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丨人得有點業餘愛好

人得有點業餘愛好

汪曾祺丨文

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爲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爲好。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爲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

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結體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祖父認爲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個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纔有骨力。”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着，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爲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纔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一點不錯。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爲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着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爲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佈局(用指甲或筆桿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勾筋，收拾，題款，蓋印。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當了右派，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拈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是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爲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

我也是畫花卉的。我很喜歡徐青藤、陳白陽，喜歡李復堂，但受他們的影響不大。我的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寫意”，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曾畫了一幅紫藤，滿紙淋漓，水氣很足，幾乎不辨花形。這幅畫現在掛在我的家裡。我的一個同鄉來，問：“這畫畫的是什麼?”我說是：“驟雨初晴。”他端詳了一會，說：“哎，經你一說，是有點那個意思！”他還能看出彩墨之間的一些小塊空白，是陽光。我常把後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國畫。我覺得中國畫本來都是印象派，只是我這樣做，更是有意識的而已。

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曾用幹筆焦墨在浙江皮紙上畫冬日菊花，題詩代簡，寄給一個老朋友，詩是：

新沏清茶飯後煙，自搔短髮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爲宗璞畫牡丹，只佔紙的一角，題曰：

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這首詩念給馮友蘭先生聽了，馮先生說：“詩中有人。”

今年洛陽春寒，牡丹至期不開。張抗抗在洛陽等了幾天，敗興而歸，寫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絕》。我給她畫了一幅畫，紅葉綠花，並題一詩：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

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我的畫，遣興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夠格的。最近請人刻一閒章：“只可自怡悅”，用以押角，是實在話。

體力充沛，材料湊手，做幾個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須自己去買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彎兒要“好白相”。到一個新地方，我不愛逛百貨商場，卻愛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氣息一些。買菜的過程，也是構思的過程。想炒一盤雪裡蕻冬筍，菜市場冬筍賣完了，卻有新到的荷蘭豌豆，只好臨時“改戲”。做菜，也是一種輕量的運動。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沒有人坐着炒菜的)，這樣對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換一下身體的姿勢，是有好處的。

做菜待客，須看對象。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夫婦到北京來，中國作協不知是哪一位，忽發奇想，在宴請幾次後，讓我在家裡做幾個菜招待他們，說是這樣別緻一點。我給做了幾道菜，其中有一道煮乾絲。這是淮揚菜。華苓是湖北人，年輕時是吃過的。但在美國不易吃到。她吃得非常愜意，連最後剩的一點湯都端起碗來喝掉了。不是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國鄉情耳。臺灣女作家陳怡真(我在美國認識她)，到北京來，指名要我給她做一回飯。我給她做了幾個菜。一個是乾貝燒小蘿蔔。我知道臺灣沒有“楊花蘿蔔”(只有白蘿蔔)。那幾天正是北京小蘿蔔長得最足最嫩的時候。這個菜連我自己吃了都很驚詫：味道鮮甜如此！我還給她炒了一盤雲南的乾巴菌。臺灣咋會有乾巴菌呢？她吃了，還剩下一點，用一個塑料袋包起，說帶到賓館去吃。如果我給雲南人炒一盤乾巴菌，給揚州人煮一碗乾絲，那就成了魯迅請曹靖華吃柿霜糖了。

做菜要實踐。要多吃，多問，多看(看菜譜)，多做。一個菜點得試燒幾回，才能掌握鹹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時綿軟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於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鄉拌薺菜法涼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開水鍋焯至斷生，撈出，去根切碎，入少鹽，擠去汁，與香乾(北京無香乾，以薰幹代)細丁、蝦米、蒜末、薑末一起，在盤中摶成寶塔狀，上桌後淋以麻醬油醋，推倒拌勻。有餘姚作家嘗後，說是“很像馬蘭頭”。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應急的保留節目。有一道菜，敢稱是我的發明：塞肉回鍋油條。油條切段，寸半許長，肉餡剁至成泥，入細蔥花、少量榨菜或醬瓜末拌勻，塞入油條段中，入半開油鍋重炸。嚼之酥碎，真可聲動十里人。

我很欣賞《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說得何等瀟灑。不知道爲什麼，漢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斬了，我一直想不透。這樣的話，也不許說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