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習近平經濟思想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的創新性貢獻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明珠”,在其科學理論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指導中國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這其中,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的豐富延伸和創新發展,是尤爲重要的內容。

一、創造性提出了發展新質生產力

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最終決定力量。面對當前科技進步大潮、國際競爭大勢,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創造性提出新質生產力,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刻闡述其重大意義、內涵特徵和工作着力點,深化了我們黨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的認識,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大創新。

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主要集中在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上,而新質生產力強調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對生產力質變的決定性作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催生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和新業態,重塑全球產業格局。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助於搶佔全球產業制高點,促進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向“新”而行、向“高”攀登。我們要堅持以實體經濟爲根基、科技創新爲動力、產業升級爲方向,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二、創造性提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指出,經濟循環由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構成,生產在經濟發展中居決定性地位,同時分配、流通和消費對生產也有反作用。全面認識四個環節的辯證關係,對理解供給與需求的關係至關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提出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爲經濟發展的主線,強調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爲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開出了治本良方,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和需求關係的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我們要不斷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堅持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形成需求引領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構建新支撐。

三、創造性提出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歷史唯物主義認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要勇於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係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比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等。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意義、關鍵問題等,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新徵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在解決實踐問題中深化理論創新、推進制度創新,不斷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四、創造性提出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爲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人民羣衆的共同期盼。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觀點,系統回答了爲什麼、是什麼、怎樣乾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把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的認識推進到新高度。

當前,我們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爲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已經到了紮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要更加自覺地從這一新階段新要求入手思考問題、謀劃工作,一方面持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做大做好“蛋糕”;另一方面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的關係,切好分好“蛋糕”,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

五、創造性闡釋了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會與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劃分發展階段或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最顯著的標誌。黨的八大、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都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論斷。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有着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看,正確判斷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從發展實際上看,人民羣衆生活顯著改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更加強烈,2023年我國人均GDP達89358元,比2012年實際增長84.7%,年均增長5.7%;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681美元,連續3年超過1.2萬美元。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經濟工作提出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更加自覺地從這一矛盾變化入手,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適應、相互促進,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六、創造性提出了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奔涌着一條世界化的洪流,也就是從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一進程由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及各民族間的交往推動。《共產黨宣言》闡述了生產力發展、分工和交換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提出這種聯繫和交往的加強導致了世界歷史的發展,即人類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必然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經濟全球化逆流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和我國對外開放新要求,提出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構建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新觀點,有力推進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實施自由貿易區提升戰略、設立亞投行、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和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論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世界市場理論,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實現什麼樣的開放,怎樣實現開放”的問題,爲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合作,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既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金 軒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