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陳寅恪論清末變法運動

✦✦

作者介紹

王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政治史。

✦✦

文章來源

《歷史教學問題》2024年第4期，第42-50頁。

✦✦

基金項目

河南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文語義學交叉學科培育計劃”重大項目“中國傳統政治概念的近代轉型研究”（課題編號：23RWYYX05）階段性成果。

“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陳寅恪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出言謹慎，很少直截了當的評論晚近時局，多將對於時事的觀察用舊體詩的形式隱晦表達。但據時人回憶，他在青年時代海外留學時卻並不如此。他對別人“談清季中興人物曾國藩、左宗棠與胡林翼之學術及其政績”這類話題甚感興趣，而且時常“於暢飲淡紅酒，而高談天下國家之餘，常常提出國家將來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大綱細節，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鄉愚大衆，民生須儘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這一回憶是否屬實，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證明。但陳寅恪確非鑽進故紙，不問世事，對世變無動於衷之人。俞大維就回憶，陳寅恪格外關注“中國曆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所以，陳寅恪雖以治魏晉隋唐之史爲主業，然“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由於有這種難得的親歷感，陳寅恪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清末變法運動，有着自己的一套見解，並且成爲其探討歷史與現實問題的重要基礎。

據石泉教授回憶，陳寅恪曾自言“對晚清歷史一直是很注意的”，只是“自己不能作這方面的研究，認真作，就容易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雖說如此，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依然不忘將其與晚清以降的歷史作比較。比如他認爲：“近百年來中國之變遷極速，有劃時代的變動，而唐代的變動也極爲劇烈迅速，如天寶以前與天寶以後便大不相同。”因此，分析陳寅恪如何看待晚清以降的歷史，特別是他祖父陳寶箴與父親陳三立深度參與其中的戊戌變法，不但可藉此形成更具“現場感”的歷史視角，且或有助於理解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的問題意識與思想關懷。

一

只要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大概就會清楚戊戌變法的重要意義。在史料方面，陳寅恪認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撰寫的《戊戌政變記》“所言不盡實錄”。在評價方面，儘管 “戊戌政變已大書深刻於舊朝晚季之史乘，其一時之成敗是非，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但關於清末的變法運動，陳寅恪仍有一番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當時有兩種不同的變法改革思路：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爲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爲漢奸國賊，羣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爲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自言其“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彼時之官員士紳在主張漸漸採取西法之時，並未激進的否定中國傳統政教體系，而是多認爲作爲價值標準與倫常準則的中學自有其不可泯滅的價值，只是在槍炮機械、商業活動、行政規則等方面，遠西或有值得學習借鑑之處。汪榮祖老師認爲，陳寅恪區分清末變法兩種不同的源流，“並非思想本質有大異，而是穩健與冒進之別。冒進之失敗，更感到未採穩健以達變法目的之遺憾”。從改革手段而言，固然如此。若進一步拓展至分析其思想源流，則康有爲之學術思想，恐非郭嵩燾、陳寶箴輩所能認同（詳後文）。而更年輕的一輩“康黨”，曾與之有過往來的章太炎這樣回憶：“時新學初興，爲政者輒以算數物理與政事併爲一談。餘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引其術語以附政論，餘以爲科舉新樣也。”由此可見，遠西的格致之學對他們影響頗深，其思維方式較之深涉政務的清廷幹吏，已有明顯不同。

關於陳寶箴的爲政理念，陳三立說：“府君獨知時變所當爲而已，不復較孰爲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其爲治規畫遠大，務程功於切近，視國家之急逾其私。”而陳三立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自述其政見，亦直陳：“國家興廢存亡之數有其漸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幾焉，謹而持之，審慎而操縱之，猶可轉危而爲安，銷禍萌而維國是也”。以此爲標準，“吾國自光緒甲午之戰畢始稍言變法，當時昧於天下之天勢，怙其私臆激盪馳驟，愛憎反覆，迄於無效，且召大釁，窮無復之。遂益採囂陵之說，用矯誣之術，以塗飾海內外耳目。於人才風俗之本、先後緩急之程一不關其慮，而節鉞重臣號爲負時望預國聞者亦復奮舌摩掌，揚其瀾而張其焰，曲狥下上狂逞之人心，翹然以自異，於是人紀之防墮，滔天之象成，而大命隨之矣”。而對於遠西新法，陳三立則認爲：“秦以來以胥吏之法治天下，數千載之間遏絕上下，束縛國柄，生人日入於憔悴，不獲蘇息。故弊法之不可守猶陷阱之不可邇，毒草之不可嘗也。其爲害至痛也”。又言：“餘嘗觀泰西民權之制，創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論者或傳其溢言，痛拒極詆，比之叛逆，誠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謂決可驟行而無後災餘患，亦復誰信之？”或許是受到長輩政治主張的影響，陳寅恪強調以其祖父陳寶箴爲代表的一批士大夫乃“歷經世務”之人，即擁有處理日常政務、辦理中西交涉、接觸士農工商的豐富經驗。正是基於熟識民間疾苦、具備行政經驗，使得這批士人意識到中國舊制的弊病與變法改革的重要性，但同時深知在中國這一廣土衆民、地域發展不平衡、民間文化與信仰根深蒂固、社會矛盾錯綜複雜的國度進行大範圍的政治改革，誠非旦夕之間所能奏效。需要爲政者深思熟慮、全盤考量，平衡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與社會利益，進而採取穩健可行的政治實踐，否則各類政令難免流於一紙空文。比如陳寅恪論及身爲湖南巡撫的陳寶箴深知“中國之大，非一時能悉改變，故欲先以湘省爲全國之楷模，至若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爲領導。當時中央政權實屬於那拉後，如那拉後不欲變更舊制，光緒帝既無權力，更激起母子間之衝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因此藉由與朝廷重臣榮祿的良好關係，“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後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爲那拉後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首薦楊叔嶠，即爲此計劃之先導也。”其希望變法能減少阻力、平穩展開的苦心孤詣，於此可見一斑。而在力開新局方面，其識見頗受陳寅恪認可的黃濬即言：“翻吾國史事者，皆知近百年之興衰治亂，與湖南人士相關，鹹極深切。”而“湖南之煥然濯新，實自陳右銘撫湘始。當時勇於改革，天下靡然成風。右銘先生與江建霞、黃公度、梁任公等入湘，併力啓發，一時外論以比於日本變法之薩摩、長門諸藩，可見聲勢之舃奕”。

與之相較，在陳寅恪的視域裡，康有爲等人在戊戌年間的作爲，就顯得過於魯莽輕率。在由陳寅恪本人親自指導的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裡，石泉說道：

百日維新，表面如火如荼，實皆紙上文章。而當時比較開明通達、贊助新政之大臣，對於康之孔子改制學說，亦幾一致不能同意。疆吏中之重心人物張之洞，且特著《勸學篇》，以矯維新人士過激之論，而京中則新舊僵持之局已成。維新諸健者，皆書生，更事少，憤太后之大權在握，挾制德宗，致不能有爲，又懼太后一黨或將先下手以不利於己，於是鋌而走險，乃有聯袁世凱謀發動政變，誅鋤後黨之舉。終爲袁所賣，而一敗塗地。

由此觀點出發，或可進一步審視康有爲在甲午至戊戌年間的所思所爲。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爲久有澄清宇內之志。在早年所著的《康子內外篇》中，他認爲：“以天子之尊，獨任之權，一嚬笑若日月之照臨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動焉，卷舒開合，撫天下於股掌之上。”而這一局面“居今日地球各國之中，惟中國之勢獨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衆也，非以其物產之豐也，以其君權獨尊也”。這一觀點期待最高統治者能乾綱獨斷，力排衆議，以雷霆之威自上而下頒佈政令，刷新風氣。與其說此乃儒家的聖王論，不如說帶有更多先秦法家的元素。而此論也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康有爲對政治變革之方式與手段的理解。

本乎此，康有爲認爲只要光緒皇帝下定決心、毅然有爲，在自己及諸門生的輔佐下，就能夠仿效俄之彼得與日之明治，掃除障礙，一舉而變法成功。在制度設計層面，1898年，康有爲建議清廷設立“制度局”，正如論者所言，此乃康氏的“政治改革綱領”，“這一機構表面上是政治諮詢機構，實質上是政治決策機構，決定變法的一切”。其真實用意爲“在現行機構之外，添設一討論國家大政的部門”，以便於康氏及其門生進入政治決策中樞。然置諸彼時的政治環境，光緒皇帝難掌實權，官僚集團對康有爲充滿敵意，因此，這一舉措非但不能指望光緒爲之撐腰，反而引起朝堂之上官僚集團的極大警惕，認爲康有爲欲將彼輩架空。這就註定了康氏在中樞難以立足。而當眼見政治形勢於己越發不利之時，康有爲又一廂情願的策劃袁世凱保駕勤王，卻未曾考慮到後者認爲變法之舉過於魯莽，流弊甚多，因此絕不會輕易被自己的說辭所打動。凡此種種，對比陳寅恪筆下陳寶箴在朝中人事上的謹慎與持重態度，更可凸顯出康有爲十分缺乏政治經驗，甚至在行動上流於輕浮。1898年9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訪問，對廖壽恆、張蔭桓等人言及“有關國家利益得失之舉，尤益慎重周詳，切忌輕躁之行爲”。此外，“變法須細細考慮，而非猝然急激，否則，亂階將起。”將此論對照康有爲之舉措，則不可謂不切中要害。與之相似，嚴復在民初回憶晚近政治事件，強調“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恆以爲難，不敢輕心掉之。”照此標準，康、樑師徒，“於道徒見一偏，而由言甚易”，致使“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康有爲等人的政治熱情固然異常濃厚，但在政治手段與策略考量上則令人不敢恭維。

二

陳寅恪在課堂上曾說：“應將唐代看作與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因爲“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爲顯著”，與之相似，“唐代與外國、外族之交接最爲頻繁，不僅限於武力之徵戰與宗教之傳播，唐代內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可見，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至少在宏觀思考層面，或多或少受到自己對於晚近歷史變遷認識的影響。就此而言，或可將視野放寬，從陳寅恪研究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他所擅長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入手，分析他是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的政治變革，再由此對照他對於清末變法運動的看法，進而形成一個更爲全面的審視戊戌變法之歷史教訓的視角。陳寅恪嘗言：“東漢與曹魏，社會風氣道德標準改易至是，誠古今之鉅變。”於歷史變革之際，更易評析不同政治集團之作爲。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兩晉南北朝史”課程上，陳寅恪說：“此課之重點，要講司馬氏及曹氏兩個社會集團不同之關係及其盛衰之理由。”關於此內容，陳寅恪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裡有較爲詳細的論述。他分析東漢末年曹操集團崛起的原因。首先探討東漢中葉以後，作爲社會主要支配力量的豪門士大夫家族的羣體特徵。在他看來：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爲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爲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爲學也，則從師受經，或遊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爲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徵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爲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說，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爲其生活實際之表現。

在此局面下，作爲出身並不那麼顯貴之人，曹操在漢末面對這一佔據主要政治與社會資源的羣體，必須有一套破除其支配地位的政策，否則難以真正獲取政治權力，建立牢固的統治根基。對此，陳寅恪說：“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讀史者於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

陳寅恪認爲，曹操在當時頒佈的三條政令，即廣求有真才實學的賢人，縱然私德不修，身披污名，亦非要事。這一舉措背後的考慮就在於打破以奉行儒家義理爲標榜的世家大族對政治資源的壟斷：

東漢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於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農楊氏之類，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於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義，所謂“禹貢治水”，“春秋決獄”，以及“通經致用”，“國身通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範圍，或違反此標準者也。此範圍即家族鄉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以此等範圍標準爲本爲體。推廣至於治民治軍，爲末爲用。總而言之，本末必兼備，體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爲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尊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爲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蓋孟德出身閹宦家庭，而閹宦之人，在儒家經典教義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對此不兩立之教義，摧陷廓清之，則本身無以立足，更無從與士大夫階級之袁氏等相競爭也。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爲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與之同者，即是曹黨，與之異者，即是與曹氏爲敵之黨派，可以斷言矣。

可以看到，陳寅恪並未從道德層面去評判曹操的相關政令，而是細緻入微的解析他如是爲之的時代背景與具體原因。在他看來，曹操能夠成功的關鍵，在於闡述了一套不同於當時處於支配地位的儒學大族所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揭示了後者在話語和行動上的孱弱、虛僞與無力。以此凸顯以治國平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倫理，在東漢末期卻難以對各種紛亂之象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並且服膺儒家倫理的羣體，在實踐層面卻處處與前者所要求的標準相違背，把志在化民成俗、保民而王的儒家學說扭曲成旨在維護自身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說辭。

而另一方面，曹操提倡用人唯纔是舉，不論私德品評的政治主張，爲當時徘徊於主流政治羣體之外的各種政治勢力提供了能夠在歷史舞臺上一展身手的理論依據。借用馬克思觀點，這一舉措類似於有效的推動了將其從“自在階級”變爲能夠充分維護自身利益的“自爲階級”。所以說，曹操所宣揚的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深深契合於當時社會情狀的變化。如此一來，曹操集團的崛起，不但有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基礎，而且有一套能爲自身政治正當性進行有效論證、復可藉此能將更多的新興政治力量吸納進自己勢力範圍的政治說辭（或曰“政治意識形態”）。由此亦可見，陳寅恪分析政治口號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政治說辭背後的現實所指、政治鬥爭與不同思潮之間的消長，體現着極強的歷史敏銳性。

進一步而言，不止是分析漢末形勢，在討論魏晉清談時，陳寅恪亦認爲：“當魏末西晉時代即清談之前期，其清談乃當日政治上之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係，蓋藉此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者。”清談活動中盛行的名教與自然之辨，乃“當時諸人名教與自然主張之互異即是自身政治立場之不同，乃實際問題，非止玄想而已”。相似的，在研究西晉政治文化時，陳寅恪着眼剖析司馬氏政權的政治基礎與曹魏政權的政治基礎之間的本質差別，認爲彼時的儒學興衰與此政治變動極有關係，指出：“司馬氏之帝業，乃由當時之儒家大族擁戴而成，故西晉篡魏亦可謂之東漢儒家大族之復興。”在此背景下，“漢家法律，實本嬴秦之舊，雖有馬、鄭諸儒爲之章句，並未嘗以儒家經典爲法律條文也。然則中國儒家政治理想之書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爲聖經，而西晉以後復更成爲國法矣，此亦古今之鉅變，推原其故，實亦由司馬氏出身於東漢儒家大族有以致之”。縱觀那一時期的政權變動，“原因就在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社會階級的不同，決定了魏、蜀與東漢、袁紹、孫吳、西晉不同的政治特徵。從利弊來看，魏與蜀國的政治勝過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的政治”。“儒家大族之所謂寬仁，亦不過寬於儒家大族。其實寬於大族，即放任大族而苛虐小民。此正加深統治階級剝削之程度，以供其奢侈用費”。這些觀點揭示了中古時期那些看似與現實無涉的思想命題背後的現實政治鬥爭（甚至具有一定的階級鬥爭特徵）狀況，剖析學說與時勢之間的關係，呈現思想變革與政治力量博弈之間的漣漪效應，開拓了分析古代政治鬥爭的視野與思路，體現出令人擊節稱讚的史識。

三

循此思路，或可對康有爲等人在戊戌年間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略作考察。康有爲借鑑西學，重拾《春秋公羊傳》中的微言大義，倡導今文經學的改制之說，撰寫《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等以經說爲政術的著作，希望藉此來爲變法運動進行學理上的論證。關於康有爲的經學思想，本文不予展開詳細討論，而是聚焦於分析此一學說在當時政治與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及其得失。

作爲康有爲的主要弟子，梁啓超在戊戌年間聲名鵲起，在《時務報》發表多篇鼓吹變革科舉制度的文章，最後集結爲《變法通議》一書，在其中將康有爲的學說普及化。今人指出，如若聯繫到梁啓超應黃遵憲等人之邀，赴湖南時務學堂任教，在湘中造成極大的影響，那麼“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變法通義》，其實際所企圖的，並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擴大以共同擁有基於孔子改制的解讀方法爲起始的康學的講學場所。要將康學的方法通過報刊，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讀者的腦中以養成風氣”。按照梁啓超的事後回憶，他在時務學堂之時，“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示親友，全湘大譁”。

梁啓超這裡所言的“學生”，按照當時的社會結構，多半當屬士紳子弟。1897年，李鴻章致信傳教士李佳白，認爲：“中國的社會、教育和政府體制都使得士大夫階層能夠左右中國的命運。士大夫階層對政權的控制是好是壞，我們沒有必要去考慮它，反正它是一個既成的事實。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將之轉變爲有益、有用的渠道。”雖然在對待慈禧的態度上與李鴻章截然不同，但與前者相似，康有爲、梁啓超亦未曾想改變士紳藉此支配中國社會與政治這一現實。所以，梁啓超在當時主張：“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強調“紳權固當務之急”。他設想通過向士紳階層廣泛宣傳由康有爲闡釋的變法改制之說，吸引這一羣體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以康氏爲主導的政治陣營裡來。在這個意義上，作爲康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變法改制之說是否能夠讓更多的士紳階層中人接受、服膺，進而成爲自己陣營的一份子，實爲關鍵之所在。

但遺憾的是，康有爲的學說雖讓譚嗣同、唐才常、夏曾佑等有識之士甚感興趣，但卻引起士紳階層中多數人的質疑，甚至不滿。例如本非守舊之人的朱一新反覆與康有爲辯論其說經之失。同情改革的陳慶年批評：“近日學術日壞，如康有爲遍僞羣經，自謂刈除無用之學。其讀書分月日程，至以速化誘天下，謂六月即可成通儒，狂悍已極。”同樣支持變法的沈曾植眼見時賢“一旦陷入康門，遂悍然不顧”，感慨“康徒遍天下，可畏也”。彼時與梁啓超同在時務報館共事的章太炎向譚獻表達對康有爲門生的強烈不滿：“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哂。”宋恕初見康有爲，認爲其乃“中智之士”，但隨着對康黨的深入瞭解，便日感不滿，認爲：“康長素侈然自大，實不過貼括變相。《公車上書》中議論可笑已極！其文亦粗俗未脫岑僚氣，說經尤武斷無理，乃竟能搖動天下，赤縣民愚可謂極矣！”思想頗爲開通的孫寶瑄這樣評價康有爲之學：“吾謂長素教派，三聖之仇敵，公理之蟊賊，吾故辭而闢之，使天下人知其說之非，而不誤中其禍，則幸甚。”凡此種種，誠如今人所論：

“康黨”爲了實現自己的團體利益，有時不惜置維新大局於不顧，康門弟子“四出”宣傳師說，結黨營私、意氣用事，甚至有康有爲‘當有符命’之說，這事實上是在向時人透露康有爲‘教皇中國’的內心世界。加之康有爲性格自信、傲慢，自號“長素”，更坐實了其駕孔子而上的野心，因此導致了時人對“康黨”的一致反感……可以說，“康黨”的理論與做派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凝聚了“康黨”成員的同時，卻將“康黨”從變法派羣體中孤立出來。

關於戊戌年間的政治與學術思潮，陳寅恪亦有論述。在他看來：“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爲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繫。”而經學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恰如史家張蔭麟所言：“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也正因爲如此，康有爲效仿前人故技，借說經論時政。此舉若能引起共鳴，自然可收凝聚人心之效。可是一旦難以獲取大多數士紳階層的認同，那麼將會適得其反，導致自己在政治上愈發孤立，難以借政治意識形態來號召更多的人蔘與到變法運動中來。在陳寅恪眼裡，雖然“南海（康有爲）初期著述尚能正確說明西漢之今文學”，但在現實政治上，康有爲的學術主張，實難引起當時大多數人的共鳴。因此，相比曹操在東漢末期所揭示的新政治準則，康有爲所構建的意識形態話語，從現實政治得失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失敗的。

即便在學術上，陳寅恪曾說：“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願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爲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汎難徵之結論。”因此，他認爲康有爲“應用華嚴經中，古代天竺人之宇宙觀，支離怪誕，可謂‘神遊太虛境’矣”。猶有近者，清代今文經學時常力言《周禮》之僞，陳寅恪則認爲：“周禮一書，其真僞及著作年代問題古今說者多矣，大致爲儒家依據舊資料加以系統理想化之偉作，蓋託古改制而未嘗實行者。”宇文泰政權草創之初，根基不穩，故“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爲一家”。究其實，“即陽傳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而已”。舍此不論，一味追究文本真僞，頗有買櫝還珠之嫌。此外，在研究武則天與佛教之關係時，陳寅恪順帶對以康有爲爲代表的晚清今文經學進行評價：“蓋武曌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於儒家經典中得一合理之證明，自不得不轉求之於佛教經典。而此佛教經典若爲新譯或僞造，則必假託譯主，或別撰經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書更難取信於人。仍不如即取前代舊譯之原本，曲爲比附，較之僞造或重譯者，猶爲事半而功倍。由此觀之，近世學者往往以新莽篡漢之故，輒謂古文諸經及太史公書等悉爲劉歆所僞造或篡改者，其說殆不盡然。”因爲“武曌之頒行大雲經與王莽之班符命四十二篇，其事正復相類，自可取與立論”。換言之，康有爲不但在政治策略上頗顯魯莽，在構建其學說時亦弄巧成拙，予人口實。

四

當然，陳寅恪對康有爲等人頗有批評，並不代表他對康黨的對立面評價有多高。晚清政治沿革，李鴻章作用甚爲重要。對於其人，陳寅恪說道：

合肥（李鴻章）自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凡歷四十年，專辦洋務，故外人竟以合肥爲中國之代表，亦自有理由。夫淮軍之興起，本出於那拉後欲藉此以分化牽制湘軍，特加倚重。曾、左之流，雖亦不能不稍稍敷衍，然其親密之程度，則湘軍之元勳，遠不及淮軍之主將。吾人今日平情論之，合肥之於外國情事，固略勝當時科舉出身之清流，但終屬一知半解，往往爲外人所欺紿。即就法越一役言之，合肥若果能深通外情者，則中國應得較勝之結局也。

在這裡，陳寅恪認爲李鴻章的洋務水平不宜被過分高估，他的知識侷限性導致中國西南邊疆遭遇危機。此外，陳寅恪此處還提到了實際控制晚清朝局數十年的慈禧。對於這位擅長玩弄權術的統治者，他這樣評價：

縱觀那拉後一生之行事，約有數端：一，爲把持政權，不以侄嗣穆宗，而以弟承大統。後取本身之侄女強配德宗，釀成後來戊戌、庚子之事變。二，爲重用出自湘軍系統之淮軍，以牽制湘軍，遂啓北洋軍閥之一派，塗炭生靈者二十年。三，爲違反祖制，信任閹宦，遂令晚清政治腐敗更甚。四，爲縱情娛樂，修築園囿，移用海軍經費，致有甲午之敗。五，爲分化漢人，復就漢人清、濁兩派中，揚濁抑清，而以滿人榮祿掌握兵權。後來攝政王載灃承其故智，變本加厲，終激起漢人排滿復仇之觀念。

在寅恪看來，慈禧不但違背清廷祖訓，干預帝位繼承，致使朝綱紊亂，而且爲了拉一派打一派，製造大臣之間的黨爭，損耗清廷的政治根基。更有甚者，陳寅恪認爲北洋軍閥之興起，慈禧也脫離不了干係。當然，他並未提到1900年以後得到慈禧首肯的預備立憲。不過在由他指導的石泉的論文裡，對此亦嘗論及：

辛丑以後，國內開始在張之洞、袁世凱等領導之下，再謀新政。於是壓抑兩載有餘之知識分子、新興勢力，遂又重新擡頭，隨新政之擴張，而迅速成長。科舉廢，學堂開，新軍立，鐵路興，舉國風氣丕變。然中樞大政，則日益使人心失望，滿清統治者於此舉國望治殷切，熱盼改革自強之際，雖亦勉求適應時勢，爲前所未有之舉措，但較之客觀要求，則仍相去甚遠。益以當時全世界民族主義之日趨狂熱，又益以宣統以後親貴用事，排斥漢人，遂使昔日主張變法維新者，亦漸趨於革命。蓋以清廷當時用人行政之倒行逆施，敷衍欺騙，遂使保皇黨、立憲派之論據全失，而人心乃益向革命。又加以外國之同情與暗助，於是辛亥武昌一發，而響應遂遍全國，迨北洋軍事勢力與南方革命勢力之妥協成，滿清帝國遂迎刃而解矣。

綜合陳寅恪與石泉之論，可以看到，清廷之亡，與其說是由於革命黨力量多麼強大，不如說是統治階級腐敗墮落、昧於時勢、權貴攬政、黨爭內耗的結果。物之自腐，無藥可醫。而以陳寅恪曾討論過的歷史人物而論，慈禧既不像武則天那樣善於利用政治意識形態爲自己建立統治根基，也不如後者善於審時度勢，通過提拔出身進士科的新興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基礎。李鴻章與清流黨中人，亦難以與擅長於危局之中調和各方關係以抵禦外侮的王導相比。康有爲等維新士人，無論是政治經驗，還是學術見地，更難以和漢末魏晉政壇上的執牛耳者並論。這等局面，湘鄉、南皮之舊法究竟能否有效應對，恐怕答案並不那麼清晰，此所以自感“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託命於非驢非馬之國”也。

最後，近代中國遭逢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實緣於外力衝擊。陳寅恪嘗言：“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文教興衰，關乎世運。與陳寅恪關極熟的傅斯年嘗言，晚清之際，曾國藩爲官治事，“規模典型既在正軌之中，一時天辰似有一種清明之氣”。及至李鴻章，“風氣頓變”，其人實屬“譎而不正”者流。而“一譎之後，自有如袁世凱者出焉”。因此，要想重建維繫世道人心的“綱紀”，恐怕得先從抵禦“外族之侵迫”做起。而如何方能抵禦“外族之侵迫”？在撰寫於抗戰期間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裡，陳寅恪說：“唐代武功可稱爲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爲之先導者也。”具體到唐初，彼時“亞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華夏也。但唐太宗僅於十年之後，能以屈辱破殘之中國一舉而覆滅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發奮自強，遂得臻此，實亦突厥本身之腐敗及回紇之興起二端有以致之也”。照此觀點，中國能否擺脫“外族之侵迫”，說到底還得看後者實力是否被別的力量所損耗。命運繫於他人之手，着實令人倍覺傷感。古典與今典互證，當其時也，陳寅恪慨嘆“誰挽建炎新世局，昏燈掩卷不勝悲”。親歷國民黨高層之言行，他深感“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及至1951年，陳寅恪發表《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強調李世民對待北方強鄰突厥，初期隱忍，終能克之，建功雪恥，轉弱爲強，“是固不世出人傑之所爲也”。[71]此文看似史論，實則有其現實所指。放眼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此“人傑”之美譽，陳寅恪寄希望於誰人，相信世之以公心讀當代史事與陳氏遺文者，不難找到答案。而據他的助手黃萱回憶：“他（陳寅恪）對於抗美援朝的勝利，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爲這是大膽而且得策的進軍。”三年以後，陳寅恪復發表《論韓愈》，其中談到：

蓋天竺佛教傳入中國時，而吾國文化史已達甚高之程度，故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之特性，六朝僧徒“格義”之學，即是此種努力之表現，儒家書中具有系統易被利用者，則爲小戴記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嘗試矣。然中庸一篇雖可利用，以溝通儒釋心性抽象之差異，而於政治社會具體上華夏、天竺兩種學說之衝突，尚不能求得一調和貫徹，自成體系之論點。退之首先發現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爲體，華夏爲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可臻此。

戊戌年間，康有爲借公羊學談變法，實深受他當時所能接觸到的西學之啓發。然其學說粗陋武斷處甚多，非但不能有助於政治鬥爭，更難以解決西學對中國傳統的猛烈衝擊。較之韓愈以“天竺爲體，華夏爲用”，發宋代新儒學之先聲，高下之別，豈待多言。往事已矣。域外學說進入中國，“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之特性”，此事或爲近代以來古今中西之爭的根本問題之一。如何產生妥善調和中外文化，在內容上“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之新學說？陳寅恪此文啓人深思處或在於此。而回顧近代以來的世變，面對“神州沸騰，寰宇紛擾”，此事恐非康有爲及其流裔強立正統、自建宗派、畫地爲牢、誣人異端之舉所能解決。

信息採集：王子傑

文字編輯：王子傑

媒體編輯：蔡雪菲