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忠與逆──加入共產黨的愛國者（十）

林彪顯然在澄清他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是加入共產黨的愛國者。他還說：「校長高瞻遠矚，早說過日本之敗必從海上開其端。」「我們要建設一個以先總理（孫中山）的主義與校長的領導爲根據的新國家。」他稱蔣介石爲「校長」，與陶希聖所透露林彪見蔣時之稱呼一致。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林彪第一次見蔣介石時，由張治中陪同往見，他說了一段話，可以看出他對中共的醒悟。他說：「我個人的經歷也可說明：激於愛國之熱忱，本於救國之一念，投身黃埔，加入國民黨。至今在我腦海中猶存校長當日之教誨，後來認識到共產黨也屬救國，就加入了。經十幾年的變故，我根本思想仍在救國。有人說共產黨人多爲共產主義的書本知識所矇蔽，我看不然，可以說，凡屬中共黨員，皆未讀過很多的共產主義書籍，只是目擊中國現狀之不堪，激於義憤，心切雪恥救國才加入的。」林彪顯然在澄清他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是加入共產黨的愛國者。

他還說：「校長高瞻遠矚，早說過日本之敗必從海上開其端。」「我們要建設一個以先總理（孫中山）的主義與校長的領導爲根據的新國家。」他稱蔣介石爲「校長」，與陶希聖所透露林彪見蔣時之稱呼一致。

蔣介石不信任林彪

《歷史塵埃》一書作者高伐林訪據文強之子文貫中對乃父加入共產黨的原因，也說﹕「他是個血氣方剛，以救國救民爲己任的人，對社會對人民十分真誠的人。這樣的人，年輕時很容易成爲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他最初的立場，（是）基於民族主義。他成長的年代，中國面對列強種種欺負，無力應對。一代精英考慮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條新路，使中國儘快擺脫百年積弱，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我父親那代人爲了拯救中國，當時願意實驗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道路，因爲蘇聯體制種種惡弊尚未公之於世，人們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親其實三十歲之前已經成熟起來，體會到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提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這種極端主張的危害和虛無縹緲，回到執行中庸之道的國民黨一邊。」這些話顯然是文強生前告訴文貫中的，與林彪對蔣介石說法極爲近似。文強與林彪同年，均出生於一九○七年。一九四二年時，林彪三十五歲，更有可能已經醒悟。

韓培德在他的專文中說：「蔣介石六十年代（時林彪已爲毛澤東欽定爲接班人）在臺灣國民黨中常會上曾說：『我不相信林彪這個人會忠於毛澤東。』……會後，陶希聖小心翼翼問蔣介石，你是依據什麼判定林彪不會忠於毛澤東。蔣介石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陶希聖查一下一九四五年的檔案便知道了。」韓文還談到林彪死後，「蔣介石不禁老淚縱橫，還數次提到林彪不會忠於毛澤東，曾說：『可惜當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這條內線。』」

陶希聖所指一九四五年檔案，是指林彪在重慶見過蔣介石，在蔣之指示下，「林彪又與軍統副局長鄭介民長談並交換意見，鄭介民後來整理了一份秘密報告交給蔣介石。這份報告至今（韓撰文時間爲一九九四年）仍保存在臺灣陽明書屋（蔣介石的生前文獻資料館）。具體內容只有少數人知道。」韓培德認爲陶希聖可能看過鄭介民的報告。

陽明書屋原名中興賓館，在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後，國民黨將原存放南投草屯和新店青潭等地的黨史資料遷至陽明書屋，佈置爲「國父及蔣公文物紀念館」。一九九六年，國民黨將陽明書屋捐贈內政部轉贈陽明山國家公園。一九九八年開放公衆參觀，因此這些檔案，已經移走。

林彪與軍統戴笠間的關係，在既有資料中共出現三種說法：一是一九四二年一、二月，林彪自蘇聯回延安，途經西安停留期間，曾與戴笠密會，事後戴笠所寫報告，至一九七一年後始由蔣經國找出來，蔣介石閱後說：「雨農誤我大事啊！」。

二是陶希聖所透露：蔣介石說「可措當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這條內線。」李子弋教授也據林彪同學高魁元證實，蔣不信任林彪。

並未阻止戴笠策進

三是文子瞻生前向乃子透露林彪確有承諾戴笠爲國府工作。前軍統和保密局老人，都認爲文子瞻爲人正直，不可能造假。他告知乃子時，其兄文強仍被中共關押中，他更不敢亂說，以免危及乃兄。筆者認識文子瞻父子二人數十年，在向文公子查證前，也從未聽他們提過此事，所以文老先生無必要無中生有編造此故事。

這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戴笠報告既然已送蔣介石的辦公處所（來臺後則爲總統府），必須是在蔣看過後纔會存檔，所以蔣不可能說「雨農誤我大事」。至於第二、三種說法則有相通處，即林彪與戴笠間可能有某種共識，戴笠確曾報告蔣介石。從戴笠在林彪返延安後，即派文強駐西安。林彪調往東北，文強又隨即派駐瀋陽。以及蔣介石爲林彪之死落淚等事實看，如果林彪當年輸誠屬真，也許蔣介石曾有所猶豫，未置可否，但並未阻止戴笠繼續策進。（接右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