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臺大教授:學生跟我說,他們沒路可走了

文/陳一姍蕭婷方 攝影/黃明堂

臺大財金系萌拓學堂有志進入國際金融圈的一個特殊的師徒制學堂。五年來,前瑞士銀行臺灣董事長陳嫦芬與數十位臺籍金融人,希望能讓臺灣人競爭激烈的金融圈被看見。她第一手觀察學生的變化,以下爲她在教育現場的感受:

今年是我在臺大教書的第五年,也可能是最後一年。今年的大學生是教過歷年來最有焦慮感的一班。

五年前開始,我與十幾位在國際金融圈擔任區域高階主管的臺灣金融人,在臺大合組了萌拓學堂,主要就是看見,這些年國際金融圈僱用人的方式變化很大。

臺灣人是好的團隊合作者、較可信賴,態度較好,過去許多大銀行的臺籍高管,會把名額留給臺灣學弟妹

但這幾年從國外回來想進香港金融圈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國從全球前五十大學畢業的人很多。銀行人資從之前只要看五百份,現在要看上千份履歷,紛紛把業務交給獵人頭公司。給的規格就是,必須是全球或區域的前五十名大學畢業。因爲臺大不再是前五十,第一關就過不了。

五年前,我們萌拓學堂開始帶學生去香港,透過人脈網絡直攻各銀行,壓迫這些金融機構的人資,見我們的畢業生。現在萌拓有一○%畢業生在香港金融界工作,都是這樣被看見的,被給了面試的機會。

實話講,這方式有點粗暴,但實在也是不得已。

不過,這個模式大概到頂了。在香港銀行的學妹,被他們的人資主管阻止來接待我們。因爲人資認爲,這樣是在佈局自己的小圈圈,他們被警告,沒有人可以去照顧自己的校友

每年帶學生去香港,出門前魔鬼訓練,我每做一次就要死一遍。很累,所以今年本來想不帶了。但去年十月,這一屆十幾個學生主動跑到我們家找我。他們說,「老師我真的會很努力,被拳打腳踢我們都願意。」這真的是我歷屆教過最認真的學生。

我後來問他們,「爲什麼會自己來找我?」學生說,「老師,我們真的沒路走了。」

臺大學生明顯感到焦慮,因爲現在的臺大生,與我那個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從小就是領清寒獎學金,上到臺大法律系,我們這一輩專業中高階白領階級小孩子,很多都還在臺灣唸書。但比我經濟能力更好的家庭,小孩幾乎都是在國外念大學,畢業後大半留在海外。

我初估過,光是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就可以劫走一千三百位學生。臺大每年新生有三千六百人,大學部人數約一.六萬人。

臺灣最好的大學,依舊收到臺灣真正最菁英的學生嗎?

在教育現場看到,臺灣學生對高教沒有信心,這情況到研究所更明顯。

據我瞭解,臺大大學部如果想要直升研究所,一般都會準,研究所學生素質參差。許多人念研究所或保留學生身分(延畢),都是爲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有價值,找正職更有幫助。

還是學生,就可以用實習的身分,用實習來找職業,以拖待變,總會碰到好工作。如果不是學生,就不能實習,但正職不一定有缺。

我常常罵他們,延畢利用國家資源去念研究,不是真的要念浪費社會資源。但學生會反駁我:「老師,不能這樣講我們,我們錢賺得這麼少,很多企業給剛畢業的菜鳥薪水,也跟實習差不多。」…(完整報導,請見《天下雜誌》第6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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