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暴下的“胖貓之死”，沒有贏家

就在昨天，在網上引爆輿論的“胖貓”事件，迎來了最後一次反轉。

4月11日，一位名爲“胖貓”的21歲男子與女友分手後試圖挽回未遂，投江輕生。

經歷了一個多月的輿論發酵、反轉、造謠、網暴……重慶警方最終通報了事件詳情，公開了“胖貓”和譚某戀愛過程的諸多細節。

警方認定，“胖貓”與譚某存在真實的戀愛關係，譚某並未以戀愛爲名騙取“胖貓”財物，不構成欺騙犯罪。

“胖貓”事件定分止爭，然而，帶給我們的反思也許纔剛剛開始。

圍繞“胖貓”的悲劇，網上出現了大量被扭曲的事實、被誤導的輿論、被煽動的情緒、被引爆的流量。

有人在輿論操控中帶頭衝鋒，有人在吃瓜過程中遭遇私信辱罵、開盒威脅。

或許，在這個真相難尋的流量世界，我們每個人既是被操控的槍子，也是會遭受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下一個熱搜上的名字是誰？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能做到的，也只有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網絡世界中，拼命保護好自己。

今天，2024年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發佈會在北京舉行，發佈的數據觸目驚心。

全國機關在2023年的淨網專項行動中，偵辦網絡謠言事件4800餘起，查處造謠人員6300餘名，查處網絡事件110起，禁言違規賬號500餘個……

然而，實際網絡上的造謠網暴事件，只會比這些更多。

熱搜上層出不窮的各類網暴、人肉搜索事件，迫使網友們在惡劣的網絡環境中，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

例如，加入互聯網“momo大軍”，就是網友自我保護的手段之一。

他們統一使用着粉色恐龍頭像，網絡暱稱統一叫“momo”，千人一面地輾轉於微博、抖音、豆瓣、小紅書等社交平臺。

momo，是他們給自己加上的互聯網保護色。

momo的起源，是微信在授權註冊其他社交平臺賬號時，系統默認的頭像和暱稱。

隨着越來越多的“momo”相繼出現，他們憑藉數量優勢成功戴上了相同的假面，成功隱匿在了互聯網的浪潮中。

除了momo，人們還使用微信原創IP家族的其他角色如健身達人“歡樂馬”“神經蛙”“阿綠popo”“阿白KIKI”“紅包豬”等作爲自己的“虛擬形象”。

這麼做的目的很簡單，他們希望能夠在互聯網上自然大膽發言，並最大化地淡化上網痕跡。

縱觀互聯網的發展，會發現這種匿名的用戶機制，在早些年也同樣受到追捧。

在國內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匿名上網曾是主流，許多人在論壇一泡一整天，享受着跟陌生人“互懟”“拍磚”的暢快。

在這種熱火朝天的氛圍下，涌現了許多紅極一時的網絡作家，更有追星網友在娛樂八卦板塊做起了超級女聲的幕後推手，堪比如今娛樂圈的“帶節奏”和“打榜”。

曾經那個暢所欲言的互聯網稱得上一道奇觀，讓許多人至今仍在懷念。似乎只要穿上匿名的網絡馬甲，就能充分享受互聯網的開放和自由，和別人共享信息的快樂。

十幾年前的網友因相同的愛好和“匿名”的誘惑走到一起，他們追求着極致的自我表達。

然而，如今的網友自發形成“momo大軍”，卻不再只是單純追求自由表達，而是更多地考慮隱私保護——

希望用集體的匿名偏移網暴的焦點，以犧牲個性來躲避不必要的麻煩。

選擇噤聲，成爲無足輕重的momo，不僅是流行所驅，更多時候是無奈之舉。

從2017年6月開始，我國推行了網絡實名制，網民必須在註冊用戶後完成後臺的實名認證。去年8月，網信辦又要求網絡平臺必須展示用戶的IP歸屬地。

而如今微博開始要求網絡大V實名認證，讓不少知名大V、網紅紛紛註銷賬號跑路，以防信息泄露，或是被人肉搜索。

實名制的網絡政策逐漸加壓，對普通人而言，帶來了更多隱私暴露的壓力。

成爲momo的好處就體現了出來，那就是“防搜”。不少網友把名字換成“momo”時，他們瞬間的感受是，“鬆了一口氣”。

人們早已厭倦了使用軟件時被迫點擊“同意”的不平等條款，也厭煩了在大數據的算法下，平臺肆無忌憚地進行着“熟人推薦”——

不僅查看你的通訊錄爲你推薦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還會查看好友的通訊錄，最大限度地給人們推薦“可能認識的人”。

大數據的熟人機制，最直接的傷害就是讓無數人產生了“社會性死亡瞬間”。

深夜emo時發的“傷痛文學”推薦給了前男友；自己在商場參加活動時的辣舞視頻在老家的親戚羣裡傳開；吐槽工作和老闆的變聲視頻推給了自己的重要客戶……

但更危險的是，很多社交軟件利用“熟人推薦”的機制，讓網友被迫成爲平臺商業價值轉換的一環，卻全然不顧網友的個人信息安全，隱私泄露至各處。

還有一些網友之所以選擇加入“momo大軍”，背後還有更爲隱秘的心理因素。

在如今多元化的社媒環境中，人們使用的平臺多種多樣，也相應讓人“扮演”着不同的人格，在衆多平臺中一鍵切換身份。

就像網絡上那句知名的梗：微信唯唯諾諾，微博重拳出擊。

這種在多個社交媒體平臺搖擺、擁有衆多身份的現象，在戈夫曼的日常生活表演理論中早有解釋。

他把一個人面向社會的行爲表現，定義爲“兩副面孔”，即一個經由精心設計和策劃後呈現出的“前臺”形象，和一個不受身份拘束，更加真實、自由的“後臺”形象。

這在網絡平臺上同樣適用。如微信、QQ等熟人爲主的社交平臺屬於“前臺”，人們會用心經營自己的形象，豐富朋友圈、裝扮QQ空間來贏得熟人社會的更多認可；

而在抖音、微博、小紅書、豆瓣這類以陌生人社交爲主的平臺，由於人們利用虛擬身份社交，不受年齡、地域、職業的束縛，不再迎合別人的期待，在這種不受社交禮儀拘束的世界裡暢所欲言。

但歸根結底，人們越來越注重網絡上的隱私，就是爲了避免個人信息的串聯，給自己帶來未知的風險。

如今隨着網絡考古、人肉搜索等壓力，不少人都希望自己的衝浪足跡被洗去。

浩浩蕩蕩的“粉色小恐龍”，就是讓自己的辨認度降到最低，獲得最大限度的安全感，保留一隅放飛自我淨土，和一顆想要自由的心。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網絡流量的狂歡中，匿名的機制讓普通人更好地保護了自己的安全。

但同樣是匿名，也成了互聯網造謠、網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在“胖貓”事件中，有人隱匿在各種馬甲下，爲了獲得公衆的注意力，無所不用其極地煽風、造謠。

爲了讓普通的事件更有“亮點”，他們添油加醋地讓案件更有“料”，編造了很多博人眼球的細節。

爲了讓公衆的討論更有火藥味，他們用大小號“左右互搏”，請來各種水軍引導網友的對立，從爆炸的流量中攫取利益。

在他們的操控下，普通網友就成了罵戰、攻擊、網暴下的犧牲品。

在各類“反轉”的事件中，我們已經看過太多人爲操縱的“劇本”，識破過太多編排的謠言。

前不久，網紅精心編造了“秦朗巴黎丟暑假作業”的擺拍謠言，讓人們再一次意識到互聯網的虛假。

然而，隨着AI技術的發展，造謠成本進一步降低，如今的每個人都可能成爲被造謠、被網暴的“當事人”。

3月份，平遙縣公安局發現一條標題駭人的新聞：“平遙古城明清街一女子與男友吃東西時，用竹籤扎小孩臉，後小孩被‘120’擡走，生死未卜”。

該“新聞”還有大量現場的“視頻截圖”，很多人的面孔出現在新聞中，經警方調查發現涉案人員利用AI技術編造了這條虛假新聞。

就連明星等公衆人物，也逃不過被造謠、誹謗。

今年2月，某網購平臺主頁出現了一條“某著名女星命運多舛、含恨離世”的短視頻，吸引網友點開購物主頁，爲店鋪引流無數。

上海警方調查後，發現該視頻內容完全子虛烏有，當事人藉助AI視頻編造虛假新聞，只是爲了給自己經營的土特產店鋪賺取流量。

明星去世的謠言，在這樣的傳播中，往往變得越來越”邪乎“，著名影星成龍、劉德華、劉曉慶等甚至每隔一段時間都深受其害。

利用AI編造謠言，早就成了互聯網上經久不衰的一門生意。

就在上週，上海警方破獲一個水軍團夥，他們藉助AI批量製造不實帖文，有組織的編造傳播“兒童走失”相關謠言。

他們控制了114個網絡賬號，發佈涉小女孩走失帖文268篇，僅6天非法獲益4萬餘元。

而這背後，由12名涉嫌犯罪成員共同實施，每一次發佈的謠言，依舊能利用人們的同情心騙到不少人。

除了編造文案、生成短視頻，還有人使用“一鍵脫衣”給陌生人編造黃謠，將照片上人物的衣物去除後，在網上惡意傳播，稱有人拍攝裸照。

被“一鍵脫衣”造謠的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以惡意的眼光審視和意淫，名譽被損毀、工作受影響，迎來“社會性死亡”，簡直是一場無妄之災。

他們利用互聯網的匿名性，心安理得地當起了互聯網的“法外狂徒”，就像網絡禿鷲一樣，用他人的痛苦，來瘋狂滿足自己的貪婪和猥瑣。

這種現象，與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浦·津巴爾多的“匿名制服”理論相似，即網絡空間的虛擬性給每個發言的個體穿上了一件“網絡制服”，使個體進入”去個性化“和”去責任化“的狀態。

在匿名之下，有人獲得了快樂和自由，有人滋生了惡意，隱身在人羣中肆意攻擊、破壞。

《烏合之衆》則更加狠厲地批判了這種羣體的盲目現象：

“個人一旦成爲羣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爲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約束的一面。羣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

當網絡成爲了一個道德和責任的真空，一切言論都不再被“標識”，人們只去強調權利而淡化責任，就會滋生很多不負責任的言辭——

炮製謠言、人身攻擊，人肉搜索、侵犯他人隱私，讓網絡助長着文化的畸形和社會的病態。

所以，在如今這個病態的網絡環境下，我們還能好好“上網”嗎？

大數據的窮追不捨、平臺爲安全限制的“言論自由”，讓這個賽博世界逐漸失去着最基本的表達慾望；

同時，網絡暴力的“惡”在羣體中快速傳染，擊鼓傳花式地形成一場場惡性循環……

但網絡暴力無限循環下去，終歸有一天，它會變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有可能壓在任何人的身上。

也許只有在這個惡意越來越多的網絡世界，多一些寬容、少一些戾氣，網絡環境纔會越來越好。

點個「在看」，我們不該忘記的是，暴力會傳染，但善良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