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社評》跳脫西方視角 面對大陸真相
臺灣電視名嘴日前大肆談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事後證明不是事實，卻自圓其說，稱流言傳出代表中共權力鬥爭激烈。也有評論文章說，習近平頻頻到軍隊、地方視察，嚴厲執行《香港國安法》，代表他的權力不穩固。長期以來，綠營媒體及民進黨政府官員總是用這種「看圖說故事」方式解讀大陸，頗類似西方當年的「克里姆林宮學」。克里姆林宮學未能解釋和預判蘇聯解體的重大變化，已經被證明失敗，臺灣拾人牙慧，繼續用克里姆林宮學方法論來認識大陸，難怪嚴重誤判大陸情勢。
嚴重誤判大陸情勢
克里姆林宮學有一個認識論上的假設，認定蘇聯是由強烈意識形態主導的極權政治模式，大權集中於一人或蘇共中央政治局。只要掌握這些人的動態或官方文件，就可以預估蘇聯政治的發展。但冷戰時期蘇聯資訊高度封閉，政策制訂不透明，且方向不可預期。西方研究者不得不從官方媒體透露出來的領導人稱謂、排名、座次等等動態，或用字遣詞的變化，找出政局變動的蛛絲馬跡。這一整套只關注克里姆林宮內人事變化與官方修辭的研究方法，就被稱爲「克里姆林宮學」。
這種只關心高層政治鬥爭或文字訓詁的研究，自然看不到社會輿情、官僚體系以及經濟發展對政治的影響，也就對蘇聯的變化觀察失準。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無人能夠預判，已證明克里姆林宮學全屬虛功。如今臺灣一些學者與媒體人，受西方學術或個人意識形態影響，習慣接受西方媒體的觀點和議題炒作的需要，不願意用正面、完整、客觀的角度，看待大陸各方面的發展，往往落入克里姆林宮學的陷阱，誤判情勢。
他們接受了克學的假設，認定中共政權是人治的極權體制，認爲只要研究國家領導的一言一行或是派系鬥爭，就可以理解中國大陸的政局；他們認爲既然是人治的社會，國家領導就擁有無上的權力，視法治於無物；他們對於共產黨員的理解，可能來自冷戰宣傳的刻板印象，完全服從，官僚作風，沒有個人積極性；認爲大陸是科技監控黨國資本主義，只有被馴化的人民，沒有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民意。他們甚至還堅信中共僞造數據、隱瞞實情，所以經濟成就、社會脫貧、防疫成果都不可信。
這種克學視角就產生幾個盲點：第一，忽視中共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體制的作用。這套體制下中共維持了路線的延續性與黨內共識，不因領導人的去留而有重大的變化。例如打貪本身在中共內部有一定的共識，習近平打貪固然得罪不少黨內勢力，卻得到更多的支持力量，多年下來權力漸穩。另一個例子是統一問題，在大陸看來，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會因領導人更替而改變，但只要臺灣或美、日等國家在兩岸關係上不做出嚴重傷害大陸發展的舉措，也就不存在急統、武統的問題，這個方針自1989年來延續至今未改變。
全面復興纔是事實
第二，誤認爲人治凌駕於法治：人治與法治本來就是光譜的兩端，不存在絕對人治和絕對法治的社會。中國大陸近年來十分重視法治建設，人民的權利意識也逐漸擡頭，但是受到中國傳統「德治」的影響，對於道德秩序與正義恢復的觀念與西方不同，在法律的制訂與執行上難免出現一些拉鋸。例如香港以國安法逮捕反修例運動相關人士卻出現捉放曹的情況，表示中共面臨兩難，一是尊重香港司法體系，一是維護國安法律尊嚴，再者也不希望劉曉波的憾事重演。如果真的只有人治，何須猶豫，就像江南案私刑處理便罷。
第三，誤認爲國家與社會關係緊張，社會分裂：中國傳統中的科舉考試與宗親社會，維持了社會流動與穩定，國家與社會關係不像西方的二元對立。中共的「黨的建設」在調和國家與社會矛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將中共與中國人民二分是不瞭解中共的黨員甄補、思想教育和組織原則。這次防疫「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不僅體現集體主義的精神，也展現中國的規模優勢與大國紅利，透過轉移支付，大陸對邊疆地區與貧困地區注入大量資源，這些都對少數民族或邊疆地區產生有效的吸附作用。
與西方克里姆林宮學不同的是，西方認爲蘇聯「國祚長存」、「長治久安」，臺灣的克學信徒們卻一廂情願抱持「中國崩潰論」，中國大陸當然也有缺點與不足，但是全面性的復興是不爭的事實，臺灣更要實事求是的面對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