來，中國早有“科學”——“科舉之學”，故當避之；二來，西學東漸和歐洲啓蒙時代“中國風”，共同培育了那時的一個理想，一個以“孔耶同源，中西會通”爲代表的世界統一性的理想。

那是17世紀全人類的一個最偉大的理想，不但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在歐洲宣示了這一理想，就連洛克也將他的《中國筆記》放在了他在英倫的案頭上，作爲他寫作《政府論》的參考。而一波又一波的傳教士們，則將這理想帶到中國來了，他們穿戴中國士人衣冠，好一副中國書生模樣，而經歷了心學思想解放運動的中國啓蒙時代的士人，也爲他們到來，做好了迎接的準備。

除了徐光啓，還有李之藻等晚明士人，他們投入天主懷抱，接受宗教洗禮，與其說是因爲信仰，而毋寧說是爲了東西方啓蒙時代孕育的那個世界統一性的理想，竟然全身心投入。他們同傳教士一起，在中國思想的領空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孔耶同源”，那是神學大旗，一面是“中西會通”，那是哲學大旗。兩面大旗，就一個風向，那就是“會通”。

“孔耶同源”，是中國天道與西方天主的“會通”，而“中西會通”，則是中學與西學的“會通”。正是在這兩個“會通”中，孔子成爲了歐洲啓蒙時代的一個世界性的哲學家，而且中學與西學的“會通”，在哲學上達成了“格物窮理”的共識。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對《西學凡》的“六科提要”，“凡也者，舉其概也”，也就是“提要”的意思，“提要”如下：

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

以“小學”言“文科”，把“文科”說小了。清初“小學”，指的是考據學工具箱裡必備的學術工具，諸如基於音韻學和訓詁學的文字學和文獻學，而“文科”範圍，當不止於此。“理科”也一樣，用“大學”說“理科”，就把“理科”說到《大學》“八目”裡的“格物、致知”兩目上去了，這樣一來，“理科”——理論科學，就被說成了“格致之學”。

其餘如“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這是指文、理二科的應用科學。而“道科”爲神學，言其“在彼法中所謂儘性至命之極也”，這就說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易》裡去了，總之：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略似。

由此可見，官家《四庫全書》已經認可了“西學”，並在“格物窮理”這一點上，同《西學凡》達成共識，以此爲起點，開始了以“格致之學”爲標誌的東西方學術共同體建設。

明人楊廷筠在《刻西學凡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有關西書七千餘部的說法，因爲他聽說了有“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而《西學凡》，有可能就是對這七千餘部西書的提要。艾儒略本人，在《西學凡》中，也言及西書入華“旅人九萬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翻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而《西學凡》也只是他爲此目標開了個頭。

“西學”之名，雖由《西學凡》問世，但率先提出來的，並非艾儒略，而是高一志，他先於艾子作“西學”一文，以此介紹西方教育體系及其知識構造，卻因“南京教案”而入獄，被遣返澳門，故未刊發，後收該文入其《童幼教育》一書中。

晚明士人中，最早接受“西學”一詞並撰文表示的，是閩人葉向高。艾子早有入閩打算，因閩地“山道崎嶇，語言難曉”而未果。適逢葉氏退職歸裡，途經杭州，二人於楊廷筠寓相識，便隨葉氏入閩。其時，剛好《西學凡》在杭初印，葉氏因之而能得此“西學”風氣之先，故亦作《西學十誡初解序》一文。

這是中文裡，最早出現“西學”一詞的文章。應知“西學”初來中國，並非來與“中學”對立，而是來與之相應，這是中西文明相互包容、惺惺相惜的表現。

萬曆時期，不但西方流行“中國風”，而且中國掀起傳教熱，那時，明朝的高官可以入教，可受洗禮，傳教士也可以來到皇帝身邊，在皇帝身邊傳教，並向皇帝講解“西學”。從萬曆到康熙，中西文化交流有過這麼一個蜜月期，可惜的是，這個蜜月期因教會內部分歧，被教皇終止。

終止的原因，是由於禮儀之爭，教會對中國人“祭天、祭祖、祭孔”看法不一，帶有人文主義傾向的傳教士認爲，“中國三祭”屬於自然神學，而偏向宗教信仰的傳教士則認爲是無神論，最後，由教皇來裁決，教皇屁股決定腦袋，定爲無神論。

就這樣，導致了趨於統一性的東西方文明的一次大決裂，在西方，中國風變成了反中國風；在中國，傳教熱變成了反洋教運動。中學與西學，從同構轉向脫鉤，從對應轉向對立。

《西學凡》便是中西同構的產物。從中，我們可見艾子基於對自然神學——天理、天道的認同，而對中學與西學所作的同構——理科、道科設置。如果說“理科”是自然哲學，那麼“道科”就是自然神學，在當時的西方學術規範裡，科學從屬於哲學，哲學從屬於神學，而自然神學就要從天理、天道走向天主。

可惜了！中西不通，格致道斷，艾子“西學”擱淺，止於“提要”階段，原來預計花十幾年時間翻譯7000餘部書的計劃，就此打住，清初學者，轉以西學入考據而爲“西學中源”。

然而，在日本，卻未有此等“西學”煩惱，西方傳教士不會跑到日本去稱“西學”，因其文明的分量和體量都不夠，在東西方文明的天平上，能代表東方來與“西學”作對稱的，唯有中國和“中學”，這是西方的特許——被西方認同，也是中國的特權——可以掛“西學”牌，開“中學”店，以此“融會中西”。

而日本之於西方，則不具有文明整體的代表性，故其着眼於具體，分地域，擇取國別以稱之，而有其“蘭學”、“英學”；分“學域”，擇其學科以名之，而有其“分科之學”。從“分科之學”出發，使“科學”脫離學科的侷限，取代“格致之學”，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則是日本人的功勞。

就這樣，“科學”的概念出現於明治時期，始於1874年的明治七年左右，最早使用這個詞的，還是福澤諭吉。其本義，指“分科之學”。科學之“科”，意味着學術專業或學問領域，以及確認各科學問的專業範圍，因此，“科”是一種研究性的分類方法；又，在分科的基礎上，每一學科必須以實驗爲前提，作爲究明事實的實證性方法論，方可謂“科學”。

福澤諭吉《勸學篇》說，明治時期“科學”已不容置疑，伊始，人們對於科學，懷有宗教般信仰的感情，任何事物若不加以“科學性”的說明，人們就不會相信，若被判定爲“非科學性”，那就等於宣判其非法，並且剝奪其存在的合理性。

“科學”雖非由日本人創造，而是從中國文化撿漏，但他們確實撿到了寶，“科學”之於清朝，不但明珠暗投，投到考據學的深淵裡去了，而且走錯了道，往“西學中源”上走了。

以福翁之博學，他當然知道中國傳統學問裡的“格物致知”，並且應該懂得明清以來的“格致之學”，他爲什麼不走中國老路駕輕就熟？也許他看穿了這條路——此路通往“西學中源”，“中源”一出，科學就走到了盡頭，這叫做“走科學的路，讓科學無路可走”。當然，此在清朝，“科學”被溯源至《考工記》了。

在一本失傳的《考工記》裡，科學還有路可走嗎？在科學史裡，“科學”失蹤，過去找不着，未來沒有了。於是，福翁告別“格致”走自己的路，走向“一科一學”。他不但分科，還爲各科下定義：所謂地理學，是日本國乃至於世界萬國的風土嚮導；所謂物理學，是一門考察天地萬物的性質並探知其動向的學問；所謂歷史學，就像一部書，以年代記載、詳盡詮釋、索引萬國古今的情狀；所謂經濟學，與其說事關一身一家一戶，而毋寧說是總天下爲一戶的生計；所謂修身學，主要強調尊重人的本性，以闡明與他人交往處世的修身之要。

正是“一科一學”，成就了日語“科學”一詞。本來，科學就是科學的事，分科而已，無需國家主義的試金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劉剛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