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轉的故事：英籍華人的中國戰場

大批華裔水手們，隨同英軍捲入歐戰（圖爲在1942年在利物浦軍港受訓的華裔海員）。 圖／維基共享

1938年的歐陸，衝突的氣氛蠢蠢欲動，大戰隨時可能一觸即發。緊張的氛圍下，一海之隔的英國，人人都有心理準備，德軍、義軍等法西斯政權遲早會發動侵襲，屆時，不列顛必定會陷入烽火。雖然許多人對英國局勢樂觀以待，認爲比起歐洲大陸，不列顛羣島仍相對安全，甚至期待着被徵召入伍；但也有人已感受到「風暴將至」，想往海外謀職，住在利物浦的第二代英籍華人——黃福華——就是個例外。

作爲港都城市的利物浦，從1860年代開始，就是大英帝國引進中國遠洋船員的第一站，這股西進的華風讓利物浦的中國城繁榮成形。當時的利物浦是多元文化彙集之處，不少愛爾蘭人，德國人與猶太人都望風而來。相對之下，廿世紀初的利物浦華人社區，是個極小的圈子，那時人人手持《中華民國華僑登記證》，華人間彼此都認識，也互相扶持，有如一個大家庭；但也正是此時，英國海軍開始引進中國海員，這一批批吃苦耐勞又易於管理的中國水手們，後來也隨着英軍捲入了歐戰。

黃福華，第二代英籍華人，1914年出生於利物浦。他沒有加入歐戰，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加入中國戰場。

黃福華的父親，是當時所謂的「富二代」，因爲黃福華那來自廣東臺山的祖父，據說年輕時到美國舊金山淘金（大約1849年左右），累積鉅額財富，於是有能力供兒子游歷諸國，不像一般早期到利物浦，或倫敦的華人，以遠洋船員爲主。不過黃福華的次子黃世雄，第三代英籍華人，說起自己曾祖父的淘金軼事，他曾經半信半疑——畢竟在那個時代，要能輾轉三大洲、還能白手發跡的經歷簡直比神話還曲折——直到看到曾祖父在淘金時期的照片，黃世雄才確信家族的傳奇當真不是天方夜譚。

彼時，大英帝國餘暉仍在，正在世界最大的電機工程公司「都城－維克斯」（Metropolitan-Vickers）工作、擔任實習生的黃福華，眼見英國隨時可能遭到轟炸，於是便積極尋找到海外工作的可能性，從1935年與1936年間就開始寄履歷謀職，透過英國公司引薦，前往中國的相關企業工作，而這也顯示當時英國國勢與英國企業的影響力遍及世界。

1940年，第二代移民的黃福華，拿着中華民國護照，終於踏上歸鄉之途，從英國到中國，意外地加入國民政府的二戰戰場。

從黃福華的旅途，可以感受迥異於今的世界局勢：

在烽火中，黃福華是幸運的。他的旅途有如受到神的眷顧，總是提前一步，屢避險境。就在他過境越南沒多久，同年6月德法簽署停戰協議，9月納粹德國扶植的傀儡政府「維祺法國」就允許日軍進入法屬印度支那，不久該地被日軍全面佔領。隔年，1941年日軍也同樣佔領了香港。

黃福華多番涉險，終於在抵達昆明後，受到其父友人黃逸光的協助，站穩在中國的第一步。黃逸光是見多識廣的墨西哥籍華人，與黃福華的父親一樣周遊諸國；當時，黃逸光是軍統局長戴笠手下的特工，頗受重用。透過黃逸光的人脈，黃福華順利地前往重慶，加入國民黨政府，任職於重慶國際廣播電臺。

也正是在1940年，黃逸光受到戴笠的指示，執行一項重要任務：到南京刺殺汪精衛。結果不幸失敗，黃逸光11月被逮捕，12月就被處死了。

幫助黃福華在中國立足的家族友人黃逸光（第二排左四着軍服者）攝於利物浦。 圖／黃世雄提供

廣播電臺在二戰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宣傳工具，尤其當時重慶國際廣播電臺是唯一不受日軍控制的短波電臺，除了外籍記者可以經此對外發稿，也是國民政府對外聯繫與宣傳的重要管道。

黃福華到了重慶後一直任職於此，直到二戰結束，也在重慶結識妻子，並於戰後結婚。但，戰後瞬時卻又是風雲變色，國共內戰爆發，節節敗退的國民黨也發起撤退臺灣的打算，不過黃福華聽聞臺灣的局勢動亂（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拒絕前往，於是丟了差事，在重慶暫時失業，一時之間身不由己，不知去從。

1948年底黃福華父親病逝，骨灰送回中國，黃福華夫婦前往香港，正打算將其父的骨灰安置於家鄉廣東臺山後，再回四川時，接獲住在重慶的岳父緊急來信，警告他們不要回來——「因爲共產黨來了」——1949年11月，中國共產黨拿下重慶。當時的香港兵荒馬亂，大批難民涌入，謀生或求職皆不易，經過半年後，黃福華賣掉父親留下來的生意，夫妻倆最終回到英國。

二戰結束後的英國，人民的生活同樣很是窘迫。無論食物、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衣服，都需領政府的配給券（Rationing Books）去換取。二戰期間，英國幾乎所有工業重鎮都被德軍轟炸一空，要不殘破不堪復工，要不幾近全毀。幸運的是，因爲重建的需要，黃福華又回到原公司工作，並定居於曼徹斯特，在都城－維克斯電氣公司的總部工作（位於Manchester Trafford Park），而這裡正是慘遭德軍最密集轟炸的地方之一。黃福華一直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直到1967年遭資遣，因爲大英帝國最終失去光輝，世界最大的電機工廠也跟着黯然失色，而被英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併購。

二戰結束後，黃福華沒有跟隨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而是回到自己生長的「故鄉」——英國。圖爲黃福華返英護照。 圖／黃世雄提供。

黃世雄說，其父對於在重慶的經歷，大多沉默，鮮少提及。只有母親會思念重慶的樣子，持續與家鄉人保持通信。他相信是因爲經歷二戰的那一代人，有太多、太複雜的情緒與陰影，害怕一旦觸及就會潰堤，寧可內心緊繃，也不願宣泄。

提及自己父親的中國曆險記，黃世雄認爲，有兩個因素促使父親的中國行：一是大英帝國的影響力，當時許多英國年輕人都紛紛前往海外工作；二是其華人家庭背景，其實黃福華只會講英文，以及廣東臺山話（這甚至稱不上是廣東話，是村子裡的方言），但因爲家族故人黃逸光的適時幫助，使得他受到信任，順利地到重慶工作。但是對一個英國人來說，黃福華的中國行，與其說「去參戰」，實際上比較像是「逃避歐戰」，到海外避險謀生，即便如此，在黃世雄眼裡，父親黃福華的故鄉「就是英國」，時代的波折或許讓他暫轉「他鄉」，但黃福華對於英國的情感，卻是再深刻也不過的。

反倒是黃世雄的母親與中國緣份未盡。離開故鄉卅年後，1980年終於有機會返回中國故土，但雙親早已不在了，當年離境的「中華民國」，也變成現在入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黃世雄形容，就像所有無數的被迫分離數十年的家庭一樣，他的母親一下機場，情緒激動難平，一見到前來接機的侄子，竟誤以爲是自己的哥哥，喊着哥哥的名字，抱着他慟哭良久。

黃世雄迄今仍悉心保存着父母的一切書信、照片、與相關資料，他準備以「離鄉與歸鄉」爲題，探索家族史。在他的理解裡，「落葉歸根」，就像是祖父母的骨灰終究回到廣東，他也將自己母親的骨灰送回四川，但是父親的骨灰卻給他留在了英國——因爲對第二代英籍華人來說，其實早已經是英國人了。

黃福華在1935年與1936年間就開始寄履歷謀職，透過英國公司引薦，前往中國的相關企業工作。圖爲黃福華內調的工作許可。 圖／黃世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