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危機下，德國能否“浴火重生”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趙婷婷

今年，歐洲兩大最重要的經濟體——法國和德國相繼陷入了動盪的局面。據歐洲新聞臺、《世界報》及法新社等媒體報道，繼法國巴尼耶政府垮臺後，12月16日，德國朔爾茨政府未能通過信任投票。20日，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表示，他將在近日宣佈是否會解散聯邦議院（即議會下院）。這意味着，原定於2025年9月舉行的德國大選可能提前至2025年2月23日。

“在聯邦德國曆史上，信任案的提出並不罕見，”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建斌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施密特、科爾、施羅德等前總理也都曾面對過類似情況。但今年的情況尤爲特殊。”在全球不確定性陡升的背景下，特朗普當選美國下一任總統、俄烏衝突持續、巴以衝突外溢擴散以及世界經濟低迷等一系列事件，共同作用使得形勢更加複雜。“12月16日的信任投票和2025年的大選結果不僅將決定朔爾茨個人的政治命運，也將決定作爲‘歐洲一體化發動機’的德國能否走出危機，浴火重生。”

綜合審視德國當前的政治局勢、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態，不難發現該國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王建斌分析指出，從政治角度來看，德國政黨體系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這反映了該國政治生態的分裂現實。傳統上，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一直是德國政壇的中堅力量，但自2002年以來，這兩大全民黨的支持率一路下滑。綠黨曾在上屆選舉中備受青睞，如今其民調支持率卻近乎腰斬。

大黨衰落的背後，是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及觀點多元化的自然體現，也是這些政黨未能及時有效迴應選民訴求的結果。最終，民衆對現有政黨失去信心，轉向右翼的選擇黨或左翼的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等新興勢力。王建斌補充道：“在當前情況下，德國傳統的第一、第二大黨均無法依靠自身力量組成議會多數，從而拖累了國家的有效治理。”

在經濟方面，王建斌教授指出，德國曾經憑藉優秀的人才、低廉的能源成本和廣闊的國際市場，在全球經濟中佔據優勢地位。然而，受俄烏衝突和自身能源轉型的影響，德國如今面臨着用電成本激增的問題。根據巴伐利亞經濟聯合會的數據，德國工業用電價格是美國的2.5倍。高能耗行業如化工、鋼鐵和玻璃製造業等承受巨大壓力，許多企業被迫遷移，導致德國產業“空心化”的跡象逐漸顯現。此外，冗長的官僚主義審批流程和嚴格的企業盡職調查法規也加速了人才流失。2024年，德國有67.5萬個職位無人問津。

王建斌分析認爲，德國過度強調“債務剎車”政策，導致基礎設施老化和投資不足；同時，對汽車和機械製造等傳統行業的依賴，使得企業在創新方面表現欠佳。過去3年間，德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落後於美國和歐元區其他成員國。“德國已經從‘經濟優等生’變成了‘蹲班生’。”他說道。

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也在困擾着德國。通過與多位德國學者交流，王建斌發現，“長年的優渥生活使德國社會的進取心大大減退”。二戰後，德國人民發憤圖強，創造了經濟奇蹟，成爲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隨着社會保障水平超過勞動所得，人們的勞動意願和創造力下降，企業家精神受到抑制，對新技術和新事物的興趣減弱。“現在人們更多地追求福利、休假和閒暇時光。”王建斌說。經合組織2024年的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人均工作時間爲1342小時，爲該組織成員中最短。在此基礎上，德國工會進一步要求將法定工作時間從每週40個小時減少到35個小時。

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的背景下，這種“懈怠情緒”的後果正在顯現。波恩中小企業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有17814家企業宣告破產，比上一年增加了22%。據德國《時代報》報道，德國工業的標杆企業——大衆汽車公司計劃大幅降薪並裁員3.5萬人。

2021年10月26日，朔爾茨領導的社民黨與自民黨和綠黨組成“交通燈”執政聯盟，並承諾“勇於嘗試、敢於進步”。現在看來，這些目標似乎並未完全實現。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何引導民衆走出安逸的環境？如何提升企業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如何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找到正確的方向？這些都是德國下一屆政府面臨的艱鉅考驗。

“危機關口，德國急需一個能夠提升全民向心力且有堅定行動力的政府，以幫助國家克服危機、重拾舊日輝煌。”王建斌表示。

德國民衆期待新政府能採取措施克服官僚主義，加大對基礎設施、教育及數字化領域的投資，降低能源價格，強化德國的經濟區位優勢，並有效管理移民問題，使德國能夠在經歷轉型陣痛後浴火重生。對於下一屆德國政府而言，“重振經濟發展，迴歸增長路徑”迫在眉睫。王建斌強調，新政府需着力增強社會驅動力，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提升社會活力，同時鼓勵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革新，爲企業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隨着“特朗普2.0時代”的臨近，歐洲需要將安全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何平衡好安全、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對德國新政府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王建斌總結道。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