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豐解密（二）：流產的核子武器大夢
一九六八年，「新竹計劃」正式起動。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蔣介石採納了柏格曼的建議，先行設置第一研究所(核能研究所)，第二研究所（火箭研究所），第三研究所（電子研究所），之後，還增設了一個第四研究所（化學研究所）。核心工作是以落實「新竹計劃」，研製原子彈，爲首要目標。並同時發展戰略彈道飛彈、戰術飛彈，及其他重要國防科技項目。在柏格曼的指導下，「新竹計劃」基本複製了以色列狄蒙納（Dimona）核基地的原子能計劃，重點工作項目，主要建立重水核反應器一座，還包含重水廠及鈽分離廠等整套設施。
恰在「新竹計劃」啓動前一年，蔣介石邀請吳大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管轄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委，繼而又接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曾透過國府軍政部，禮聘吳大猷負責核彈研究計劃。如今事隔二十餘年，蔣先生重起爐竈，期待吳大猷能再度擔綱原子彈計劃，因而，蔣先生把「新竹計劃」內部文件，交吳大猷審閱，寄望吳大猷供獻智慧，發表意見。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吳大猷寫了一份萬言書，向蔣先生表達強烈反對臺灣發展核武的看法。此外，曾參與美國曼哈頓核彈計劃的旅美物理學家吳健雄，也在蔣介石徵詢其意見時，與吳大猷不約而同表達了反對立場。
吳大猷反對研製原子彈，主要基於幾方面的理由：臺灣腹地狹小，在戰略上不利於從事核子戰爭，造之何用？況且臺灣經濟尚在發展階段，核計劃必須浪擲巨大經費，勢將造成臺灣沉重財政負荷。
圖爲二次大戰末期在日本長崎爆炸的原子彈蕈狀雲，現在的核彈威力比它要高數千倍。（圖／美聯社）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吳大猷疾言反對，「新竹計劃」形同流產的同時，一九六八年五月間，美國傳媒繪聲繪影地報道了臺灣研製核武的新聞，此事立即引起國府外交單位震撼，急電臺北，向層峰反映，這份由國府駐美國大使周書楷，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六號發回臺北的密電聲稱：「臺北外交部：波士頓地球報今日已刊出該文略稱：我總統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下令從事發展核子武器，在蔣部長及唐君鉑將軍指導下，約五十名科學家在龍潭中山科學研究院分三組進行，彼等每週一晨乘車前往，星期五返臺北。此項計劃不露聲色，着手已二年餘，爲最高機密。據我方消息來源表示，我盼於一九七四年試驗首枚此項武器雲。並稱唐將軍曾於大前年來美國、加拿大及歐洲洽購核子反應器事。現我正與西德方面談判購置兩億至五億瓦反應器一座，據我方消息來源謂，政府預備花費五億至十億美金等語。外界來詢時，應如何置答，祈覈示。職周書楷。」
一般相信，類似美國傳媒的「權威報道」，應該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刻意泄露的，意在製造輿論壓力，爲美國政府向臺灣施加外交壓力創造客觀條件。一九六八年五月間的這波輿論攻勢，似乎並未爲中科院的核武秘密計劃帶來任何災難性後果。但是，迫於來自美國的「關切壓力」，及吳大猷等人極力反對，蔣介石不得不改弦易轍，暫將「新竹計劃」束諸高閣。然而，柏格曼也勉力勸說，讓蔣介石重燃研製核武的強烈企圖心，準備另起爐竈。
爲增強蔣介石信心，柏格曼邀請唐君鉑，親赴以色列實地參觀核武裝備及相關設施。唐君鉑即率同中科院計劃處處長劉元發，秘訪以國。返臺之後，唐君鉑向蔣介石詳實報告訪以見聞。
以色列LORA彈道飛彈在海上平臺發射。(圖/IAI)
一番深思，蔣介石採取折衷辦法，既尊重吳大猷建議，且逃過美國水銀瀉地之偵騎，又能繼續執行原子彈研製計劃。固然「新竹計劃」擱置，重挫了中科院科研人員的士氣。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轉機。
蔣介石終於採納了柏格曼的建議，一個代號「桃園計劃」的秘密方案，在「新竹計劃」擱淺的二年後（一九七０年）重新出臺。經過前次教訓，蔣介石顯得極其審慎，他既採納吳大猷的提議，把中科院「第一所」(核能研究所)，劃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管轄，使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在名義上脫離了國防部，藉以沖淡中科院「第一所」研製核武的色彩，爲中科院「第一所」披上了一件「和平用途」的外衣。而中科院正式成立後，固然實際操控院務的是唐君鉑，蔣介石又任命臺灣大學校長閻振興掛名中科院院長，刻意予人錯覺，誤以爲中科院是一個「學術單位」。
閻振興。（本報資料照片）
所謂「桃園計劃」，主要是指一項披上「研究用途」外衣的核武計劃。實際上，蔣介石是要藉着這項計劃，建造一座四萬千瓦的重水核反應爐，作爲研製原子彈之用。蔣介石並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把原本包裹在「新竹計劃」中的鈾礦探勘、磷酸提煉鈾、鈾燃料棒製造、燃料再處理等項目，全部化整爲零，成立各自獨立的計劃項目，分別執行。換言之，「桃園計劃」是一套掩人耳目，化整爲零的核武研製計劃。
核子反應爐示意圖。(圖/麥昆倫核研所)
國府的原子彈研製工作，原先的「新竹計劃」山窮水盡，而「桃園計劃」竟柳暗花明。此證蔣介石研製核武之心未變，他只是從吳大猷等人的言談中得到某種啓發：萬一受到美國壓力，「桃園計劃」必須被迫中止時，在不能研製核武的情勢下，也該有替代方案，用以確保臺灣的防務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