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類價格戰，中國創新的兩個方向

混亂的價格戰

今年以來新能源汽車價格普遍下跌。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23年，國內汽車行業利潤率爲5%，2024年1～4月，汽車行業利潤率進一步下滑至4.6%。

目前，國內上市的18家車企，6家虧損，另外12家利潤之和只有963億。還不如豐田一家的利潤。2023財年，全球銷量第一的車企集團豐田汽車，淨利潤達到了4.94萬億日元，摺合人民幣約2304億元。

財務狀況背後，是新能源車行業整體產能利用不足的行業趨勢。2023年新能源汽車的產能利用率僅在57.47%。產能不足，各家爲提升產能利用率，提升銷量，才陷入價格戰。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場化的融資熱。國資和地方政府，助推了產能過多的趨勢。在新能源車的大潮下，地方政府紛紛將其列入“十三五”“十四五”的重點發展方向，出資、出土地、出資源，積極引入相關產業投資。

根據各省市“十四五”規劃、在建項目及車企產能計劃，到202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總產能預計可達3661萬輛，接近2023年產量和銷量的4倍。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光伏產業。目前，多晶硅的開工率，個別頭部企業可達到80%，但整個行業開工率低，大部分企業的開工率維持在50%到60%。更極端的，目前，國內有超過6家企業工廠停產。

價格戰也毫不意外地出現了。目前，光伏組件的主流價格由2023年初的1.8元/瓦降至年底的0.9元/瓦，降幅達到50%。

價格戰的原因，同樣是產能過多。隆基綠能董事長鍾寶申認爲，2023年光伏行業產能大幅度增加，產能過剩，本質上是非市場化資源配置導致的。

資本市場，地方政府的招商意願，都推動了產能過度擴張。

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認爲，企業擴產有四個原因：企業願意投，地方政府支持，金融機構融資便利和其他行業的跨界意願強。

另一種混亂

上世紀80年代，電視機在中國快速普及，錄像機也開始進入家庭。在國有模式下，中國的電視機生產出現了“混亂”，爲避免價格戰，避免市場的混亂，政府主管部門決定，把全國九家錄像機定點企業聯合在一起。

1992年，在政府的“協調”下國內九家錄像機共出資20億元，成立中國華錄電子有限公司；1994年4月，錄像機產品開始量產。6月，華錄與日本松下合資成立了華錄松下公司，各出資240億日元。但美好的前景被VCD的出現打亂了。

集中力量辦大事，變成了集中力量虧大錢。

由於VCD整機組裝技術簡單，珠三角的小電子廠遍地開花。1996年，中國市場上大約有600家企業在生產VCD，其中頭部有50家，包括愛多、新科、萬利達、先科、小霸王、步步高，也有一些外國品牌如三星。中小品牌大約200家，其他都是作坊式小廠。這些廠家總的生產能力達到1200萬臺左右。

愛多VCD在1996年下半年率先降價，1997年，愛多大幅度降價，新科、萬利達等大品牌跟進。用現在的話來說，其實就是資本燒錢，央視標王、價格戰，競爭激烈，無數品牌倒下了。

VCD的混亂，其實也是一種創新。這正是所謂的“破壞性創新”。和一般的理解不同，“破壞式”最初的意思指的是低價、低品質的方式，針對特殊的消費族羣，突破現在市場預期的消費改變。VCD在當時其實是個落後的技術。當時西方正在從錄像機轉向LD光盤，但這個東西對中國市場來說太貴了，就出現了這種以相對低價低品質來獲得市場、獲得產業的方式。

實際上，馬斯克的火箭也是如此，是一種成熟技術的組合。蘋果4的出現，也是組合了成熟技術。

混亂自會找到秩序

VCD大戰，在混亂中產生了秩序，帶動了產業鏈發展，鍛鍊了人才。

VCD大戰中的贏家之一是步步高，日後這個體系發展出了vivo、OPPO，步步高董事長段永平後來又慧眼發現了拼多多的黃崢。

美國的芯片行業也是如此。1990 年，有20家廠商宣稱開發個人電腦用3D 顯卡芯片，1996年更急速膨脹到70家。但2000年，隨着技術難度增加，互聯網泡沫破掉，快速縮減至12家。隨後，又快速縮減到2～3家，英偉達、AMD形成雙寡頭競爭，Intel主打集成顯卡市場。就此，生態穩定下來。

在發展過程中，2006年，英偉達提出了通用計算概念。現在，GPU涵蓋了從挖礦、區塊鏈、元宇宙到人工智能。如今，英偉達已經成爲全球人工智能的基礎。

對於黃仁勳來說，當時他的芯片已經有了這種技術潛力，他必須爲自己的技術找到出路，找到新的市場。所有企業家都會做這件事，爲自己的技術找新的出路。這就是混亂轉向有序的機制。

如果美國政府在30年前提出：這麼多工程師用於製造顯示芯片，來滿足人們的遊戲需求，這是浪費了美國的科研力量，是混亂的。那麼，混亂就失去了轉變爲秩序的機會。

當我們現在發現芯片和人工智能的關係，覺得是一個好秩序的時候，它必然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東西了。獲得領先的機會，只會出現在混亂的時候。

所以，創新孕育於混亂。識別混亂之中蘊含的秩序，要靠企業家的才智——最終是黃仁勳們在美國的芯片競爭的混亂中，慢慢找到人工智能之路。

市場原生態的混亂 vs. 補貼之下的混亂

市場混亂之中可以孕育秩序，發現創新，那麼，光伏和新能源車混亂的價格戰，和VCD市場，美國顯卡芯片的混亂又有什麼不同呢？

答案是，前者是一種依靠補貼、政府推動的市場混亂；後者，是一種市場原生態的混亂。

兩者有什麼不同？

企業家的行爲本質，企業創新的本質，實際上是“用自己的錢”去冒險，在風險收益之間進行權衡，這是企業家最本質的特徵。那麼，市場原生態的混亂，是無數企業家費盡自己心血去確立的邊界，從自己、子孫的角度，去長期地判斷，該把自己企業參與競爭或冒險的程度確定在哪裡。無數個企業家的“私人財富”“分散知識”，共同組成了一種市場化的混亂。

但地方政府參與到有風險的技術創新當中，權衡的邏輯肯定是完全不同。他會想到政績，而政績肯定不會考慮到三代。他對於風險的考量，講究的是程序上的安全，比如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但實質性的損失，對他並沒有太大影響。所以，這又會產生內部人控制的問題。

具體來說，這兩種類型的混亂，時代背景不同。

中國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後，製造業快速發展，成爲世界工廠。其實質是承接着西方的技術擴散。當一個外國企業來中國投資，爲了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他會帶來新技術。在承接技術擴散的階段，補貼，或者說政府的強勢引導，是有優勢的。

因爲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已經過市場甄別，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地鐵、發電廠、水壩、核電站、光伏、新能源車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只要上馬，有量、有速度即可。無須損失在試錯中的效率轉化成了發展速度。

所以，補貼機制，就是發現新技術，補貼，大力出奇跡，然後反過來趕超。

不過，這種模式，實際上有四個前提：技術方向是明確的；技術是可流動的；國際市場是開放的；技術是偏向應用型的。

毋庸諱言，這些前提都在逐漸消失。比如，新能源和光伏的海外市場，通過關稅的方式都在逐漸地封閉。與此同時，技術的流動也在逐漸地關閉。

補貼的優勢，是當技術進來的時候，用補貼促使技術快速落地。但技術進不來的時候，補貼就會空轉，效率更低。而隨着中國經濟、技術的不斷髮展，我們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技術也從應用型偏向了更深層次的創新。比如從電子組裝到了芯片設計和製造，這就使得補貼會變得更加過度，效率也變得更低。反過來說，更適合的可能就是VCD大戰，美國顯卡芯片大戰那樣的原生態混亂。

所以，在新的國際形勢，新的技術發展階段之下，技術創新更需要依靠市場。過去的經驗，在將來，未必能繼續管用。這就需要對政府在創新中的角色進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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